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張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 第五章有一段話: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rsaken in a small palace, Lady Ban composed a “Poem of Complaint” to express her sorrow by writing about an object, a fan made of pure silk, which is used in hot summer but abandoned when autumn comes with cool wind. The poem is obviously an allegory of her own fate, and also the sad condition of many women in her time:
Cut the new fine silk from Qi,
As white as snow fresh and pure,
And make a fan of happy union,
As round as the moon is full.Tucked in my lord’s bosom,
It moves to send off a gentle breeze.
But it fears the coming of autumn,
When cool wind will summer’s heat replace.
Then it is thrown into a basket,
And enjoys no more favor or grace. p.45-46
Lady Ban 就是“班婕妤”，complaint 即“怨”，a “Poem of Complaint” 就是《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
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
捐棄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班婕妤傳》
所謂“班婕妤作《怨歌行》/Lady Bancomposed...”，是哪個朝代的哪一本書開始這樣說的？有沒有鐵證可以確定《怨歌行》必為班婕妤所作？會不會是別人寫出《怨歌行》然后冠以“班婕妤”之名？
“《怨歌行》是否班婕妤親筆”這問題，文獻記載呈現“南北朝普遍相信 → 南朝李善記為無名氏古辭 → 現代多存疑”的曲線。對近人存疑的“人詩捆綁論”，張隆溪教授卻表出“不疑”。
所謂“班詩”，實有其他詩題，例如《團扇歌》。《團扇歌》這三字沒有標榜“怨”，也沒有在詩題上給出讀詩的方向（沒有明確說此詩表達哀怨、怨恨……。詩中只寫了“恐”。）
六朝人常以《團扇》簡稱之，例如：梁鐘嶸《詩品》即稱“《團扇》短章”。《團扇》這詩題來歷不明，大概是因詩中有“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之句。
徐公持《魏晉文學史》
《怨歌行》的“怨”，是特指班氏怨恨漢成帝嗎？還是指一般的宮怨？張隆溪教授認為：班氏將自己比作一把紈素團扇，在炎夏時為主人（喻指漢成帝）隨身攜用，卻在秋涼后遭到捐棄。這首詩顯然是對她自己命運的寓言，也體現了在她那個時代許多失寵見棄女性的悲慘境遇（2024年中譯本頁67）。
《怨歌行》是五言詩，它是在漢成帝時期寫成的？這問題又牽涉詩體形式(form)等問題。如果《怨歌行》成于漢成帝時期(公元前33年—公元前7年在位，共約25年)，那就是說，西漢中期已經出現成熟的五言詩。這是真實情況嗎？
在文學研究中，年代學(chronology)關注作品的創作時間、作者生平年表、文體演變階段等問題，例如: 圍繞某篇作品是否真為某作者所作、約寫于哪個年代的考辨、載錄于哪個年的書本之中，等等。
《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版。
本文圍繞《怨歌行》、班婕妤作詩、五言詩的成立等話題進行具體的探討。筆者嘗試使用年代學角度來找尋答案。
文獻依據: 《怨歌行》見于《昭明文選》和《玉臺新詠》
《怨歌行》載錄于南朝梁代的《昭明文選》和南朝陳代徐陵編纂的《玉臺新詠》。這兩部典籍均將它題作班婕妤撰。
《昭明文選》約編成于公元526年或稍后（參看：陳文新主編《編年史中國文學編年史?兩晉南北朝卷》頁470。
按，《昭明文選》的主編蕭統卒于531年）。《玉臺新詠》約成書于公元531-535年（按，《玉臺新詠》編者徐陵531年為東宮學士）。
清代張維輯編《漢魏六朝女子文選》。分韻文、無韻之文兩卷。
《玉臺新詠》特意添加小序注明：“昔漢成帝班婕妤失寵，供養于長信宮，乃作賦自傷，并為怨詩”（吳兆宜注、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26），直接將《怨歌行》和班婕妤的身世綁定（“捆綁論”之源）。
不過，目前并無鐵證能確定《怨歌行》一定是班婕妤所作（西漢、東漢、魏、晉皆無文獻載錄《怨歌行》)。學界對此詩的作者問題始終存在爭議，支持和質疑的觀點皆有相應依據。
支持《怨歌行》為班婕妤所作的說法，是怎樣得到鞏固的？
原來，自《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將《怨歌行》歸為班婕妤作品后，后世諸多重要典籍如郭茂倩《樂府詩集》均延續這一說法。
郭茂倩《樂府詩集》引《樂府解題》還補充說明班婕妤退居長信宮后，“作賦及紈扇詩以自傷悼”，這里的“紈扇詩”正是《怨歌行》。這就形成了連貫的文獻傳承脈絡。
魏晉六朝陸機、鐘嶸等文人對“班婕妤所作”也沒有提出懷疑。鐘嶸在《詩品》中評價這首詩“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硏究》 ，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555頁。）鐘嶸似乎相信詩是婦人所作。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
《怨歌行》和“作者身世”契合?
《怨歌行》內容與“作者（班氏）身世”似可契合：詩中以團扇自喻，描繪團扇夏季受主人珍視、秋季來臨便被棄置箱中的命運。班婕妤的人生境遇也和團扇有幾分相似。
班婕妤曾深受漢成帝寵愛，后因趙飛燕姐妹入宮，致使班婕妤遭皇帝冷落，最終班婕妤退居長信宮獨居。
從受恩寵到遭冷落遺棄的經歷，與《怨歌行》詩中抒發的擔憂恩情斷絕的心境似無不合，這從情感邏輯上支撐了《怨歌行》為班婕妤自傷之作的說法。
西晉時期（公元 261–303年）陸機《婕妤怨》描寫“寄情在玉階，托意惟團扇”則明指“團扇”與婕妤怨相關。當然，嚴格來說，“婕妤怨”的“婕妤”沒有冠以“班”字。婕妤是女官名，屬妃嬪等級之一，“婕妤”二字可用于泛指。
《詩品》
南朝鐘嶸的《詩品》（大約成于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公元513年以后）說：“班婕妤《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進一步強化了《團扇》（《怨歌行》）與婦人的關聯。
南朝梁詩人劉孝綽（481-539）寫了一首五言詩《班婕妤怨》(見《樂府詩集》卷四十三·相和歌辭十八)，以班婕妤失寵典故為原型，通過“應門寂已閉”“綠草滋”等意象，呈現宮廷女性班婕妤的哀怨，其言曰：
應門寂已閉，非復后庭時。
況在青春日，萋萋綠草滋。
妾身似秋扇，君恩絕履綦。
詎憶游輕輦，從今賤妾辭。
“妾身似秋扇”大概是源于《怨歌行》。
綜合上文所述，我們看到，陸機和鐘嶸都認定“團扇”和婦人相關。到南朝梁代劉孝綽的詩反映當時“秋扇”和班婕妤(“妾”)的命運相合。
大概當時社會上有班婕妤《怨歌行》在流傳，因此，南朝詩人受到影響，于是所作之詩有“團扇”和“班氏之跡”。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2017年版。
引發作者爭議一條注釋：《文選》李善注
載錄“班婕妤作《怨歌行》”的《昭明文選》和《玉臺新詠》，都上距漢成帝年代500年以上。
《昭明文選》比班婕妤（生卒年約為公元前48年—公元2年）晚了五個多世紀。《玉臺新詠》比班婕妤晚了約五個半世紀。
班婕妤作《怨歌行》之事，卻在正史中找不到記載。
班固《漢書?外戚傳》中詳細記載了班婕妤的生平，還完整收錄了她抒發失寵之痛的《自悼賦》等賦作，卻無只字提及《怨歌行》。
中華書局版《漢書》
作為記錄班婕妤事跡最權威的史書《漢書》，卻“遺漏”這首核心宮怨詩，這讓不少學者對《怨歌行》作者身份產生懷疑。
《怨歌行》另有作者嗎？
我們須考慮一個因素：《怨歌行》也許是樂府詩。
《文選》的李善注引用《歌錄》稱《怨歌行》是無名氏的樂府古辭，歸屬于《相和歌?楚調曲》。
李善（生南朝梁代活動于唐初）這一記載，和早前兩部典籍（《昭明文選》《玉臺新詠》）的標注不一致，這說明在早期文獻（《歌錄》）中，《怨歌行》又有“樂府古辭”的歸屬記錄，所以，《怨歌行》的著作權，并非單單指向班婕妤。
此詩的詩題，在傳統文獻中同時有“怨歌行”“怨詩”“團扇歌／團扇詩”等題，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Routledge, 2023) 的譯者(黃湄)選用“《怨詩》”為題，然而《昭明文選》《樂府詩集》《古詩源》等書多以《怨歌行》為題。
樂府詩的詩題常見《XX行》，例如《短歌行》《薤露行》《步出夏門行》等等。關于詩題上的“行”，筆者曾經關注過，請讀者參看：洪濤《失落的活化石——魏武何曾寫出“斷尾”“無題”之作？（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五十四）》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11-09。
無論如何，李善注文說此詩屬于“樂府古辭”，他這注文相當于一個歧說，削弱了《怨歌行》作者歸屬的確定性。
富永一登《文選李善注の活用》
劉勰說“見疑于后代”
從五言詩發展的趨勢來看，西漢中期能否產生《怨歌行》這樣成熟的五言詩，也存在爭議。近人多對“西漢中期的作者說”表示懷疑。
懷疑的源頭之一是劉勰的言論。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因漢成帝時期未有五言詩而對“班婕妤作《怨歌行》”之論表示懷疑。
劉勰說：“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
這段話的意思是“漢朝初年的四言詩，首先有韋孟的作品；它的規諷意義，是繼承了周朝作者。漢武帝愛好文學，便出現《柏梁詩》當時，嚴忌、司馬相如等人寫詩沒有固定的方式。”劉勰主要是討論詩體傳承的情況。
然后，劉勰談到漢成帝年代的情況，他提到一個重點，就是“（成帝時）莫見五言”。這句話很重要，因為班婕妤正是漢成帝年代的人。
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
劉勰的原話，是這樣的：“至成帝品錄，三百馀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后代也。”（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頁。）
劉勰的意思是：成帝時對當時所有的詩歌進行了一番評論整理，共得三百多首；那時朝野的作品，該算是相當齊全豐富的了。但是在這些作家所遺留下來的作品中，卻沒有見到五言詩；因此，李陵的《與蘇武詩》和班婕妤的《怨詩》，就不免為后人所懷疑。
既然劉勰說“（成帝時）莫見五言”，那么，劉勰當時應該是沒有看到成帝時遺留下來的五言詩。
五言詩的起源、劉勰的史識
如果《怨歌行》確為班婕妤所作，那么它將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兼藝術成熟的宮廷五言詩之一。這首詩和班婕妤的其他作品，可能對于五言詩起源的研究至關重要。
《文心雕龍》，明弘治十七年馮允中刊本。
劉勰指出，縱觀西漢成帝一朝，沒有出現五言詩作品。
姑且先懸置“是不是有五言詩篇只是失傳了、傳播范圍不廣”等論題，漢成帝時，如果真的沒有《怨歌行》以外的五言詩，這說明了什么？
這涉及“考據上的孤證”問題、“歷史條件”問題。其中的理路是：一種成熟的詩體在興起時，不大可能只有孤零零的一篇杰作憑空出現，而應該有一個初步發展的環境、創作條件。
劉勰的懷疑應該是基于一種歷史的眼光。班婕妤的《怨歌行》就像是時代的“孤例”，與當時的整體文學風貌（成帝時以四言、楚辭體為主）不甚符合。
成帝時，略有五言詩影子的童謠是這樣的“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瑯根，燕飛來，啄皇孫。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成帝時童謠歌》，見《玉臺新詠》卷九，中華書局版，頁392)。
《玉臺新詠》
劉勰將班婕妤的情況與傳為西漢“李陵作五言詩”并列，一并提出懷疑，這表明他認為“班詩”“李陵詩”都可能是他人依托的擬作。
劉勰的論斷，展現了中國古代文論中卓越的史識和批判精神，對后世的文學考據產生了深遠影響。現代的研究也多能接受他的推理。
除了劉勰提出的“時代問題”外，還有其他懷疑的理由，例如，詩篇本身的水平說明它在五言詩發展時間線的“位置”；此外，它有沒有可能是“擬作年代”的產物？
一、以詩歌技巧的成熟度而論，《怨歌行》的藝術手法（如比興的運用、語言的凝練）和東漢后期五言詩（如《古詩十九首》）的水平更為接近，遠勝于西漢前期的質樸詩風。
二、漢魏“托古”的創作風氣：漢魏時期文人喜好假托歷史人物（尤其是托名命運坎坷的才女）之名進行創作，這是一種常見的文學現象。因此，有些學者懷疑：漢魏文士擬作《怨歌行》，寫成后就假托班氏為作者。
《魏晉五言詩研究》
現代學者（余冠英、逯欽立）表示懷疑
現代學術界一些名家認定《怨歌行》不是（西漢中期）班婕妤本人所作，而是東漢后期甚至建安年間才寫成的。
余冠英（1906–1995）和逯欽立（1910–1973）是 20 世紀近現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者，在學術史上地位突出。他們都判定《怨歌行》不是班婕妤的作品。
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選錄了《怨歌行》，安排在“古詩（十九首）”之前。
余冠英為《怨歌行》寫了題解，說：“這一篇舊以為班婕妤詩，或以為顏延之作，都是錯誤的。今據《文選》李善注引《歌錄》作無名氏樂府《古辭》。屬《相和歌·楚調曲》。”（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頁21）。
《漢魏六朝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逯欽立的《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章題名為“辨偽第一”，論及甲乙丙丁四題： 甲 蘇、李詩 乙 班氏詩 丙 古詩 丁 《柏梁臺詩》
逯欽立的辨偽工作（其言論見于“班氏詩”一節，頁22-27），從作品本身的立意上尋找證據，善用旁證做推論。
逯欽立的論證是這樣的：“……王粲之命意，亦與《怨歌行》同。是慣以婦女情節納入篇什之中，實鄴下文士之特殊作風也。總上所述，合歡圓扇之稱詠，見棄懷怨之意境，悉可證其始于鄴下文士，可知傳行西晉之《怨歌》，亦必產生斯時。大抵曹魏開國，古樂新曲，一時稱盛，高等伶人，投合時好，造為此歌，亦詠史之類也。殆流傳略久，后人遂目為班氏自作，此與以唐人《胡笳十八拍》歸諸蔡琰，蓋同類之事實也。”(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頁27)。
逯欽立著，吳云整理《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逯欽立的結論是：“……是則班詩（指《怨歌行》），晉初即已流傳并非宋、齊以降始出也。”“……是則《怨歌行》之產生，必距西晉不遠也。”(《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頁26)。
《怨歌行》“產生”年代距西晉不遠，那么，上限只能是（寫于）曹魏時期——不是西漢。逯欽立發現，《怨歌行》所反映的心態和“鄴下文士”的“見棄”情懷合拍。
用一句話總結逯欽立的意見：鄴下文士擬“婦女情節”作《怨歌行》，到了晉朝，《怨歌行》被傳為班氏的作品。
《中國古代女詩人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與研究》
域外學者表示懷疑：宇文所安(S. Owen) 論《怨歌行》
美國學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一書，有一章題為Author and Speaker. (pp.223-227﹔中譯本第五章頁257-309)，其中涉及“班婕妤是不是《怨歌行》的作者？”
傳統的解讀認為《怨歌行》是班婕妤（漢成帝妃）以團扇自喻，抒發失寵焦慮，《怨歌行》與班婕妤的歷史關聯極強，即便否定作者歸屬，也會默認以“得寵宮妃”的口吻來解讀。《怨歌行》。
Owen提出另一種可能性：《怨歌行》也許是“詠物詩”（以團扇為主題），僅在末聯將團扇暗喻為宮妃，符合魏晉后“賦得”（命題作詩）的傳統，未必是宮妃自抒（頁268）。
《怨歌行》的“（敘述者）發聲”問題，存在三層次：① 發聲者是泛化的“焦慮的得寵宮妃”；② 發聲者是具體人物，如班婕妤作為這類宮妃的 speaker (按：即speaker 代宮妃發言、傾訴心聲)；③ 發聲者是班婕妤本人（班婕妤寫她自己的心聲）。
其實，《怨歌行》的起源無法百分百確證，但是“歸屬于班婕妤”營造了“歷史語境”——漢成帝與班氏，這是寫作的背景。
宇文所安本人對“班婕妤作《怨歌行》”這一傳統說法持高度懷疑態度。他指出，現代學者普遍質疑包括班婕妤詩在內的許多早期詩歌的作者歸屬，但問題在于：一旦剝離了傳統作者歸屬，這些詩歌就失去了在文學史敘述中的“位置”，從而難以被有效解讀或賦予意義。
宇文所安《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
宇文所安強調，詩歌的意義往往依賴于其歷史語境和作者身份所構成的“意義網絡”。一旦《怨歌行》從班婕妤的傳說中抽離出來，它便成為一個“游離”的文本，失去了與特定歷史敘事相連的情感與象征力量。
因此，盡管學術上質疑“《怨歌行》和班氏捆綁”的做法，宇文所安卻認為：我們不妨保留這些傳統歸屬，因為它們構成了詩歌意義的一部分。
總之，宇文所安并不認為《怨歌行》真是班婕妤所作，但是他主張在文學史敘述中保留這一傳統“關聯捆綁”，以維系詩歌的歷史意義與解讀框架。
中國的文學史論述中，對于“捆綁”的作用也有知覺。
《怨歌行》被“冠名班婕妤”，在詮釋上有何影響，對于這點，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史新著》坦白說出：“我們因已知此詩為班婕妤所作，在閱讀時往往很快就把作品與她的身世聯系起來思考；……”。
因此，Owen的主張看似“（美國學者，不棄‘人詩捆綁’）自欺欺人”，但是，事實上“捆綁”幾乎牢不可破——中國讀者、學者也有難以脫身的。
《歷朝名媛詩詞》
怨的背面，是否隱藏著對皇權的不滿？
寫出《怨歌行》之人，說的是“秋扇”。詩人似乎預見自己會像秋扇一般失去伴侶（“君”）的寵愛？
一般認為，詩中以“扇 – 持扇者（帝王）”對應“宮妃 – 帝王”，這體現掌權者將他人（宮妃、臣子）視為工具，詩歌既承認“君”有這種權力，似乎也暗含抗拒（以團扇喻自身，凸顯“人非工具”，抗拒被棄）。
“君”有權力隨環境變遷而主宰別人的命運，對此，《怨歌行》表達了甘心接受還是不甘心……？
《中國女性文學史》
對比托名卓文君所作的《白頭吟》，《怨歌行》的“得寵時卻預悼自己失寵”更顯被動無助，實則是以委婉方式試圖喚起“君”的同情和羞愧，似乎暗含“游說主人”之意圖。
實際上，如果作者不是漢宮妃子，則《怨歌行》的內容（詮釋）不必和漢朝皇帝和皇權相關。
宇文所安討論《怨歌行》，對“作者–權威”關聯有反思: 中文語境中，“作者”與“權威”無語義關聯，但是，“班氏的”《怨歌行》卻可能體現了權力（“君”對宮妃的掌控）。
《怨歌行》中的“君”，可以指“你（情人）”，似乎也可以指漢朝的君主。
不過，“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只明確表露“恐”，對“君權”實無明文抨擊。
在這種情況下，《怨歌行》這詩題中的“怨”字，似乎表露了“作者”更多的“不滿足”。當然，純粹的“怨”而無其他行動，很難說是女性反抗君權。
Qiulei Hu, Abandoned Women and Boudoir Resentment (Brill, 2023)
年代學的角度：三個層面
文學史年代學常將作品斷代問題、確立作者(dating works, establishing authorship)視作核心任務之一，強調斷代不僅是史實問題，也關涉對文本的解釋。從年代學角度看“《怨歌行》問題”，我們會看到什么？
先從“（寫作的）時世”看問題：學者們推斷，西漢中期的文學環境難以產生像《怨歌行》那樣“成熟”的五言詩。
另一方面，什么條件下有利“女人”怨詩的產生？婦人怨詩，在哪個年代冒現？
據逯欽立之論，漢末魏初出現不少擬古人、擬女人的詩作，《怨歌行》或是這“時世風氣”下產生的，《怨歌行》作者可能是鄴下文人。
我們發現，曹丕、曹植都擬“賤妾”口吻作詩。關于這個問題，讀者可以參看洪濤《妾出閨門外——談“跨性別”書寫、爭取話語權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五十六) 》一文。
《三曹與中國詩史》
我們嘗試以年代較可靠的“標準文本”來和《怨歌行》對照，對照的著眼點放在各文本“同”的一面——《怨歌行》和漢末魏初曹氏兄弟（曹丕和曹植）作品有相同的特征。
試看曹植的作品《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婦，悲嘆有余哀。
借問嘆者誰？言是蕩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
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和《怨歌行》結尾“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其實都是表達敘述者的擔憂，擔憂失去“君”的關愛和恩情。
李銳《人物、文本、年代：出土文獻與先秦古書年代學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第二個年代層面是：詩篇獲得載錄的年代。我們也可以研究《怨歌行》寫成后“獲得載錄的年代”。
詩篇《怨歌行》何時在書本中出現、在哪個年代被載錄？
如果《怨歌行》寫成于西漢中期，那么，它五百多年后才獲得載錄于詩文集之中，這中間相隔五百多年，竟然沒有書本載錄此詩？如果很長時間都沒有“班婕妤作《怨歌行》”的信息，原因是什么？
由漢成帝始，五百年長時段內載籍竟然沒有一本記錄過所謂“班氏《怨歌行》”，那么，這五百年內，《怨歌行》只賴口頭傳播？
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不是《怨歌行》湮沒了五十年，而是隔了足足五百多年才有書本收錄“班氏之作”，這種“隔五百年方復現”的情況，難道就沒有可疑之處嗎？其間牽涉的作者問題引起讀者的懷疑，不是很正常嗎？
第三個年代層面是文學史書的年代。我們又可以研究“班氏作《怨歌行》”進入近代文學史書的“年代問題”。
哪一部（代表性較高的）文學史書認同“班婕妤作《怨歌行》”？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七章第三節題名為“五言詩的成長”，其中說到：“……班婕妤的《怨歌》……恐亦為后代擬的。”（頁142）。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
如果把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初版（民國二九年序本）當坐標，可見1940-50 年代以劉大杰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史敘事”對《怨歌行》采存疑態度：承認它在文學史上“被歸到”班婕妤名下，這是確認名義上的“人詩捆綁”，卻不確認“婕妤作《怨歌行》”是事實。
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怨歌》……恐亦為后人代擬的。”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游國恩等人主編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也沒有接受“班婕妤作《怨歌行》”。
游國恩主編本《中國文學史》對《文選》將《怨歌行》題為班婕妤作，給出了三個字的簡潔評斷：“有問題”(參看《中國文學史》第五章“五言詩的起源和發展”)。
“有問題”具體指什么？沒有詳說。不過，“題為班婕妤”的“題”，是誰做的？是《文選》的編者題的？如果是，《文選》的編者何以知悉五百多年前的事？《文選》的編者有依據嗎？依據是什么？
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游國恩主編本的新版，對內容進行了補充與修訂，新版同樣維持不同意的立場 (2004年版頁207)。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和游國恩主編本《中國文學史》都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高校文學專業的重要教材。
至少在這兩部文學史書出版、廣泛使用的年代，“班婕妤作《怨歌行》”都還不是文學史書上的定論。
游國恩主編《中國文學史》
張教授選取了“班-《怨》關聯”和諷寓之論
作者歸屬的歷史建構（如《怨歌行》歸屬于班婕妤）實則讓詩歌獲得了超出“純詠物(詠團扇)”的層面。
也就是說，《怨歌行》指涉“班婕妤的命運”的軌跡，這說法在詮釋上似乎享有更大的優勢――班婕妤這人，在一些闡釋論述中再難和《怨歌行》分開了，班氏遭遇經常被拿來解釋《怨歌行》的內涵。
宇文所安以《怨歌行》為切入點，既剖析了文學文本與語境（兩者落入循環互動之中），也揭示了權力關系的表達和詩篇解讀的歷史建構性。
S. Owen,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另一方面，張隆溪教授的講解Lady Ban composed a “Poem of Complaint” to express her sorrow by writing about an object, a fan made of pure silk… (p.45)，是建基于“班婕妤作《怨歌行》說”。所謂Complaint，就是怨，指班氏怨恨“秋扇見捐”的命運。
更引人注目的是，張隆溪教授在《怨歌行》這個案上表示：“The poem is obviouslyan allegoryof her own fate.”
這 obviously之說, 在其他詮釋者的眼中恐怕屬于“未必然”，因為在《怨歌行》詩文內部沒有班婕妤的明顯標記。
當然，張隆溪教授說“obviously”，也許是因為張教授本人發現了“明顯屬于班婕妤的特點”。如果是這樣，我們希望張教授能展示他掌握的依據。
Longxi Zhang,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張隆溪教授一向對“諷寓闡釋 /Allegoresis”有戒心。《怨歌行》在張教授眼中似乎是個例外。
關于“諷寓闡釋”，讀者可以參看Longxi Zhang,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一書，也可以參看洪濤《“一切闡釋都必須以原文字面意義為基礎＂，稼軒同意否？(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七)》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07-21。
結 論
張隆溪教授說: Lady Ban composed a “Poem of Complaint” to express her sorrow by writing about an object, a fan made of pure silk…。這個班婕妤作《怨歌行》之說，不是學術界的共識。
近代文學史家大多對“是否真為班婕妤所作”抱存疑態度，和張教授所呈現的“顯然”之說，是截然相反的。
本文參考了前人的研究，嘗試為《怨歌行》做一做“年代重建”：《怨歌行》的寫作年代，處于西漢到南朝梁代這條時間軸上。那么，它最可能屬于哪個年代？
南朝梁代的《昭明文選》是載錄《怨歌行》的最早文獻，但是，李善注《文選》引《歌錄》說《怨歌行》是“樂府古辭”，換言之，李善的注文沒有確認《怨歌行》是班婕妤所作。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玉臺新詠》明確將《怨歌行》歸為班婕妤所作，還通過詩前小序把詩作和班婕妤綁定，而且結合班婕妤失寵退居長信宮的關鍵身世背景，解釋了詩作的創作契機，從語境上進一步確認了她的作者身份。
張隆溪教授的“Lady Ban 寫《怨歌行》”和《怨歌行》是allegory（諷寓）之論，都是濫觴于《玉臺新詠》的小序。
Angus Fletcher. Allegory The Theory of Symbolic Mode. Cornell UP, 1964.
不過，現代學者余冠英、逯欽立都否定了《玉臺新詠》的說法。域外學者如Stephen Owen（宇文所安）也不采信。宇文所安說：
It might even have been composed by Lady Ban，隨即補充說 though I would be greatly surprised if this were so. (p.224) 可見，宇文所安的結論是：若班氏作詩是真有其事，我定大吃一驚（另參：宇文所安; 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頁301）。
問題是，晚近有些學者不再辨析“捆綁論”。班婕妤和《怨歌行》常常被相提并論（人詩捆綁），更有學者傾向于“人詩應該捆綁”。
“捆綁論”牽涉到另一個課題：《怨歌行》若是班婕妤之作，那么五言詩成立于西漢中期。
問題是，從五言詩成熟的年代來推論，不利于“《怨歌行》作于西漢中期”之說。這樣的“年代學式考論”也是對“捆綁論”不利的。
本文的討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詩捆綁”的歷程、了解作品在歷史脈絡中處于什么位置。
《怨歌行》只涉及班氏一人，還是涉及一類人(后宮女性群體)？還是說，《怨歌行》是個更宏大的隱喻（例如：女人不滿男性君主的權力過大）？
以上問題都理清才動筆書寫文學史，其論述必將更穩妥。然而，張教授已說“Lady Ban composed ...”，用了肯定的語氣。這個過早的結論，恐怕是說得太過實了。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
附記一 直線?曲線
筆者在上一篇《七言之軌——曹子建、鮑參軍同在線性進化的脈絡上?（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五十八）》討論七言詩生成的“線性敘述”，也談到線性敘述與胡適的禪宗史、白話文學史。
“《怨歌行》是否班婕妤親筆”這問題，本文的討論為讀者揭示出“曲線”發展：“南北朝普遍相信 → 南朝李善記為無名氏古辭 → 現代多存疑 → 張教授不疑”。
吳兆宜注《玉臺新詠箋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
附記二 年代學的三個層面
本文從“寫作年代”、“載錄年代”、“入史（文學史書）年代”三個層面探討“班氏《怨歌行》”的位置。
我們不能確定哪一本文學史書第一個說“班婕妤作《怨歌行》”，但是，我們發現近代幾本重要的文學史書對“班婕妤作《怨歌行》”這問題表示不能確定、未有定論。
復旦大學《中國文學史新著》傾向于相信是班氏之作，但是，這部史書不諱言是執筆者自己傾向于相信。
近人吳世昌表示:“我疑〔《怨歌行》〕非班詩，但無確證。”吳世昌卻不談什么年代什么人聲稱“《怨歌行》是班詩”、為何可疑（吳世昌語見于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頁81）。
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附記三. 五言詩成立的年代
本文的意義不限于探討“班婕妤作《怨歌行》”，本文的探討還關聯“五言詩何時成立”。
關于五言詩之始萌，蔡宗齊說：“五言詩肇始于漢代，六朝至唐代占據詩壇的統治地位……隨意列幾位五言詩的主要創作者，幾乎都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出名的詩人：三國西晉之交的曹植（192—232）、阮籍（210—263）……”（蔡宗齊《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四種詩歌模式與自我呈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頁10）。
蔡宗齊雖說“肇始于漢代”，但較早的名家是漢末魏初的曹植（實例）。蔡宗齊接著又補充說五言詩“肇始于民間樂府，萌芽于東漢文人樂府和《古詩十九首》…… ”。這說法，沒有提及班婕妤之名（班婕妤也不是東漢人）。
蔡宗齊《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
附記四 李白詩訟案未定，豈能輕易認定“史實”？
有些文學史上的疑案，雖經學者多番研究，但因缺乏鐵證而未能得到定論。一些爭訟未決的說法，史家不宜用肯定的語氣當成事實寫入史書。
李白作“飯顆山”詩（贈杜甫）也是疑案。
今人多把《戲贈杜甫》（“飯顆山頭逢杜甫”）視為有爭議的李白詩，學界主流傾向認為《戲贈杜甫》疑點頗多。
《戲贈杜甫》最早見于《本事詩》。按“晚唐人孟棨作《本事詩》”來估算，《本事詩》的成書年代上距李白卒年約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年左右。
五代后晉時期由劉昫等奉詔編纂的《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記載：“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劉昫等《舊唐書?文苑傳》。筆者先前謂《舊唐書》為宋人所編，誤。應是北宋人編成《新唐書》后劉昫書被稱為“《舊唐書》”)。
五代南漢王定保《唐摭言》也收錄《戲贈杜甫》。《唐摭言》距李白卒年約兩百年左右，就文獻證據的時間距離而言，兩個世紀確實不算年代接近。
由李白年代到《戲贈杜甫》獲得載錄的年代，中間的時間差距達一百多年之久。百多年間內都不見《戲贈杜甫》在紙上載錄，這么長時間內到底發生了什么事？這《戲贈杜甫》從何而來？它真是出自盛唐李白之手嗎？
張隆溪教授卻相信《戲贈杜甫》是李白所作，并將其事其詩寫入史書之中。這樣做，妥當嗎？對此，筆者不能無疑。
唐凌《歷史年代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關于李白“飯顆山”詩引發的公案，請參看：洪濤《李白杜甫的齟齬、“二元對立”的雛形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四)》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06-04。
簡言之，訟案未定，則訟案內的可疑之事難稱“史實”。筆者認為，可疑之事不宜當成史實寫入史書之中，因為史書以信實(真實可信)為貴。
附記五 年代學與《水滸傳》的成書
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張隆溪教授將小說《水滸傳》歸入Literature of the Yuan Dynasty，又提出《水滸傳》heavily edited or revised by ……Shi Nai’an 的說法。
以上兩項，從年代學的角度看，都是有疑點的。
Martin Gray, A Chron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Longman,1990
請讀者參看：洪濤《〈水滸〉“羅著·施編”之說，有何依據?標榜忠義，所為何事?(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三十五)》一文，載騰訊網“古代小說研究”2025-02-06。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