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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被年輕人嗤之以鼻的國企基層崗,如今竟成了香餑餑?這背后不只是崗位變香了,而是就業環境變了。“親屬崗”和“世襲崗”的存在,反映了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數字經濟應用實踐專家駱仁童博士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加強監管外,還需要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崗位,從根本上緩解就業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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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計劃經濟時代實行的“職工子女頂替制度”早已在1990年廢止,但那種“子承父業”的潛規則卻從未真正消失。尤其在一些資源型城市,整座城圍繞一兩家國企運轉,親戚朋友扎堆在一個單位上班,形成封閉的“土圍子”。那時候,體制內工資遠不如市場崗位,大學生寧愿去大城市送快遞也不愿接父母的班——畢竟,一個基層公務員的收入,可能還不到貨車司機的一半。可如今呢?當年輕人連“送外賣都卷不動”時,那些曾被嫌棄的穩定崗位,突然成了稀缺資源。人們開始對這種“近親繁殖”的現象越發不滿,不是因為崗位變了,而是機會變少了。
更諷刺的是,“親屬崗”的操作手法也在“進化”。早年是赤裸裸的“蘿卜招聘”——比如某縣財政局為局長女兒量身定制崗位:本縣戶口、25歲以下、英語四級、海外會計專業畢業,結果符合條件的就她一人;又如某煙草公司招客戶經理,硬性要求體育專業、國家二級運動員優先,崗位和條件完全脫節。這類明目張膽的操作如今已難逃舉報。于是,高階玩法登場:“交叉安置”——你安排我孩子進你單位,我安排你孩子進我單位,表面合規,實則換湯不換藥。讓權力與資源通過血緣悄然傳遞,圈子內部閉環流轉,這不正是所有系統性腐敗的溫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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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為什么對“崗位世襲”如此敏感?因為文化基因里刻著“德才配位”。從隋唐科舉制確立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就成為底層逆襲的精神圖騰。“十載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種靠努力改變命運的信念,深植于民族心理。在中國,不論是教育還是公職招聘,公平從來不是選項,而是底線。所以當“世襲崗”再度浮出水面,激起的不只是憤怒,更是對社會流動通道是否正在關閉的集體焦慮。
值得玩味的是,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這類問題之所以未引爆矛盾,恰恰是因為市場提供了海量新機會——互聯網、外貿、房地產、制造業……年輕人有得選。可當紅利退潮、就業承壓,那些曾被忽視的“暗箱操作”便成了刺眼的不公。“親屬崗”不是新問題,而是舊傷疤在新困境下的潰爛。當一份普通工勤崗都能引發全民圍觀,我們該問的或許不是“誰在搞世襲”,而是“為什么今天的年輕人,連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都顯得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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