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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歷春節今年迎來了馬年,作為曾經對人類文明推動最大的“動力”,以及近些年青年口中的“牛馬”流行語,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與“馬”的關系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是不變的是,它依舊是最重要的物種。
人類常常以為,歷史是由自己創造的,但公平地說,那是馬和我們一起創造的,沒有馬,整個歷史都得改寫。
?作者 | 維舟
?編輯 | 程遲
在這個世界上,至少生活著150萬種生物,要說哪種動物對人類歷史影響最大,那必定是:馬。
任何一個社會在向前發展的進程中,都離不開對生物資源的開發利用,而對馴養動物的利用,無非就是指望它們能滿足這么幾種需求:提供動力或勞力(役畜);提供肉食(肉畜);最好皮、奶、毛也能滿足人類生活所需;當然,還有精神需求,寵物可以陪伴。
很多動物都不完美:豬不能驅策、運載,也沒什么豬奶;羊作為肉食和皮毛很好,但同樣不能提供動力;牛倒是很好,但美中不足的是速度太慢;只有馬能滿足所有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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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unsplash)
在蒸汽動力廣泛應用之前,任何一個發達的人類文明其實都得益于馬帶來的強大推動力,歷史學家斯蒂芬·安布羅斯指出:“1801年,一個關鍵事實是,世界上沒有什么能比馬的速度更快。沒有任何人、制造品、蒲式耳小麥、大塊牛肉,信件、信息,以及任何形式的想法、訂單或指示能夠移動得更快。”
僅僅這一點,就對人類歷史有著決定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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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馬打造帝國
直到19世紀戰爭機械化之前,對戰爭而言最具決定性的三項技術發明之一,就是馬的馴化(另兩項是金屬武器的出現和火藥的發明),這賦予了戰士更大的靈活性和更快的速度,并增強了軍隊和政府的力量。
別的不說,沒有馬,歷史上那些疆域遼闊的大帝國就不太可能出現,因為沒有一支快速移動的機動軍事力量和政令的有效下達,就很難維持大片領土的統一。
事實上,在馬成功馴養之前,歐亞大陸上分布的都是彼此孤立的城邦國家乃至部落社會。最早成功馴養馬匹的,據推定是公元前4000-前3500年間南俄草原的居民。不過,最初他們只是把它像牛一樣利用——擠馬奶、吃馬肉。
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它才開始被用于騎乘,哈薩克草原上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的印歐系牧民首次將馬和木輪車結合起來,由此發明并完善了馬拉戰車。這種由兩名戰士駕馭的兩輪輕型戰車引發了一場軍事革命,在接下來的數百年里,這些雅利安人擴張到近東、印度、歐洲和中國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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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Wikipedia)
早期的戰車很簡陋,但對當時僅有落后裝備的敵人來說,已經足夠造成心理上的震懾。當雙輪戰車以20公里的時速從戰場上碾壓過,一路追擊行進,這在當時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展示。
正是在這種新型武器的加持之下,中東的兩河流域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批強大的帝國。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人極為關注養馬、馴馬、相馬等各個環節,不斷積累、優化相關的獸醫知識,并將之全部服務于軍事應用,因為哪個邦國要是不對此投入資源,很快就可能面臨失敗乃至亡國的危險。
歐亞大陸的幾乎所有早期文明,都無法與這種新武器對抗。古埃及人曾創造了輝煌的古代文明,但他們長久以來面對的只有努比亞人這樣的原始游牧民族,輕易即可擊退,當公元前1645年喜克索斯人乘坐雙輪馬車入侵時,埃及人在戰場上遭到決定性失敗,喜克索斯人輕而易舉就占領了埃及一半國土,統治了埃及近100年。
在這一波由中亞草原發端的入侵浪潮中,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最為幸運的。部分是得益于地理位置相對偏僻而安全,華夏先民避免了埃及、兩河、波斯、印度那樣遭受入侵的命運,而能通過對外接觸自主獲取馬匹、養馬知識和戰車技術。
馬的馴養與利用,在華北直到公元前1300年以后的商代中后期才開始逐漸普遍起來,很快就成了衡量國家軍事實力的重要標準,所謂“千乘之國”就是指配備了一千輛駟馬戰車的諸侯國。眾所周知,中國人之所以建造長城,就是為了阻擋漠北草原的游牧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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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Wikipedia)
戰馬的資源,在此后的兩三千年里都直接關乎軍力乃至國力的強弱。錢穆曾談到中國歷史上的“北強南弱”之說,以春秋至民國兩千多年歷史為軸,論證古代戰爭“全在有馬與無馬,而無關南人之與北人”。北宋與遼朝激戰數十年而不能勝,據宋史學家鄧廣銘考證,遼朝骨干騎兵其實僅有六萬人。
這并非偶然,歐洲中世紀早期稱霸一時的加洛林帝國,其軍事力量的總體規模,不同學者的估算值從五千到五萬騎兵不等,現代人或許很難想像這么少的兵力就能維持一個大帝國,因為在冷兵器時代,數萬人的重騎兵是步兵無法抵擋的。
即便到了近代,戰馬問題仍能決定軍事成敗。英國歷史學家多米尼克·列文在《俄國與拿破侖的決戰》中強調,拿破侖戰敗的主因是馬匹短缺:“馬匹實現了現代坦克、卡車、飛機和機動火炮的功能。換句話說,這是一種集震懾、追逐、偵察、運輸和機動火力于一體的武器。馬匹是關鍵因素——也許甚至是俄國擊敗拿破侖的唯一決定性因素。
俄國輕騎兵有著巨大優勢,使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的時候得不到糧草供應和安定休息,從而摧毀了拿破侖的軍隊。1812年,拿破侖不僅失去了所有士兵,而且幾乎失去了他入侵俄國使用的全部馬匹。1813年,他能夠而且確實重新補充了兵員,但事實證明,找新的馬匹是更加困難的事情,而且最終成為災難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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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與拿破侖的決戰》
[英]多米尼克·列文 著,吳畋/王宸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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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造就的交流網絡
馬對歷史上的各大帝國都是關鍵的戰略資源,但在近代之前,要裝備一支以騎兵為主的軍隊,本身就需要耗費巨大資源——據估計,裝備和維護一個騎士的資源等同于一個300~450英畝的大農場。更關鍵的是,有句軍事名言說“業余的人談戰術,職業軍人則研究后勤”,然而在蒸汽動力發明之前,后勤也離不開馬的運輸能力。
從被馴養起,直至19世紀初火車發明之前,馬始終是陸地上長距離運輸的基本工具。馬能比牛速度更快地馱載重物旅行,一匹馬做功的功率可達牛的2倍,速率則高出30%-50%。馬幫用于運輸的馬匹,大多吃苦耐勞,能馱70多公斤貨物,日行30多公里,連續作業半個月以上。在火車發明之前,人類找不到任何比馬更好的工具,能實現人員、貨物、信息的遠程陸路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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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unsplash)
根據學者曹錦清對浙北農村的研究,傳統社會的農民,婚配、買賣、生活的活動半徑不到5公里。可想而知,在這種自給自足的相對封閉環境下,商品、資本、信息的流動性是極低的,而要打破這種“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實現族群之間的交往,就離不開遷徙、貿易、交通運輸活動,而在火車和汽車普及之前,這都需要馬。
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畫出中世紀法國從巴黎到各地旅行所需時間,最遠需要15天,而天數越長,受巴黎的政治、經濟影響也就越弱。這個道理不難理解:任何一個國家要保持內部統一,都有賴于一個緊密的交流網絡。這也是為什么無論波斯帝國、秦帝國、羅馬帝國,還是蒙古帝國,都要建立一個通達各地的道路網絡,而在古代的條件下,政令、信息的最快傳遞只能依靠不斷更換馬匹和騎手來接力實現。
《人類進化史》認為,“馬的馴化和輪式交通工具的出現加速了族群間的通婚”,雖然如今已經很難追溯上古時代的族群通婚,但后世的情形有助于我們理解這一點:19世紀的歐洲社會還是熟人社會,但自行車的出現讓人們能有機會認識相距較遠的陌生人,一戰前的法國有多達400萬輛自行車,差不多每10人就有1輛,這大大方便了人際交流、推動社會交往,還由此大幅度減少了近親結婚,不但后代更健康、聰明,平均身高也有了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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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進化史:火、語言、美與時間如何創造了我們》
[英]加亞·文斯 著,賈青青/李靜逸/袁高喆/于小岑 譯
中信出版集團,2021-9
正是馬的牽引力,帶來了遠方的人員、商品和信息,打破了封閉性的地方社會圈子,使一個越來越大的交流網絡成為可能。想想看,別說是“茶馬古道”,就是“絲綢之路”,如果沒有馬隊和駝隊,那怎么可能?
不僅如此,正是由于馬、驢、騾子、駱駝等馱畜的存在,才使得城市的擴大成為可能。現代人已經對上千萬人口的大都市見慣不驚,但在交通運輸落后的古代,數十萬人光是每天消耗的口糧、蔬菜,如果沒有馬源源不斷地運進來,除非當地水運高度發達,否則這么大的城市很難維持,甚至根本不可能出現。
直到1914年,在任何一個歐洲城市,都能看到大量馬車,盡管已經有了蒸汽動力和電車,但市內的公共交通、貨物運輸、郵遞都需要馬。在汽車取代馬匹成為市內交通的首要方式之前,美國城鎮的交通、建設、物流配送都完全依靠馬匹,1870年全國有多達860萬匹馬(相當于每五人就有一匹馬),波士頓25萬市民就有5萬匹馬,馬的密度達到每平方英里700匹;而在1867年的紐約,奔跑的烈馬每周要撞死4個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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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unsplash)
現在回頭來看,馬的運輸效率低、需要消耗巨量資源(1900年之前,美國糧食產量的1/4都成了馬的飼料),而且在城市街道上留下大量馬糞,不但需要每天清除,而且造成了許多城市污染和疾病傳播,然而,在汽車發明之前,要維持一座大城市的運轉,幾乎別無他法。何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汽車這個“鐵馬”固然動力更強,但它也同樣帶來污染,甚至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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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馬,歷史會怎樣發展?
直到一百多年前,人類社會生活還相當依賴馬匹,但如今生活在現代都市里的人,馬對他們的生活而言已經可有可無,也就很難想像這種動物曾經是多么重要了。
1877年,當時的英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深入,許多人已逐漸遠離動物,當時出版的一本童書《馴化動物》里,描寫一位城市孩子哈利聽叔叔說,“馬兒是人類最有用的仆人,有錢人、窮人都依賴馬匹;待馬兒死后,它的皮、蹄以及骨頭,仍然可以提供給人類,制作出許多有用的東西”,他聽完心想,“人類實在不能沒了美麗的馬兒”,他不禁贊嘆仁慈的神,“賜給人類這么高貴并且樂于助人的動物來當好幫手”。
但實際上,馬還遠不只是一個“好幫手”,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馬,那人類的歷史會是什么樣?
極有可能,這樣一個社會的發展會長期停滯。盡管牛也能提供犁地所需要的牽引力,但沒有馬帶來的遠距離陸路運輸能力,社會的互動頻率、交換節奏、溝通深度、傳播速度都會大受影響,而這必然會導致彼此孤立的社會單元難以進化出更高級的文明。
馬并不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家畜,正如英國考古學家安德魯·謝拉特指出的,即便沒有家畜,單靠人工種植,也能夠維持復雜的城鎮生活,但是,“我們不能不重視的是,只有舊大陸邁過了下一個門檻——工業化,這是因為人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對能量的需求不斷增加。在不斷尋找力量來源的過程中,使用畜力是第一階段,但只有將動物馴化才能很好地利用畜力。”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馬這一關鍵的畜力,人類文明就無法直接跳到對更大能量的利用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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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unsplash)
眾所周知,人類起源于熱帶非洲,但最早進化出人類的地方,為什么在漫長的歷史上卻一直給世人一種“黑暗大陸”的印象?有一種解釋認為,這是因為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一種叫采采蠅(tsetse fly)的吸血昆蟲,它會叮咬牛馬,使得有蹄類牲畜難以生存。這不但限制了畜牧業和農業生產,當地政權也難以實現軍事擴張。14世紀創建的奧約帝國(Oyo Empire)之所以能壯大,正是由于這個國家沒有采采蠅,因而難得地適合養馬,于是憑借常備騎兵部隊,其統治者得以征服鄰近的西非國家。
另一個值得參照的反例是美洲大陸。現代考古學證實,馬其實發源于北美洲,在漫長的時間里,北美洲一直是馬的起源和演化中心,到冰河時代才穿越白令陸橋后遷徙到亞洲的。大約2萬年前,馬在北美洲徹底滅絕,原因不明,但這個時間節點剛好與人類進入美洲大陸一致,極有可能,是第一批人類對當地馬群不加節制地過度捕獵所致。如果是這樣,那么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在無意中犯下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黑格爾早就說過,新大陸文明缺乏兩個重要的“進步工具”,那就是鐵和馬。
英國學者彼得·沃森在《大分離:新舊大陸的命運》一書中指出,由于馬的滅絕,在新大陸從未發生這樣四件事:犁地、駕車、擠奶與騎馬,“它們一起構成了一種生活方式,進而決定了歐亞大陸的發展方向——不管是在實踐、技術和經濟方面的發展,還是思想和政治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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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離:新舊大陸的命運》
[英]彼得·沃森 著,孫艷萍 譯
譯林出版社,2023-5
美洲大陸的文明既沒有發明輪子,也沒有馬可以馴養,這意味著遠距離的交流極為困難,最終對當地歷史造成了深遠的影響:盡管早期國家、王權和戰爭也出現了,“但是在一個沒有馬匹或戰車的社會,戰爭只能是局部的。而且由于所有的交通都靠步行,這就決定了守衛征服領土的困難性要大得多(前提是征服者想守住領土,當然這種情況并不經常發生)。
因此,政治實體仍然很小,人們基本不會就彼此的神靈交流思想。每個人都不怎么與他人往來,沒有像舊大陸那樣,由于騎馬牧民的廣泛分布和不斷變化的環境條件,在廣闊的區域內發生大規模的沖突。新大陸也沒有像阿拉伯語或拉丁語那樣的‘國際語言’,可以讓人們在廣闊的區域自由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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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unsplash)
人類常常以為,歷史是由自己創造的,但公平地說,那是馬和我們一起創造的,沒有馬,整個歷史都得改寫。
校對 | 嚴嚴
排版 | 小蟹
參考資料
[1]Stephen E. Ambrose, Undaunted Courage, 1996, p.52
[2][加]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著《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巴揚譯,岳麓書社,2023年,第66-67頁
[3][美]白桂思著《絲綢之路上的帝國》,付馬譯,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50-53頁;王明珂著《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79頁;[西]胡安·卡洛斯·洛薩達·馬爾瓦萊斯著《從投石索到無人機:戰爭推動歷史》,宓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6頁
[4][西]胡安·卡洛斯·洛薩達·馬爾瓦萊斯著《從投石索到無人機:戰爭推動歷史》,宓田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27頁
[5][加]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著《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巴揚譯,岳麓書社,2023年,第67頁
[6]王明珂著《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179頁;袁靖《動物尋古:在生肖中發現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99-200頁
[7]袁靖《動物尋古:在生肖中發現中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204頁
[8]錢穆《古史地理論叢》中一篇《中國史上之南北強弱觀》
[9][意]亞歷桑德羅·巴爾貝羅著《查理大帝:歐洲之父》,趙象察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年,第265頁
[10]直到近代,戰馬在戰爭中仍起到重要作用。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全國保有馬匹154.7萬匹,軍隊常備馬匹6770匹,戰爭動員后通過征用和購買,軍馬增至近4萬匹(《沉沒的甲午》,第117頁)。德國更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1914年夏天,德國就動用2萬輛火車,把200萬人的軍隊、118.9萬匹馬及其所有裝備運送至西線戰場。一戰初期,德國、俄國和奧匈帝國一共征用了近250萬匹馬,英國和法國征用的馬匹還要多上幾十萬匹,“在軍隊對馬匹的依賴上,1914年和拿破侖時代沒什么兩樣”,見《企鵝歐洲史:地獄之行,1914-1949》,第46頁
[11][加]瑪格麗特·麥克米倫著《戰爭:人性、社會與被塑造的歷史》,巴揚譯,岳麓書社,2023年,第72頁
[12]《亞細亞民俗研究》(第三輯),第42頁
[13]歷史上馬的最快速度是驛馬快信公司實現的,為每小時9英里,見[美]羅伯特·戈登著《美國增長的起落》,張林山、劉現偉、孫鳳儀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36頁.
[14][英]加亞·文斯著《人類進化史:火、語言、美與時間如何創造了我們》,賈青青、李靜逸、袁高喆、于小岑譯,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第247頁
[15]“遲至1892年,漢堡市內和城郊還有大約1.2萬匹馬。據估計,19世紀50年代,每年需要從倫敦街道上清掃2萬噸馬糞。”見《企鵝歐洲史7》,第393頁
[16][美]羅伯特·戈登著《美國增長的起落》,張林山、劉現偉、孫鳳儀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6頁、58頁
[17][美]羅伯特·戈登著《美國增長的起落》,張林山、劉現偉、孫鳳儀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29頁
[18]李鑒慧《為動物而戰:19世紀英國動物保護中的傳統挪用》,曾琬淋譯,光啟書局,2025年,第189-190頁
[19][英]凱文·希林頓著《非洲史》,趙俊譯,東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20、70、235頁
[20][英]彼得·沃森著《大分離:新舊大陸的命運》,孫艷萍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第138頁
[21][英]彼得·沃森著《大分離:新舊大陸的命運》,孫艷萍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第429-4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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