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為何先成立紅四方面軍，后成立紅二方面軍？今天才終于懂了

為什么紅四方面軍的番號是“四”，卻在1931年就成立了；而番號排在它前面的紅二方面軍，反而要到1936年才正式成立呢？

為什么首先誕生的是“紅四方面軍”？

1931年的鄂豫皖蘇區。那是紅軍發展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各個根據地都在壯大。

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的地方，我們黨建立了一塊重要的革命根據地，就是鄂豫皖蘇區。

這里的紅軍力量發展很快，主要由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組成。

到了1931年11月7日，正好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節”，在湖北黃安的七里坪（就是今天的紅安縣），發生了一件大事。

鄂豫皖蘇區的紅軍主力正式合編，成立了一個新的、更高級別的戰略軍團，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徐向前同志擔任總指揮，陳昌浩同志擔任政治委員。注意，這個“第四方面軍”的番號一出來，就讓大家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按理說，當時中央紅軍（也就是后來的紅一方面軍）是老大，那接下來應該是“紅二”、“紅三”才對，怎么直接跳到“紅四”了呢？

這里面有個關鍵人物，就是當時鄂豫皖蘇區的最高領導人張國燾。

根據歷史資料分析，張國燾這么做，有他非常現實的考慮。一個很直接的想法是迷惑敵人。

國民黨當局一直在打聽紅軍到底有多少個“方面軍”，張國燾跳過“二”和“三”，直接亮出“紅四方面軍”的旗號，可以虛張聲勢，讓敵人誤以為紅軍已經至少有了四個強大的方面軍，從而在心理上產生壓力。

當然，這也是因為鄂豫皖蘇區的獨立性和重要性。

成立方面軍，就是這支軍隊不再是地方部隊，而是與中央紅軍并列的主力戰略兵團。

所以，紅四方面軍的率先成立，根子上是因為鄂豫皖蘇區當時確實具備了強大的實力。

它地處中原腹地，戰略位置極其重要，“東臨津浦路，西扼京漢路，北踞隴海路，南逼長江”，直接威脅著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城市武漢和南京。

這里的紅軍在徐向前等將領的指揮下，接連打了好幾個漂亮仗，比如黃安戰役、商潢戰役、蘇家埠戰役，部隊越打越多，根據地越打越廣，發展成了全國范圍內僅次于中央蘇區的第二大根據地。

并非遺忘，而是時機未到

那么問題來了，紅四方面軍成立的時候，有沒有“紅二方面軍”的苗頭呢？或者說，有沒有一支足夠強大的部隊可以配上這個番號呢？咱們把目光移到南方的湖南、湖北西部，也就是湘鄂西蘇區。

這里的革命斗爭也非常激烈，主力部隊是賀龍同志領導的紅二軍團（最初叫紅二軍）。在江西、湖南邊界的湘贛蘇區，還有由蕭克、王震等同志領導的紅六軍團。

這兩支部隊英勇善戰，為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是，在1931年到1934年這段時間里，它們始終沒有被正式授予“紅二方面軍”的番號。

為什么呢？原因有幾個方面。第一，從客觀形勢上看，湘鄂西和湘贛蘇區面臨的敵情非常嚴重，處于國民黨軍的反復“圍剿”之中，根據地不像鄂豫皖那樣一度非常鞏固和統一，斗爭環境更為艱苦和分散。

第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戰略上的考慮。中共中央從全局出發，需要保留“紅二方面軍”這個重要的番號，等待一個更合適的時機、用在更關鍵的棋局上。

說到這里，就必須提一下當時中共中央面臨的一個巨大難題，這個難題直接決定了“紅二方面軍”的誕生時機。

那就是張國燾的問題。紅四方面軍成立后，在張國燾的領導下，雖然打了一些勝仗，但他也逐漸滋長了嚴重的軍閥主義和分裂主義傾向。

1935年，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于四川懋功會師，這本是增強紅軍力量的大好事。但張國燾自恃紅四方面軍兵力強大（鼎盛時期超過八萬人），個人野心膨脹，在戰略方針上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尖銳對立。

他反對中央北上的正確決定，堅持要南下，甚至發展到公然分裂黨和紅軍，在卓木碉另立了一個“第二中央”。

這成為了長征途中最嚴重的危機。

“紅二方面軍”誕生

時間來到1936年。

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經過艱苦轉戰，也開始了長征，并且在當年7月初，到達了四川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實現了會師。

這次會師，一下子改變了整個西北地區紅軍的力量格局，也把“紅二方面軍”成立的議題，推到了最緊迫的日程上。

當時的情況非常微妙，也非常緊張。

紅二、六軍團經過長途跋涉，兵力大約有一萬多人，而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雖然經過南下受挫，仍有數萬之眾，實力對比懸殊。

張國燾并沒有完全放棄他的錯誤立場，他試圖利用兩軍會師的機會，用各種辦法影響甚至控制紅二、六軍團，比如想向這支部隊派干部、灌輸他的主張等等。

對于遠在陜北、正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中央來說，甘孜會師后的局勢充滿了風險：如果紅二、六軍團這支堅決擁護中央的寶貴力量，被張國燾吞并或帶偏，那后果將不堪設想。

正是在這種千鈞一發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個果斷而英明的戰略決策。 1936年7月5日，中革軍委正式發布命令：以紅二軍團、紅六軍團，以及紅四方面軍一部編成的紅三十二軍（原紅九軍團），共同合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

任命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委員。

所以說，紅二方面軍的成立，遠遠超出了一次簡單的部隊整編。

它是在長征后期，黨和紅軍面臨分裂危險的緊要關頭，中共中央為了維護團結、堅持正確路線而打出的一張至關重要的“政治牌”和“組織牌”。

當然，前期是條件不成熟、戰略留有余地；后期則是形勢所迫、斗爭所需。

共同北上與歷史意義

紅二方面軍的成立，立刻在甘孜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有了正式番號和獨立指揮機構，賀龍、任弼時等領導人開展工作就更有底氣了。

他們與朱德、劉伯承等同志緊密配合，一方面堅決抵制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另一方面耐心做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的工作，宣傳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

在多方努力和現實壓力下（張國燾的南下方針已徹底失敗），張國燾不得不放棄了他的分裂主張，同意北上。

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攜手并肩，開始共同北上的征程。這段歷程依然充滿艱險，要穿越茫茫草地，但兩支兄弟部隊相互支援，最終在1936年10月，在甘肅的會寧和將臺堡地區，與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至此，紅軍的三支主力方面軍，紅一、紅二、紅四，全部匯聚在西北，開啟了革命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