1891年的廣東大埔,天氣悶熱。吳奇偉出生在百侯鎮一個普通農家。
家里地不多,父親吳鴻漸種點水稻,勉強糊口。
那時候的廣東,不像現在這么太平,土匪多,捐稅重。
吳奇偉小時候讀過幾年私塾,后來進了大埔中學。書念得還行,但他不想種地。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這股風吹到了大埔。
二十歲的吳奇偉剪了辮子,加入了同盟會。年輕人熱血沸騰,覺得只有拿槍才能改變世道。
1912年,他考進了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這所學校在當時很有名,出了不少軍事人才。
他在學校里學戰術、學地形,和白崇禧、葉挺成了同學。
那幾年,他沒少吃苦,操課很重,但他咬牙堅持下來了。
畢業后,他回廣東投奔了粵軍。那時候的軍隊,派系林立。
他先是在陳炯明手下干,后來轉投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
軍長是張發奎,下面有個葉挺獨立團。
吳奇偉在第十二師三十六團當參謀長,團長是黃琪翔。這兩人搭檔,打仗很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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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北伐軍打到了湖北。汀泗橋是個硬骨頭。
吳佩孚的主力在這里守著,橋邊全是水,易守難攻。吳奇偉帶著部隊沖在前面。
吳佩孚的督戰隊在后面架著機槍,誰退就打死誰。雙方打得血肉橫飛。
吳奇偉和黃琪翔指揮部隊夜襲,終于沖過了橋。
這一仗,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吳奇偉因為戰功,升任團長。
接下來的幾年,中國亂成了一鍋粥。蔣介石和各路軍閥打來打去。
吳奇偉跟著張發奎,先打桂系,又打馮玉祥、閻錫山。
1930年的中原大戰,戰場在河南。吳奇偉這時候已經是第十二師師長了。
他在戰場上腿部受了傷,但沒下火線。仗打完,他升任第四軍軍長。
那時候他才三十多歲,算是少壯派。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人占了東北。但蔣介石忙著“攘外必先安內”。
1933年,吳奇偉被調到江西。他的任務變了,變成了“圍剿”紅軍。
他當上了北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官,指揮第四軍和第五十九師。
這時候的紅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已經搞了好幾次反“圍剿”。
吳奇偉的部隊進入江西后,在黎川、廣昌一帶和紅軍交火。
紅軍的戰術靈活,經常夜間行軍,打伏擊。
吳奇偉的部隊雖然裝備好,但總找不到紅軍主力。他在日記里寫過,說紅軍“飄忽不定,難以捉摸”。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開始長征。
蔣介石急了,調了幾十萬大軍跟著追。吳奇偉的部隊是其中一路主力。
這一追,就是兩萬里。
紅軍往西走,吳奇偉就往西追。紅軍進湖南,他也進湖南。紅軍過廣西,他也過廣西。
那時候的路很難走,全是山路。士兵們穿著草鞋,甚至光著腳,腳底板全是血泡。
后勤跟不上,糧食經常不夠吃。吳奇偉的部隊里,逃跑的士兵很多。
但他下了死命令,必須咬住紅軍。
1935年1月,紅軍到了貴州。在遵義,雙方打了一場大仗。
這是吳奇偉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敗仗。
當時的情況很復雜。紅軍在土城打了一仗,沒打好,一渡赤水。
蔣介石以為紅軍要北渡長江,急令吳奇偉和川軍夾擊。
沒想到,毛澤東殺了個回馬槍。紅軍二渡赤水,重占遵義。
吳奇偉這時候帶著兩個師——第五十九師和第九十三師,在遵義城南的忠莊鋪一帶防守。
他的指揮部設在忠莊鋪。紅軍主力突然從北邊壓過來,攻勢極猛。第五十九師首當其沖。
師長韓漢英頂不住,向吳奇偉求救。
吳奇偉手里只有第九十三師作為預備隊,但他猶豫了。戰場通訊不暢,命令傳達下去很慢。
紅軍像潮水一樣涌上來。第五十九師的陣地被突破了,士兵四散奔逃。
吳奇偉一看形勢不對,帶著第九十三師往后撤。他想撤過烏江,依靠天險防守。
到了烏江邊,場面亂成一團。工兵正在架浮橋。后面紅軍的追兵已經到了。
吳奇偉怕被堵住,命令部隊趕緊過江。結果,浮橋還沒拆,大批士兵和重裝備都丟在了東岸。
紅軍繳獲了大量的機槍、大炮和彈藥。
吳奇偉過了江,還是不放心。他命令把浮橋炸斷。看著自己的士兵還在橋上,他也顧不上了。
這一仗,他的兩個師基本被打殘了。他帶著殘兵敗將跑到貴陽,見到了薛岳。
薛岳是貴州綏靖公署主任,也是這次追擊的總指揮。薛岳沒給他好臉色,把他罵了一頓。
蔣介石也發來電報,嚴厲斥責,甚至說要“軍法從事”。
這一敗,對吳奇偉打擊很大。他后來很少提這件事。
但在當時,這確實是國民黨軍在長征中的一次重大失利。
過了遵義,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包圍圈。
吳奇偉的部隊還在后面追,但已經被拖得精疲力竭。
等紅軍到了大渡河,吳奇偉的部隊還在貴州山區打轉。
等他趕到大渡河邊,紅軍已經過了河,還把橋炸了。他只能望河興嘆。
這一年多的追擊,讓吳奇偉看清了很多事。
他發現,紅軍不是流寇,而是一支有信仰、有戰術的軍隊。
國民黨軍雖然人多槍多,但內部勾心斗角,指揮混亂。他對“剿共”這件事,心里開始打問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了。
吳奇偉的心情很復雜。國難當頭,他把個人的恩怨放在了一邊。
8月,淞滬會戰打響。吳奇偉率第四軍奔赴上海。
這支部隊在北伐時是“鐵軍”,但后來在內戰中損耗很大。
到了上海,他們面對的是日軍最精銳的第三師團和第十一師團。
戰場在羅店和嘉定。日軍的飛機、大炮、坦克輪番轟炸。
吳奇偉的部隊沒有制空權,只能靠血肉之軀硬頂。
有時候一個陣地,一天之內反復爭奪好幾次。連長犧牲了,排長頂上;排長犧牲了,班長頂上。
有一次,日軍突破了陣地,沖到了指揮部附近。
吳奇偉把警衛排都派了上去,還把炊事員、文書都組織起來拿槍抵抗。
他自己拿著駁殼槍在前線督戰。這一仗打了三個月,第四軍傷亡過半,但守住了陣地。
戰后,部隊撤下來整補,他看著剩下的弟兄,哭了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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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武漢會戰爆發。這是抗戰初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
吳奇偉升任第九集團軍總司令,下轄十幾個師,總共十萬多人。
戰場在江西的萬家嶺一帶。日軍第106師團冒進,鉆進了山區。
薛岳抓住機會,命令吳奇偉和俞濟時等部隊合圍。
這是一場惡戰。山區里林木茂密,視線不好。雙方在山溝里肉搏。
日軍依靠空中支援,瘋狂反撲。吳奇偉的部隊傷亡很大,有的師打到最后只剩幾百人。
但他下了死命令,不準后退一步。
打了幾天幾夜,日軍被壓縮在幾個小山頭上。吳奇偉下令總攻。
部隊沖上山頭,和日軍展開白刃戰。最后,日軍第106師團幾乎被全殲。
這就是著名的“萬家嶺大捷”。
這一仗,震動了全國。延安的《新華日報》專門發了社論慶祝。
吳奇偉的名字,再次響徹大江南北。這時候的他,不再是那個只會打內戰的將軍,而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之后的幾年,吳奇偉又參加了南潯線戰役、第一次長沙會戰、鄂西會戰。
1943年,他指揮部隊反攻宜昌,打得很艱苦,但最終收復了這座城市。
抗戰勝利時,吳奇偉在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的任上。
他去武漢受降,看著日本兵低著頭交出武器,心里五味雜陳。他覺得這八年的血沒白流。
可是,好景不長。抗戰一結束,蔣介石又要打內戰。
吳奇偉對此很反感。他在湖南當過省政府主席,親眼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
官員們“接收”變成了“劫收”,貪污受賄,軍紀敗壞。老百姓怨聲載道。
他和薛岳關系不好。薛岳是蔣介石的親信,排擠異己。
吳奇偉在湖南干得很不順心。1947年,他干脆辭職,回到了廣州。
在廣州,他不想過問政治。但他畢竟是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門生故舊很多。
大家來看他,都在談論戰局。解放軍在東北、華東節節勝利,國民黨軍屢戰屢敗。
吳奇偉心里明白,這個政權長不了。
1948年,蔣介石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強令他復出。
給了他一個“徐州剿總副總司令”的虛職。他不想去,推說身體不好。
后來又讓他當廣州綏靖公署副主任,他勉強答應了,但基本不管事。
這時候,他的老部下李潔之、曾天節等人,已經在和中共地下黨接觸。
李潔之是廣東省保安第十三團團長,駐防在東江地區。
他們經常在一起聊天,對時局的看法很一致。
1949年春天,解放軍渡過長江,占領南京。國民黨政府逃到廣州。
這時候的廣州,已經是一片混亂。逃跑的官員、軍官擠滿了街道,物價飛漲,人心惶惶。
吳奇偉住在廣州東山的一座小樓里。他經常一個人喝悶酒,聽收音機里的新華社廣播。
他在等待一個機會。
4月,解放軍逼近廣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派人來和吳奇偉接觸。
來人帶來了葉劍英的信。葉劍英也是廣東人,和吳奇偉算是老鄉,早年也認識。
信里勸他認清形勢,棄暗投明。
吳奇偉看完信,沉默了很久。他想起了長征時的追擊,想起了抗戰時的流血。
他覺得,不能再為蔣介石賣命了。他召集李潔之、曾天節開會,決定起義。
5月,吳奇偉秘密離開廣州,去了東江。
他在老隆(今龍川縣)召開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保安第十三團、獨立第一團等部隊的軍官。
吳奇偉站起來,宣布起義。他說,國民黨腐敗無能,蔣介石眾叛親離,我們不能再跟著走絕路。
只有起義,才是唯一的出路。
當場,大家都同意。5月7日,他們通電全國,宣布脫離國民黨政府,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這一舉動,像一顆炸彈,震動了國民黨華南當局。
余漢謀、薛岳驚慌失措,急令部隊圍剿。
但吳奇偉的起義部隊已經控制了老隆、五華、梅縣等地,打通了韓江通道。
毛澤東和朱德從北平發來賀電,嘉勉他們的義舉。這封電報,吳奇偉一直保存著。
起義后,吳奇偉的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他任司令員。
這支部隊在后來的解放廣東戰役中,配合南下的野戰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9月,吳奇偉接到邀請,去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他帶著家人,坐船到香港,再轉船北上。
一路上,他心情很激動。這是他第一次去北方。
到了北平,他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街上的人精神面貌都不一樣,秩序井然。
10月1日下午,他和其他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那天風很大,但陽光很好。城樓上掛著大紅燈籠。
下午三點,毛澤東主席走到麥克風前,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廣場上的人群歡呼起來,像海浪一樣。吳奇偉站在人群中,看著這一切。
他穿著一身深色的中山裝,胸前別著政協的徽章。
儀式結束后,毛澤東走過來和代表們握手。
到了吳奇偉面前,毛澤東停下了腳步,握住他的手,笑著說:“你也來了,歡迎歡迎。”
吳奇偉感到一陣暖流涌上心頭。他想說什么,但喉嚨哽咽了,只說了一句:“主席好。”
那一刻,他想起了這二十多年的路。從江西的追擊,到上海的血戰,再到今天的城樓。
歷史轉了一個大圈,把他帶到了這里。
后來,他被任命為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
他把家安在了廣州,也在北京分了一套房子。
新中國成立初期,事情很多。他參加各種會議,視察工地,提建議。
他對治理珠江很感興趣,提過不少方案。雖然不再穿軍裝,但他依然保持著軍人的作風,做事雷厲風行。
1953年,他在北京病逝。走的時候,身邊有家人,也有老部下。
他的骨灰后來遷回了廣州,葬在銀河公墓。墓碑上沒有太多的頭銜,只有生卒年月。
那兩萬里的追擊,和天安門城樓上的一天,成了歷史書里的幾行字。
對于他個人來說,這漫長的一生,終于在那個秋天找到了落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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