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最火財神

春節假期，一口氣連刷了40集《太平年》。在我看來，這部劇最吸引人的地方有兩個：首先它是近幾年來少有的歷史正劇，人物的言行舉止、思考邏輯都貼合一千多年前應有的樣子，不虛構背景、不設置過于現代意味的戲劇沖突，這很難得。其次它將鏡頭對準了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五代十國”，用非常人性的筆觸描寫石敬瑭、劉知遠、郭威這些人們印象中的“亂世皇帝”，不直接“套公式”、不寫成刻板的“英雄史詩”，也很難得。

而在《太平年》所有出場人物里，我最喜歡的就是柴榮。

在這之前，我當然知道這位鼎鼎大名的周世宗，知道他是大宋王朝真正的奠基者，但也僅此而已了。在大多數時候，柴榮都更像是歷史的“飯后談資”，以只言片語的形式出現在其他故事里。比如看《水滸》的時候，你會讀到柴進柴大官人之所以敢收留朝廷欽犯、廣交天下豪杰，是因為他是柴榮的嫡系子孫，世代供奉著趙匡胤御賜的丹書鐵券。還有在“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這一回里，林沖在路邊打尖的時候跟店小二閑聊起了“黃袍加身”的典故，店小二夸世宗“讓位有德”，堪比堯舜。

至于柴榮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為什么他會被稱為“五代第一明君”？為什么趙匡胤明明是個“兵變上位”的軍頭，卻選擇了善待柴榮的后人？如果只靠史書來考證，大概只能看到一位“有雄圖偉略的英主”，很難說清他和昭烈帝劉備、宋武帝劉裕這些同樣“壯志未酬”的皇帝有什么區別。而《太平年》恰到好處地為“成長故事”嵌入了“帝王群像”，人物弧光拉滿，給足了回味空間。

所以在準備春節選題的時候，我第一時間想到了“柴榮”。不僅僅是因為《太平年》熱播，有熱度。最主要的是，柴榮的故事也其實很應景：他是位財神。

何以為“神”？

在聊柴榮的財神故事之前，咱們先來聊聊這樣一個問題：古代的人為什么要“造神”？

最常見的解釋是，古人的知識水平有限，難以解釋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再加上古人生產力水平落后，所有人都靠著農林牧漁，而農林牧漁都是高度“靠天吃飯”的行業。因此出于敬畏，再加上一些巧合——比如在地勢低洼的地方架起火堆，確實可以讓地面的濕氣受熱上升，并制造大量的水汽凝結核，進而增加降雨概率——古人需要制造一個“神”以及“這位神的傳說”來指導生活。

這當然很合理，但這套解釋更適用于上古時期。上古之后，人類的生產力有充分提升，學會了利用水力幫助耕種，學會了育種繁殖提高肉食產量，更學會了觀察天文變化來制定歷法，“不可知”的空間小了很多。并且在物質極大豐富后，人類的社會分工不止于農業，開始有了木匠、鐵匠、庖廚。

這些不涉及太多“自然規律”的行業，卻仍然有了“神”。這是為什么？

我看過大量的解釋，其中最合理的說法是古人在發展的過程中，早就充分意識到了“組織”的重要性了。但現實的問題在于，“組織”需要“秩序”來保證順暢運行，而無論是“形成秩序”還是“維持秩序”都是一件麻煩事。其次，人類的腦容量是有限的，人類學家羅賓·鄧巴就曾經論證過，在沒有互聯網等工具的幫助下，人類個體能夠維系的社交關系上限就是150個。一個行業的傳承、一項工程的實現、一條國策的執行都會遠遠超過這個數字。

這時候有位“神”就方便多了。人們可以通過賦予某些行為以“神性”來擬定某個領域內的行為準則。在基礎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的古代，“神”也可以無限壓縮解釋成本。更關鍵的是，智人作為社會性動物、圍獵起家的種群，基因里就有“通過社交來維持社群聯系”的沖動，而最基礎的“社交方式”就是“語言交流”——還有比神話故事，更適合勞動人民的“語料素材”嗎？創造“神”，還解決了通訊手段落后情況下的傳播問題。

所以“造神”是很重要的，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上述的“造神”邏輯也決定了什么樣的人有機會“封神”：首先，名氣得大、功績卓著，這樣他的行為才有說服力；其次，行為得極端，最好表現出一些“反人性本能”的偏執，這樣才能起到約束作用；第三，他的行為需要有“開創性”，要讓所有人“頓覺天地寬”，這樣才值得人們期待“神跡再臨”。

咱們用“廚師之神”伊尹來舉例：首先，伊尹是商朝宰相，幫助大商順利地完成從成湯到太甲的政權過渡，創造了中華文明史上第一個被正史記載的“盛世”；其次，伊尹在出任大商相國之前是成湯的私人廚師，純純奴隸出身，階層跨越非常陡；第三，人們都記得“治大國如烹小鮮”是老子的名言，但實際上第一次用“烹飪”來教育帝王如何治國的人其實是伊尹，他生活的年代比老子早了一千多年。

何以為“財神”

套用上面的邏輯，什么樣的人能夠被尊奉為“財神”就不難回答了。

關羽之所以成為財神，是因為他忠義、誠信，哪怕曹操給多少真金白銀仍然把桃園結義的誓言當做最高信仰，不惜“千里走單騎”，這顯然是生意場上最寶貴的品質。而且關羽之所以能夠被呂蒙“白衣渡江”得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在古代“白衣”是“商賈”的標識——能夠在三國如此亂世時仍然對商人表達充分的信任，這還不納頭便拜？

趙公明之所以成為財神，是因為他兇神惡煞，左手持鐵鞭、右手持鐵索、胯下騎黑虎，是道教神話體系里著名的護法神，專門平息一切“不公平之事”。比如在成書于明代的志怪小說《東游記》里，八仙鬧海后玉帝正是委派趙公明下界替四海龍王主持公道——自古以來中國社會就遵循著“士農工商”的排序，將“商人”看做“四民之末”，還有誰會比他們更渴望“公平”呢？

具體柴榮的“成神”之路，主要在于第三點：他的很多行為是非常有“開創性”的。

首先在古代，統治者想要提振經濟、充實財政，方法無外乎分為兩類。一類是收稅——歷史上大名鼎鼎的經濟改革策略“一條鞭法”“攤丁入畝”，根本目的都是讓稅收渠道變得更加通暢、豐富稅源；另一類是休養——例如西漢歷史上的兩段盛世“文景之治”和“孝宣中興”，根本目的都是恢復生產力，保證財政來源的穩定。

但也不是沒有例外，比如諸葛亮。在諸葛亮掌權的十三年里，季漢在既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稅制改革，也沒有長時間地休養生息，有能力前后發動過五次北伐戰爭和一次南下平叛，其根本原因在于諸葛亮的“金融策略”：通過鑄造與原有流通貨幣1:100兌換值的“百直錢”，從民間換來真金白銀填充國庫，再將“百直錢”錨定“蜀錦”這個由季漢壟斷的硬通貨，形成商品本位制穩定貨幣信用，還能倒逼魏國、吳國的貴金屬與等價糧食流入國內。

而柴榮是另一個“例外”。在柴榮看來，經歷了五代之亂的中原當然需要休養生息、恢復生產，但并不意味著所有地方都是“凋敝”的。西南的巴蜀和東南的吳越都水土豐富、氣候溫暖且承平日久，無論是官府還是百姓都積攢了相當數量的錢糧盈余。

核心問題在于五代以來軍閥割據，無數個小國家就有無數個貨幣體系，貨幣的材質、流通方式都非常混亂，毫無信用體系可言。在這個前提下，跨區域流通貨物的風險就變得非常大。除此而外，在戰亂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本能地大量囤積貴金屬，方式包括且不限于塑造銅像、打首飾、澆筑金錠銀錠。

——說到這里你應該已經想到了一個詞：流動性。

是的，柴榮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從“貨幣流動性”來思考提振經濟的執政者。即位之后，重開銅礦、收繳舊銅、集中冶鑄、嚴刑峻法，用最快的速度打造了穩定的貨幣信用體系。為了讓貨幣能夠盡快地、有效的“流通”起來，柴榮最著名的段子是他執政期間瘋狂“毀佛”，把寺院里的和尚尼姑們重新趕出去當“老百姓”，把寺廟里的佛像熔鑄為“周元通寶”，結果直接創造了唐末一百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貨幣投放”。

《太平年》電視劇里其實也側面提到了這些舉措，后周和吳越國能夠順利地打通從杭州到萊州的海上貿易線，實現所謂的“南糧北上”，一切顯然是以“穩定的貨幣體系”和“良好的貨幣流動性”為前提的。

其次在古玩界，有句話叫做“唐以前近古，宋以后類今”。意思是唐朝以前人們的生活方式，很符合我們對“古代”的想象，器物造型和審美都“古色古香”，宋朝之后的生活方式就和我們今天很類似。你看《清明上河圖》就完美地體現了這一切，你甚至能在圖里看到外賣小哥。

而前面我也提到了，周世宗柴榮其實是實際上大宋奠基人，趙匡胤開國之后的很多舉措實際上就是柴榮改革的思路延續，其中在城市建設方面。在后周之前，出于防務等客觀需要，城市的各個功能區都是被明確規劃的，不得隨意流動。柴榮即位之后頒布了《京城別筑羅城詔》，明確官府只負責修建寬廣平坦的道路、辦公所需的公廨、以及各種倉場，其他空白的地方全部交給百姓，愛修樓就修樓、愛種樹就種樹。

要知道柴榮在當皇帝之前，就曾經花了很大的功夫疏通運河漕運，整飭水利，《太平年》里也還原了這段劇情。再加上前面提到了，當上皇帝之后的柴榮花了相當大的力氣增加貨幣流動性，健全市場信用體系。可以說經過柴榮改革后的汴梁城，也隨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適合發展商業、最有市場經濟底色的城市，這可太值得后來的商人們懷念了。

最支持柴榮成為財神的例證，是傳說他本來就是“商人”。一個廣為流傳的版本是：郭威本來就沒打算把柴榮當做接班人，畢竟柴榮只是一個家道中落、不得不寄養在自己家的“親戚”，因此柴榮年輕的時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拿著郭威給的本錢出去做生意，用賺到的錢填補軍費”。而在這個過程中，他遇到了一位叫做頡跌氏的外國商人后來這位頡跌氏成為了柴榮的“師父”，教他如何發現市場機會，如何把握進貨賣貨的時機，后來柴榮還因此成為了江陵首屈一指的大茶商。

當然，這段記錄出自《五代史補》，是北宋進士陶岳自己編纂的“雜聞”，不在二十四史之類，嚴格意義上來說是“野史”。但如此懂經濟規律、能夠在需要提振經濟的時候直接洞察到阻礙經濟正向循壞的要害、非常清晰地知道政府對于市場活動管轄的邊界在哪里，沒有一點真實的“從商經歷”是說不通的。

另外，脫口秀表演藝術家史炎老師曾經說過，所有的民間習俗都是一個無比巧妙的“諧音梗”——我總覺得柴榮之所以被后世尊為“財神”，也因為“柴榮”這個名字取得好，“財融”，有財，其樂融融嘛。反正四川地區的朋友們應該知道，大年初一的有個習俗是出門“找木棍”，美其名曰“撿柴/財”。

何以“拜神”

最后我想說的是，古人造神，是為了解釋世界、規范行為；而人們選擇拜神，是為了安頓自己。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宗教崇拜的本質并非對某個超自然個體的迷信，而是社會對自身的集體性想象——人們聚在一起膜拜神靈時，真正致敬的其實是那個讓他們得以凝聚的共同體本身。財神的功能亦在此：商人拜關羽，并非真指望關二爺從云端下來幫著算賬，而是借“忠義誠信”的神格來約束交易對手、降低契約成本；手工業者拜魯班，也不是相信祖師爺會附身掌斧，而是通過共享一套行業禁忌來維持技藝傳承的邊界。

所以回過頭看，如今我們拜柴榮，在《太平年》中跳過錢弘俶、跳過趙匡胤、跳過馮道，喜歡上那個壯志未酬的周世宗，是在追溯什么？我認為是“秩序感”。

柴榮的一生，最鮮明的底色不是雄才大略，而是對混亂的零容忍。他在位五年半，北擊契丹、南征南唐、西平秦鳳，從不窮兵黷武；他毀佛鑄錢、整頓漕運、擴建汴京，每一刀都砍在阻礙流通的癥結上。他不是那種“神跡頻現”的傳奇帝王，甚至沒能親眼看到自己播下的種子長成盛世——但正因如此，他才格外值得被供奉。

因為人們崇拜的從來不只是勝利者，更是那些在混沌中親手鋪設秩序的人。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認為人類文明的突破往往源于少數先知對混沌的重新編碼。柴榮當然不是先知，但他做了一個極其類似的動作：當五代十國的貨幣淪為廢鐵、商業淪為賭博、城市淪為兵營，是他用一紙詔書告訴天下——官府只管道路、公廨、倉場，剩下的地方你們自己建；是他用一枚“周元通寶”告訴商賈——銅錢就是銅錢，認錢不認人，走到哪里都能用。

這種“可預期的確定性”，恰恰是市場經濟最深層的信仰。

所以我們不妨這樣理解：人們拜柴榮，并非指望他顯靈賜財，而是通過膜拜這位“秩序重建者”，來確認自己所處的世界仍有規則可循。商人出遠門時燒一炷柴世宗香，心里默念的是“但愿沿途關卡不亂收錢”；小販開張時供一尊周元通寶，潛意識里祈禱的是“但愿今年沒人來強買強賣”。

財神從來不是財富的源泉，財富是分工與交換的產物。財神真正庇護的，是那個讓交換得以發生的信用網絡本身。柴榮，就是這張網絡在五代亂世里，最堅定也最孤獨的織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