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諾3-5天降糖卻加重病情，2.87萬貨款難追回，責任該如何界定？

血糖偏高的河南消費者胡某，因相信湖南某醫堂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醫堂公司”）的產品宣傳，花費28700元購買降糖產品，服用后不僅未達到預期效果，病情反而有加重趨勢。此后，他歷經一審、二審、再審的司法程序，全部訴求均被駁回，這場看似普通的消費糾紛，因資質混用、口頭承諾效力認定等問題，引發了公眾對消費維權難點的廣泛關注。

網絡引流+療效承諾+層層套路，消費者高價購藥

2023年3月，血糖偏高的胡某在網絡平臺看到某醫堂公司的降糖產品宣傳視頻后，留下個人聯系方式。隨后該公司銷售人員通過微信聯系他，發送了藥品經營許可證、關聯公司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等資質材料。

（聊天記錄，當事人提供）

溝通中，銷售人員作出“3-5天血糖下降”“一個療程保證效果”“能治好而且也不用終生服藥”等明確的療效承諾。胡某基于對資質材料和口頭承諾的信任，開始購買產品。

但他逐漸陷入商家的層層套路，據他描述：第一次僅花費幾百元購藥，尚未吃完，商家便催促他再次購買。商家稱“不及時跟進用藥會影響效果，還會導致病情惡化”。在這種思想的反復灌輸下，胡某的購藥成本從幾百元漲到幾千元，最終累計支付28700元。

（聊天記錄，當事人提供）

然而，在按要求服用完產品后，胡某發現血糖調理效果不佳，身體狀況甚至出現加重趨勢。他進一步核查后發現，向自己銷售產品的某醫堂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本身并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銷售人員發送的是關聯公司的資質證照。

（某醫堂大藥房資質信息，當事人提供）

協商破裂走上訴訟路，三級審理均遭駁回

發現問題后，胡某第一時間與某醫堂公司溝通，要求退款并賠償。某醫堂公司曾草擬一份《退貨退款協議書》，同意全額退還28700元貨款，但同時要求胡某承諾不再追究公司責任、不得傳播負面信息、撤銷所有投訴，且需承擔10萬元違約金的違約后果。

（《退貨退款協議書》，當事人提供）

這份附帶嚴苛“封口”條款的協議，遭到胡某的拒絕。協商破裂后，2023年12月，胡某向長沙市相關法院提起訴訟，訴求某醫堂公司退還貨款，并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支付三倍貨款的賠償金。

一審法院審理認為，某醫堂公司具備合法的藥品經營資質，發送的關聯公司證照真實有效，不存在冒用資質的情況，且胡某無法充分證明對方存在欺詐行為，判決駁回其全部訴訟請求。

（一審判決書，當事人提供）

胡某不服一審判決后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認定產品效果受個人體質等多種因素影響，不能僅憑效果不佳認定欺詐，某醫堂公司的退款提議屬于單方協商行為，不代表承認存在過錯。

2025年，胡某申請再審，高院審查后認為，產品外包裝和說明書已標注相關提示，商家的口頭承諾不足以對消費者產生決定性誤導，最終裁定駁回再審申請。

資質混用+身份混淆+銷售套路，多重爭議引熱議

資質混用是否構成消費誤導？

胡某主張，某醫堂公司僅有藥品銷售資質，并無診療資質。銷售人員卻在推銷時刻意發送關聯公司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利用品牌字號重合的特點混淆資質邊界，讓他誤以為交易主體具備專業診療資格，進而高價購買產品，這一行為本質上構成消費誤導。

而法院的認定邏輯是，某醫堂公司與關聯公司存在控股或股東重合關系，且提供的資質證照真實有效、主體信息清晰，消費者應當能夠區分不同主體的資質范圍。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消費者往往難以精準辨別企業間的股權關系和資質邊界。某醫堂公司這種“銷售主體與診療資質主體分離、共用品牌對外宣傳”的模式，是否利用了消費者的認知盲區？銷售人員未明確區分資質歸屬主體與實際銷售主體的差異，這種“選擇性展示資質”的行為，是否屬于刻意誘導消費者產生主體混同的認知？

口頭療效承諾的法律效力該如何認定？

胡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銷售人員曾多次作出“3-5天血糖下降”“一個療程保證效果”等明確承諾，這也是他高價購買產品的關鍵動因。他認為，這類療效承諾違反相關法規中的規定，屬于虛假宣傳。

但司法機關認定，產品外包裝和說明書已標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藥物”等提示信息，消費者應盡到注意義務。銷售人員的口頭承諾不能凌駕于書面說明之上，現有證據也不足以認定商家存在主觀欺詐故意。

這一認定引發消費者普遍擔憂：在日常消費中，口頭承諾往往是促成交易的重要因素。若僅憑書面說明否定口頭承諾的效力，消費者權益該如何保障？當商家用“口頭承諾吸引消費，書面說明用于免責”的模式經營時，又該如何平衡雙方的權利義務？

層層遞進的銷售套路是否涉嫌惡意誘導？

胡某反映，商家采用“低價入門、逐步加碼”的銷售策略，從幾百元到幾千元再到上萬元，不斷催促他追加購藥。商家以“斷藥影響效果”“停藥導致病情惡化”等說法反復灌輸，利用患者對病情的擔憂心理，一步步誘導其投入高額費用。

這種層層遞進的銷售套路，是否屬于利用消費者的焦慮情緒實施惡意誘導？在藥品、保健品這類特殊商品的銷售中，該如何界定合理推薦與過度推銷的邊界？

盼厘清責任邊界，維護消費公平

盡管三級司法程序均未支持訴求，但胡某表示，他的維權訴求從未改變：一是希望某醫堂公司退還28700元貨款以及賠償款；二是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厘清商家資質宣傳的邊界，明確資質混用行為的性質；三是期盼司法實踐中，能夠進一步明確銷售人員口頭療效承諾的法律效力認定標準。

胡某的遭遇，折射出當前消費維權領域的諸多難點：消費者舉證“欺詐”的門檻較高，難以證明商家的主觀故意；信息不對稱導致消費者在維權過程中處于弱勢地位；跨地域訴訟帶來的時間、金錢成本，也讓不少消費者望而卻步。

此案的走向，不僅關乎一名消費者的切身權益，更對規范藥品、保健品銷售市場秩序，明確商家宣傳行為邊界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如何在保障企業合法經營的同時，切實維護消費者的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仍是需要持續探討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