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兵和皖南事變，哪個對革命隊伍的打擊更大？

這個問題對于稍微有點黨史常識的都不難做出準確的判斷，肯定是草地分兵，對于革命隊伍的打擊更大，因為這種打擊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不但是整體的，而且是致命的；而皖南事變對革命隊伍的打擊，則是局部的，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致命的。

何以見得呢？

有毛澤東主席自己的話為證。

1960年10月，北京。

毛澤東主席在他位于中南海寓所的書房里，親切地會見了一位來自西方的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

在毛澤東為數不多的外國友人中，斯諾無疑是與其友誼最深的一位老朋友。

毛澤東不會忘記，1936年他率領人數只剩不到一萬的中央紅軍剛剛結束二萬五千里長征，歷盡千辛萬苦到達地瘠民貧的陜北高原，又面臨著蔣介石的幾路大軍接踵而至的軍事包圍。

就在那個艱難時刻，年輕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卻冒著生命危險，毅然來到延安，對他和紅軍戰士進行采訪。

在昏暗的窯洞里，在微弱的燈光下，毛澤東與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徹夜暢談。

于是就有了后來那本家喻戶曉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從此，毛澤東的大名傳遍全世界。

時隔二十四年后的久別重逢，使這兩位昔日的老朋友激動不已，毛澤東和當年在延安一樣，與斯諾無拘無束地連續談了好幾天，時間長達九個小時。

“我們談到了這些年來發生的事，也談到了還沒有發生的一些事。”斯諾在他的《漫長的革命》一書中回憶道，毛顯得“從容不迫，動作穩重，能迅速領會別人話中的細微含義，眼神雖然不能完全說是閃爍發光，但是卻帶有一種嘲弄的微笑。他的笑聲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歡機智的談話”。

這時斯諾向談興正濃的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一個似乎只有斯諾這樣的外國老朋友才敢問的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

出乎斯諾的意料，毛澤東回答說，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黨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草地分兵，發生在1935年，距離1960年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的世紀，痛定思痛的毛澤東依然堅持認為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是他人生的至暗時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中國革命的至暗時刻。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縣）勝利會師。但是會師的喜悅很快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燾得知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一路轉戰萬里，現在的人馬只有兩三萬人（實際人數也許更少），便心生異心，有槍就是草頭王的軍閥思想油然而生，自恃當時的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便伸手向中央要權。

黨中央和毛主席本著要團結不要分裂的良好愿望，做出了一些必要的讓步和妥協，盡量滿足了張國燾的一些要求。

在八月初的沙窩會議上，由中央政治局提議：

補選三個來自紅四方面軍的中央委員：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
補選三個來自紅四方面軍的中央候補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鐘
中央政治局補選來自紅四方面軍的兩人：陳昌浩為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

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樣使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統一行動，認為關鍵就在張國燾。恩來同志發高燒，病中仍為此事煩心。我聽到毛主席和聞天反復商量，談得很具體。
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
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
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表示贊同。

當時紅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等人都不明白毛澤東“寧可讓出總政委，不能讓出總書記”策略的奧秘，后來形勢的變化，彭德懷對毛澤東的遠見佩服不已：“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后的偽中央，就是合法的了。這是原則問題。”

但即便如此，欲壑難填的張國燾的野心仍然并不滿足。

根據之前制定的《夏洮戰役計劃》，沙窩會議之后，以紅一方面軍的一軍團、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4軍、30軍組成右路軍，由中央直接領導，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北上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以紅一方面軍五軍團、32軍（原九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9軍、31軍、33軍組成左路軍，由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總政委率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北上向阿壩地區開進。

但是，張國燾打定主意，要另立中央，裹挾著左路軍南下，并給右路軍的陳昌浩（紅四方面軍政委）發來了一封“草地密電”。幸虧這封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字樣的密電第一時間被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及時送給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得以及時連夜率部開拔北上，脫離右路軍的徐、陳的紅四方面軍部隊。

日后毛澤東對于葉劍英在這一關鍵歷史時刻的表現仍然念念不忘，并引用古人的詩句稱贊其“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

而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也因為在這個關鍵時刻，立下了一個大功。當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打電話問，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果斷地回答：“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

如果，這個時候右路軍里的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火并，后果真是不堪設想。

難怪毛主席會在25年之后，當埃德加·斯諾向他拋出“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的這個問題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了四個字：草地分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