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js_title_inner">“輿情—政策”協同演進研究——基于《新京報》報道個案與模式分析

文 | 周軍（新京報社我們視頻編輯部）

食品安全是典型的公共議題，其治理過程在媒介化社會中日益呈現出“事件驅動—輿論加壓—政策調適”的響應特征。2025年3月15日，《新京報》的《緊急呼叫》欄目推出《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引發廣泛社會關注與輿論震蕩，迅速觸發從地方到中央層面的監管響應，最終推動市場監管總局出臺《餐飲服務連鎖企業落實食品安全主體責任監督管理規定》。該報道及其產生的社會效果，為人們理解當代中國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媒體角色、輿論機制與政府行為提供了典型樣本。

當下，相關研究多從“議程設置”的經典理論出發，分析媒體與政策的單向或雙向影響，較少有研究在“媒介化治理”（Mediatized Governance）的整合框架下，從新聞傳播學與公共治理的交叉視野中，系統性闡釋輿情如何重構政策議程、政府如何實現從“被動響應”到“主動建構”的轉型。本文立足于新聞傳播學與公共治理的理論前沿，通過對《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的全程回溯，致力于實現三方面的學術推進：一是在個案中提煉出具有普遍解釋力的“輿情—政策”協同演進模式；二是結合媒介化治理、韌性治理等新范式，拓寬政策響應研究的理論視野；三是基于中國語境，提出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治理優化路徑。

一、演化路徑：從后廚亂象到制度反思

（一）事件緣起與媒體介入

2025年3月12日，《新京報》的《緊急呼叫》欄目發布《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一文，以暗訪視頻形式揭露了連鎖品牌“楊銘宇黃燜雞米飯”多家加盟店存在的剩菜回收、食材變質、衛生失序等問題。報道不僅事實確鑿、細節震撼，更通過“品牌知名度—加盟模式—監管缺位”的敘事鏈條，將個案問題引向對行業治理結構的深層質疑。

（二）輿情演化“三級跳”

報道發布后，與“楊銘宇黃燜雞” 相關的23個話題登上微博熱搜，閱讀量超過10億，并在各大網絡平臺引發廣泛討論。該報道的輿情演化呈現出典型的“三級跳”特征：第一階段集中在品牌信譽崩塌，第二階段擴展至對黃燜雞品類乃至外賣行業的普遍不信任，第三階段則上升到討論餐飲加盟模式與政府監管效能。三個階段不斷升級，既有情緒動員又有理性辯論，匯聚成強大的民意壓力場。

（三）政府響應“三階模型”

應急處理期（曝光后1~3天）：楊銘宇黃燜雞總部發布致歉信，涉事門店所在地的市場監管部門第一時間對報道中點名的門店進行查封、立案調查，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向山東省食品藥品安全委員會、河南省政府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發出掛牌督辦通知書。各方均展現出快速響應與風險控制意圖。

專項整治期（曝光后1周~1個月）：各地市場監管部門紛紛宣布開展針對餐飲服務行業，特別是連鎖加盟類餐飲企業的食品安全專項檢查行動。這標志著響應范圍從個案擴展到行業，實現從“點”到“面”的監管拓展。

政策構建期（曝光后數月）：在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的指導下，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牽頭，會同行業協會、專家等，開始研究制定針對連鎖餐飲加盟業態的專門監管文件。最終，行業新規《餐飲服務連鎖企業落實食品安全主體責任監督管理規定》于2025年5月26日至6月27日公開征求意見，9月28日正式發布。新規明確了品牌方對加盟店的食品安全主體責任，完成從行政處置到制度建設的跨越，填補了連鎖餐飲食品安全監管的制度空白。

二、模式分析：媒介化治理視角下“輿情—政策”協同演進

媒介化治理指的是在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和決策過程中，媒體作為信息傳播和意見表達的重要平臺，通過其獨特的傳播機制和社會影響力，參與并影響治理過程和結果的現象或模式。這一過程強調了媒體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以及媒體與政府、公眾等多元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

《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案例表明，“輿情—政策”協同演進本質上是媒介化治理視角下，公共治理的一種適應性循環：輿情作為社會需求的“傳感器”，政策作為治理資源的“調配器”，二者通過動態互動推動制度完善。該模式的核心要求是政府需要具備輿情前瞻性研判能力，企業需要強化主體責任意識，而公眾的理性參與則是構成協同治理的社會基礎。

（一）媒體參與公共治理，成為治理結構的能動者

在《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中，媒體在三個階段參與了治理重構。

第一階段是暗訪亂象將風險可視化。該調查報道將原本隱匿的后廚亂象轉變為公眾可感知的議題，這一過程實現了風險的可視化。這種轉化讓潛藏的食品安全風險成為社會普遍認知，為公共決策提供了精準的“靶點”。

第二階段是議題升華與制度關聯。該調查報道通過強化“加盟模式”和“總部責任”等關鍵因素，推動議題從道德譴責上升到反思制度。“輿情—政策”協同演進的關鍵節點在于，媒體推動議題的升華，將公眾關注點引導至對連鎖品牌責任分配、監管體系有效性等結構性問題的探討上，引發公眾反思，從而為政策的優化與出臺打開了“政策之窗”，最終指向治理體系的完善。

第三階段是跟蹤報道與議程維系。媒體在該報道后，持續推出企業整改、行業整頓與政府處置的后續報道，在“3·15”熱點快速更迭的輿論場中，防止了議題被淹沒，通過持續跟蹤報道，確保了公眾訴求得到實質性回應。這種持續的輿論壓力和監督，能夠倒逼各層級職能部門加快推進監管步伐，并將治理過程和結果及時公布，最終形成新的制度鞏固治理成效，防止問題反彈。

（二）輿情觸發政策壓力，成為協商的公共界面

在媒介化治理視角下，網絡輿情既構成迫使決策系統響應的外部壓力，也作為一個開放性的公共領域，為多元主體的政策協商提供了公共界面。

輿情觸發政策壓力的傳導機制。在《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中， 23個話題沖上熱搜、多個話題登上榜首，社交媒體上對食品安全的憤怒情 緒（如“天塌了，我最愛的黃燜雞”“食品安全亂象叢生，如何能吃上放心食 物？”）加速形成輿論聲浪，推動議題從個案上升到公共性的食品安全問題。網民的情緒化輿情作為“壓力輸入”顯著縮短了政策識別周期，事件曝光48 小時內，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地方政府便快速行動。可見，在“3·15”這一特殊節點，輿情迫使政策議程出現明確的時間窗口與行動優先級。

輿情成為多元主體協商的公共界面。隨著政策議程的開啟，網絡表達 逐漸從情緒宣泄轉向理性協商。報道發布初期，網民情緒以憤怒為主，但隨著監管部門的介入，多方討論開始聚焦于制度性根源。例如，有媒體發布評論指出當前的加盟模式存在“重加盟、輕管理”的結構性缺陷，有學者建議采用直營化管理經驗，市場監管部門則推出“明廚亮灶”等措施。多方理性介入，形成“問題曝光—根源分析—對策建議”的協商路徑。

輿情對公共決策的雙重影響與治理優化。輿情對政策進程兼具積極與消極作用。其積極意義在于匯聚民意、加速政策響應，如該報道直接推動市場監管總局出臺規定，將“總部監管責任”法制化。然而，輿情的非理性風險亦不容忽視，如事件中“騎手私藏避雷清單”等局部信息被誤讀為行業整體問題，部分自媒體夸大事實導致公眾對餐飲安全的整體信任危機。因此，“輿情—政策”協同演進模式需要通過制度化治理揚長避短，避免情緒化輿情干擾科學決策。

（三）從被動應對到制度引領，政府實現治理轉型

《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后的政府作為，展現出“輿情—政策”協同演進模式中治理體系的優化路徑：通過敏捷響應控制短期風險，通過制度補漏謀求長期效能。在此路徑下，政府從傳統的事件應對逐步轉向制度補漏，不僅化解了危機，也推動了食品安全治理體系的系統性升級。

路徑一：以敏捷響應控制短期風險，通過快速行動與信息公開，重建公眾信任。事件曝光后，地方政府快速啟動應急機制，有效管控輿情風險。市場監管部門在媒體報道當日即對涉事門店實施突擊檢查與查封，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在24小時內宣布對山東、河南兩省實行掛牌督辦。這種響應速度展現了監管決心，將風險轉化為公眾可感知的治理行動，化解了信任危機。

路徑二：以制度補漏謀求長期效能，借助輿論與專家意見，對制度短板啟動系統性修補。政府并未止步于個案處理，而是以事件為契機完善制度。一方面，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市場監管總局約談三市副市長，直指“企業主體責任未落實”“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短板漏洞”等結構性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吸納媒體調查、專家解讀和行業分析，由市場監管總局牽頭研究制定針對連鎖餐飲加盟業態的專門監管文件，于2025年5月26日至6月27日公開征求意見，9月28日發布《餐飲服 務連鎖企業落實食品安全主體責任監督管理規定》。

三 、啟示：構建敏捷、開放與韌性的治理系統

《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引發的輿情風暴表明，在面對新傳播環境下的輿論沖擊和系統性風險時，傳統治理模式有其局限性，主流媒體需 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適應，通過敏捷化、開放化與韌性化轉型，提高政府響應效能。

（一）推動治理模式向“敏捷 治理”轉型，縮短政策響應周期

《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引發的輿情，在曝光24小時內便形成全國性關注，顯然，常規的監管難以應對輿情的爆發速度。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辦公室迅速啟動跨省掛牌督辦機制，直接約談涉事企業總部所在地與問題門店集中地的監管部門。這一高效響應，也凸顯了傳統層級式治理的滯后性，提示政府應該建立動態監測與預警機制，通過基于大數據的輿情預警系統，實時捕捉風險信號，生成風險圖譜，為監管介入提供數據支撐。 應用好彈性政策工具，為避免因政策制定周期長而錯失治理窗口，可以先針對加盟監管漏洞出臺臨時規定，再逐步完善并出臺《餐飲服務連鎖企業食品安全主體責任管理規定》。此外，還應加強學習型組織建設，及時復盤將個案經驗轉化為制度優化。推進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是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系一項非常突出的能力，體現了制度學習的敏捷性。例如，該報道推動部分地區建立“食品安全 黑名單”動態更新機制，實現了從應急處置向風險預判的轉型。

（二）構建開放協同的多元主體治理網絡，強化公共理性引導

輿情初期，網絡空間的情緒化表達占據主導，但隨著專家、媒體與監管部門的介入，討論逐漸轉向對加盟模式制度性缺陷的理性反思。這凸顯了在 “輿情—政策”協同演進中，需要開放治理，政府需從單一主導者轉變為多元協同的“元治理”角色。首先，政府要重構主體角色，突破傳統政府治理理論適配數字經濟不足的困境，通過制度供給引導企業、行業協會、公眾參與治理。如市場監管部門約談行業協會，推動企業總部建立“人工智能（AI）后廚監控+神秘顧客突檢”制度。其次，要建設理性協商平臺，借助官方媒體平臺凝聚共識。最后，要激活社會力量，鼓勵“吹哨人”開展合法監督，并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訴訟快速通道，使消費者協會可代表受害者發起集體索賠。

（三）加強治理體系的韌性設計，兼顧常態治理與應急管理

韌性治理強調的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適應性問題，體現為治理機制根據復雜、不確定情境的變動而動態調適，始終保持演進活力[1] 。結合韌性治理理論，食品安全治理體系可以從傳統的被動管理，轉向全周期、多層次的韌性設計，兼顧常態治理與應急響應。一是加強制度韌性，完善法規體系。該案例中，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出臺新規將“總部監管責任”法制化，明確監管層級、細化責任機制、強化法律約束，正是通過制度剛性確保了企業總部切實履行管理職責，提升了行業監管效能。二是加強技術賦能，構建系統性冗余。區塊鏈技術可應用于食材溯源系統，AI視頻識別技術則能通過智能監控設備自動捕捉后廚違規操作。楊銘宇黃燜雞總部在事后承諾全國門店接入AI巡查系統，正是技術賦能冗余設計的體現。這些技術工具可以構建起數字時代的風險“緩沖層”，降低單一環節失效導致的系統性崩潰風險。三是激活基層韌性，促使治理體系落地。政府的治理資源應持續向社區下沉，在網格化管理體系中培育基層自我組織能力。可通過消費者掃碼監督、騎手“隨手拍”等機制將社會力量納入治理網絡，形成官方監管與民間互助的協同效應，使治理體系在壓力下仍能保持末端響應活力。

（四）創新媒介化治理工具，實現精準化與透明化溝通

《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后的輿情發酵過程中，網絡虛假信息一度加劇公眾恐慌，而后期權威渠道的介入則有效平息了風波。這一過程對媒介化治理提出了核心要求：媒體應該從傳統的“傳聲筒”升級為多元協同的治理平臺，促進公共溝通實現精準 化與透明化。

具體而言，可以從數據驅動、智慧監管與媒介化溝通三個層面推動。

其一，用數據驅動決策，構建治理體系的可信基石。物聯網、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能夠構建不可篡改的可信數據鏈，從源頭消除信息不對稱引發的公眾疑慮。各級治理主體應建立統一的全域數據采集與共享機制，打通傳統治理中的 “信息孤島”，對輿情風險和政策效果做到精準研判[2] 。

其二，用智慧監管工具驅動智能化，提升治理效能。例如，推行“AI明廚亮灶”，通過智能攝像頭自動識別后廚違規操作并實時預警，將依賴人力的傳統被動監管轉變為全時段、全流程的主動防控。技術賦能后的監管不僅可降低成本，更可通過透明化流程重塑公眾對企業和政府的信任。

其三，推動媒介化溝通的多元化，實現政策可及性與共鳴。可以采用短視頻、短劇、直播等輕量化的多元傳播形式，打破政策解讀的專業壁壘，使復雜信息直觀觸達多元群體。還應在媒介平臺進行互動溝通，在凝聚共識的同時激發公眾參與治理的積極性。

四、結語

《楊銘宇黃燜雞后廚亂象》報道引發的關注表明，輿情不一定是危機信號，也能成為治理體系優化的催化劑。未來的食品安全治理路徑，應該是從被動響應到主動適應，通過敏捷治理壓縮風險識別與行動間隔；從封閉管控到開放協同，通過多元共治激發公共理性；從脆弱平衡到韌性穩定，通過全周期管理增強系統抗逆力。最終，輿情壓力轉化為制度演進動力，形成良性循環。這一路徑不僅適用于食品安全領域，也能為城市管理、公共衛生等復雜風險治理提供范式參考。

參考文獻

［1］容志，宮紫星.理解韌性治理的一 個整合性理論框架：基于制度、政策與組 織維度的分析［J］. 探索，2023（5）：119- 133.

［2］林欣，盧倩倩.數字經濟時代下食 品安全監管的現實困境與實踐路徑［J］.數 字經濟，2025（5）：27-31.

來源 | 《新聞潮》

作者 | 周軍（新京報社“我們視頻”編輯部主編）

值班編輯 |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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