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州警察到志愿軍戰俘、從中立國難民到阿根廷富商：程立人的環球移動（上）

作者簡介：常成，加利福尼亞大學現代中國歷史博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歷史系訪問教授。研究冷戰、中美關系，以及普通民眾經歷的戰爭和革命社會歷史。作者授權發布，轉載須取得授權。

原載于《越界而生：冷戰亞洲的移動與連結》，篇幅所限，此處略去注釋。

1950年11月的一個凌晨，在貴州省思南縣許家壩鄉程家大院，二十二歲的程立人從堂妹手中接過一個簡單的包袱，懷揣父親給的三百元錢，匆匆離家。程走到縣城，找到初中同學溫北海，兩人一同報名參加解放軍。“要參軍，馬上上車子！”一名軍官命二人爬上卡車，部隊很快就開拔，離開思南。1951年3月，程立人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第12軍第31師的彈藥搬運兵，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參戰。兩個月后，志愿軍發起第五次戰役，程立人開小差，向聯合國軍投誠。在韓國戰俘營，他成為著名的反 G 戰俘領袖，卻沒有在1954年1月隨一萬四千名“反G義士”到臺灣；他與另外十一名中國籍戰俘選擇前往中立國。在印度停留兩年后，1956年程立人遷往阿根廷，后成為當地著名富商。

2014和2016年，筆者兩次遠赴阿根廷訪問程立人。本文利用程立人口述訪問、親共與反 G 雙方戰俘在不同時期形成的審訊紀錄、回憶錄與口述訪問，以及美國和臺灣的外交、軍事檔案，聯合國報告等史料，重建程立人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從家境優渥的少年時代到重慶警官大學求學的青年時代，從1949年大陸鼎革動蕩之際到1950年川貴民變與中共“剿匪”，從志愿加入解放軍到韓戰戰場脫離部隊向聯合國軍投誠，從戰俘營FG領袖到選擇遠走中立國，滯留印度的難民，最后到阿根廷成為富商，直至2022年底平靜往生。

一、從貴州到重慶，從警察到“土匪”

程立人，原名程國綱，1928年出生在貴州省思南縣的一個富商家庭。思南地處貴州東北，烏江中下游，自古以來是川、黔、湘三省“鹽油古道”上的重要樞紐。巴蜀之地自貢的井鹽（“鹽巴”）順長江而下至涪陵，再溯烏江而上至思南，再經陸路轉運貴州各地甚至遠及湘江流域。川、陜、皖等地商人進駐貴州收購桐油、生漆等土特產品，經烏江順流而下出黔，是謂“鹽油古道”。

二十世紀初以來，桐油作為一種工業原料，特別是軍工原料，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品之一，到1936年更取代絲茶躍居出口品首位，占出口總值的10.4%。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派遣銀行家陳光甫赴美，協同駐美大使胡適與美國財長摩根索談判，于1938年底達成以22萬噸桐油換2,500萬美元貸款的協定，更說明桐油的重要性。1940年湖北宜昌淪陷后，長江航運癱瘓，思南更成為川－黔－湘水路聯運生命線上的重鎮。思南地處偏遠，卻已匯入全球經濟體系。

程立人的祖父程良佐（又名程義順）清末從安徽移居思南，從事桐油貿易而發跡。由于桐油供不應求，時常有不法商人在桐油中摻入米湯，以致信用全失。而程良佐秉承良好操守，受到上海等地洋行的信任，成為當地的大桐油商。在少年程立人的印象中，祖父“每天都收購桐子，榨桐油”。家中總是客商不斷，無論生意是否談成，祖父總是客氣地招待客人吃飯。祖父卓越的商業基因潛移默化，植入了少年程立人的頭腦中，為他后來在阿根廷的商業成功打下基礎。

程良佐四弟兄在思南縣許家壩鄉修建高墻大宅“程家院”。程立人的父親程治兆在五個弟兄中排行第三，弟兄各自成家后都在程家院分得房產。在程立人的記憶中，父親不用做事，依靠田產地租就過著舒適的生活。

程立人排行老大，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在程家院念過兩年私塾，然后到許家壩國民小學讀了兩年小學，再到思南縣城讀初中。初中畢業后，程立人遠赴省城貴陽，就讀于由茅臺酒創始人賴永初設立的永初私立中學，而當時整個思南縣在貴陽讀高中的學生只有兩人。在高中時期，程立人依然衣食無憂。據他回憶，“如果我向家里要一百元錢，我父親肯定寄一百二十元來”。

1947年春，中央警官學校重慶分校到貴陽招生，有六十多人報考。程立人在作文考試中，講述家庭背景，書寫理想抱負，獲得主考官的青睞，躋身三名考取者之列。重慶分校的學員來自西南各省，分為兩類：一年制的轉業警官班，學員包括約三千余名轉業軍官；兩年制的正科學生班，每期有約兩、三百名招考的高中畢業生。正科學生必須接受半年的軍事入伍訓練，以培養合格的“戰時軍官、平時警官”。

程立人入學的1947年亦是國共內戰的轉折之年。中共在東北、華北站穩陣腳，逐步轉入反攻。兩年后，程立人畢業時，國民黨政權大廈將傾。1949年4月20日夜，中共百萬大軍開始橫渡長江，23日陷南京，5月27日占上海。中央警官學校重慶分校于5月宣布學生提前畢業，程立人只得返鄉謀職。適逢當年的思南中學校長黃友群在思南以南約200公里的鎮遠縣任縣長，帶去三十多名親友門生占據縣政府要職，程立人的幾位初中同學就任科長。程立人到訪鎮遠，黃友群縣長設家宴款待，說自己各種人才俱有，“獨缺一個學公警的老爺”。7月，剛畢業的程立人成為鎮遠縣警察督察長。

11月1日，劉伯承、鄧小平指揮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從湖南進攻貴州，8日即占領黔東重鎮鎮遠，15日克省城貴陽，17日進思南，守軍不戰而降。07在解放軍逼近之前，鎮遠縣長黃友群已望風而逃，攜一百余人返回思南。而程立人的韓戰審訊紀錄顯示，他于10月返回思南。他的警官生涯僅僅維持了兩個多月。

到此為止，美軍審訊紀錄和程立人的口述都基本吻合。不過，對于之后的一系列事件，程立人并不認同審訊紀錄的記載。據審訊紀錄，1949年11月，解放軍進占思南，而程立人未作抵抗，即被俘虜。次年2月，程加入反 G 游擊隊，參與零星戰斗。7月，游擊隊首領被俘并遭處決，游擊隊潰散，程返回許家壩家中。對此記錄，程立人在訪問中予以否認。“我咋敢呢？”他解釋說，“可能是他們（審訊官）自己寫的。”雖然理論上1951年形成的審訊報告的可信度高于多年后的記憶，該報告也有一個致命的缺憾：美軍審訊官Makio對程立人口供的可信度評價為“低”（Reliability: Poor）。如何鑒別孰真孰假呢？

雖然除了美軍審訊紀錄，沒有材料證明程立人參與了1950年的叛亂，但是身處叛亂核心地域，并與叛亂領袖關系密切的程立人絕難立場超然，置身事外。1950年2月下旬，春節剛過，西南四省——四川、西康、云南、貴州——即爆發大規模叛亂。于1949年底向解放軍投誠的前國軍部隊成建制地叛變，原地方保安武裝也加入其中。貴州省“較大的叛亂武裝有460余股，約十二三萬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隊伍的民眾更是不計其數”，全省七十九座縣城中有三十一座被叛軍占領。據中共官史《思南縣志》記載，人口不到三十萬人的思南縣，有大股土匪二十八起，“匪首、軍警憲特反革命骨干分子達兩千多人，匪眾一萬多人”。

1950年3月，思南全縣爆發叛亂。20日，原許家壩鄉長程天祥之子、前國軍軍官程剛率眾二百余人，攻擊許家壩鄉政府，殺死四人。而原鎮遠縣長黃友群率部百余人設伏阻擊中共援軍，打死一名解放軍。26日，另一股叛軍火攻大壩場鄉政府，殺死十二人。次日，十三名解放軍遇襲身亡。4月1日，黃友群、程剛率兩千余人，手持梭鏢、鐮刀，圍攻思南縣城，連攻三日不克。5日，解放軍守軍第138團大部撤離縣城，在往遵義撤退途中遇襲，某營長等三人死亡。兩天后，思南縣、區干部百余人撤離思南縣城，轉移至江口、銅仁。13日，黃友群、程剛等各路叛軍約兩千余人進占思南縣城，成立“反 G 救國軍”及“黔東剿共總指揮部”，黃友群被推為縣長。不過，三天后，解放軍第138團回師思南，才當了三天“縣長”的黃友群被迫撤出縣城。

5月，解放軍第46師師長兼銅仁軍分區司令坐鎮思南，指揮“剿匪”。第138團夜襲許家壩，殲滅投誠又反水的前國軍第328師一個營，俘獲二百余人。隨著解放軍在四川完成清剿工作，增援部隊源源進入貴州，實施“鐵壁合圍”，逐漸瓦解叛軍。7月，盤踞在深山中的黃友群被俘。而程立人的韓戰審訊紀錄與此時間線基本吻合：7月，游擊隊首領被俘、遭處決，游擊隊潰散，程返回家中。

據地方史料記載，1950年7至9月，中共在思南公開處決了三批反叛首領。7月15日凌晨，中共在縣城執行徹夜大搜捕，捕獲“預謀暴動集團”反革命分子八十余人。8月20日，八名“預謀暴動首犯”在縣城河壩被公判槍決。“一次就槍斃了八個！”六十多年后，程立人回憶往事仍心有余悸。8月24日，程立人的初中老師、前鎮遠縣長黃友群被槍決。據當年領導思南剿匪的五人小組成員之一回憶，此期間共有一百余名“匪首”被公判槍決。

中共在繼續清剿的同時，實施社會清洗運動。中共設立“土匪集訓班”，按照“首惡必辦，協從不問”的政策，對匪首逐一進行審查、懲辦；對主動投誠、悔過自新的二千余人進行教育改造；對一般匪眾不予追究。據其韓戰審訊紀錄，程立人于1950年2月參加反 G 游擊隊，7月首領被俘、處決，于是程回家。那么可以推論，程要么沒有被俘，順利逃回家；或者被俘后經歷“土匪集訓班”，被定為“匪眾”，獲釋回家。無論如何，回到家中的程立人并不安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即“雙十指示”。鎮反運動的目標主要為五個方面的敵人：1. 土匪頭子；2. 特務；3. 惡霸；4. 反動黨、團、軍、政、警、憲骨干，包括警長以上的警察；5. 反動會道門頭子。即便程立人沒有參與反叛，他在警官學校的學歷和在鎮遠縣任警察督察長的經歷就足夠定罪為“反動軍警骨干”，“特務、反革命”的罪名可能隨時扣上頭來。

鎮反運動開始后，中共思南政府推行以剿匪為中心的“征糧、清匪、反霸、減租、退押”五大運動，在農村成立農協會，會員參與設卡、搜山，抓捕散匪。僅1950年12月，參加搜山的群眾就達十多萬人次，平均每天三千五百人。在此期間，戰場擊斃匪首三十七人；對被俘的匪首逐一審查，其中二百四十余人于12月27至28日在縣城、許家壩等地公判處決。針對隱蔽的反革命分子，思南縣公安局派出工作組下鄉，“發動群眾，清查、檢舉、揭發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收集罪證。”即便程立人沒有參與反叛，也隨時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捕的“反革命分子”。紅色恐怖正在步步逼近程立人。

二、從思南到重慶、至朝鮮，從“土匪”到解放軍戰士

雖然叛軍在思南被擊潰，但仍然在黔東北五縣依靠梵凈山天險負隅頑抗。9月，四川省內的剿匪戰役基本結束，西南軍區調集川東的第11軍31師、川西的第60軍180師540團，以及川東涪陵、貴州遵義、銅仁地區的地方部隊，實施川黔湘鄂邊區會剿。在黔東北五縣，中共調動部隊共20個營、共一萬三千人，組成四個集團，構成三道封鎖圈，實施“向心合擊壓縮”。

經過為期五十天的鐵壁合圍，黔東北第一期會剿于11月10日結束，解放軍殲匪近三萬人；隨即乘勝追擊，發起第二期會剿，以肅清盤踞梵凈山周圍五縣的小股叛匪。由第31師組成的第一集團于11月17日分兩路從思南出發，出擊被叛匪占領八個月之久的印江縣城。

而程立人的韓戰審訊紀錄顯示，11月14日，他在無奈之下，報名從軍，成為第31師91團砲兵營的彈藥搬運兵。據程立人于2014年口述，1950年冬某日凌晨，天還沒亮，他懷揣父親給的三百塊錢，匆匆上路。程立人從許家壩走到縣城，找到初中好友溫北海。作為國民黨遺留人員，溫此時仍然留任公安局，卻已經感到岌岌可危。程要他馬上動身，一起參加解放軍。二人找到當時駐扎在思南的第31師某單位，要求參軍。負責軍官詢問二人背景，程隱瞞了自己的警校、警察經歷。很可能也就是此刻，他隱瞞其真名“程國綱”，改稱“程立人”。然而，當時情況緊急，該軍官沒有時間細問，看他們“好像是讀過書的”，于是命令他們，“你們要參軍，馬上上車子！”二人爬上卡車，部隊很快就開拔離開思南。

幾十年后，程立人的家人告訴他，當年他離開許家壩老家后一個多小時，工作組就來找他。“遲一個鐘頭走，就走不了了！”回憶起當時的情形，程立人淡淡地說：“我待在家里不行。我必須離開，去重慶。”而這一去，就是永別。

1950年的貴州和大陸其他地方一樣，中共正在逐步推行無所不在的社會控制，有“反革命”歷史的人注定要受到越來越多的監視和懲罰。顯然出于無奈，程“自愿”參軍。當時他并不知道他的部隊是否要去朝鮮，他甚至“不曉得什么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但通過參軍，至少可以擺脫地方上的清算斗爭；如果幸運的話，他還可能通過良好表現來救贖原罪。至于從朝鮮戰場上叛逃，此刻他大概無法預見。

中共建政初期往往被西方學界稱為“蜜月期”。當大多數農民、知識分子、甚至資本家還沉浸在對新政權的期待與想象中的時候，程立人已經提前經歷了殘酷的政治運動。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先知先覺，他自知在中共令人窒息的統治下很難生存，因此渴望逃離。

程立人登上解放軍卡車之前幾個月，在千里之外的武漢，三十歲的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政治部秘書劉紹唐偽造文書，南下叛逃香港，后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1952年，胡適為該書英譯本撰序，稱贊劉早在中共建政初的所謂“蜜月時期”“已經預見到將要發生的事情。他看見紅色的羅網從四面八方緊緊圍過來，……于是就逃了出來。”可以說，程立人與劉紹唐所見略同，卻又南北殊途。

與其他共產國家一樣，中共建立的新社會是沒有退出機制的，幾乎沒有人可以選擇退出，沒有人可以自由遷徙，更不可能自由出境。而韓戰的爆發提供了一線可能。盡管戰場異常危險，未來的叛逃者們被迫或者自愿參軍，以求在“新社會”救贖原罪，其中有人也許意識到戰場這條險路可能是逃離中共統治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當時志愿軍亟需兵員，同時中共對防范叛逃很有經驗與自信，也從未考慮過部隊大規模被俘的可能，所以不少“不良分子”被倉促送往朝鮮前線。中共的大意也為叛逃者留下一線生機。當然，也有更多的叛逃者喪命戰場、獄中或者刑場，還有更多的人企圖逃離卻從沒有得到機會。如此看來，程立人是幸運的。

三、開小差的志愿軍彈藥搬運工

在程立人離家參軍前一周，11月7日，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西南地區提供入朝部隊的計劃：“先調三個軍去，并把人員補充足，第二批再調三個軍去。”毛澤東于15日覆電：“請即按此施行。”第一批的三個軍，即第12、15、60軍，迅速收攏分散在川黔各地剿匪的部隊。由于原第11軍31師改隸第12軍，當時在貴州剿匪的第31師接到命令立即返回重慶，準備開拔赴朝。由此可見，程立人所述“要參軍，馬上上車子！”其情形完全可能。據中共軍史記載，西南地區第一批入朝部隊“進行整編，補充兵員，除了一批新戰士，還吸收了一批解放戰士，充實了各部隊員額。”“解放戰士”即被俘或者投誠的前國軍士兵，前警察程立人自然也屬此列。

12月初，西南地區派出的三個軍開始由水陸兩路轉運河北。第12軍從重慶出發，乘船出三峽至漢口，然后轉乘火車到河北晉縣（今石家莊市晉州市），程立人所在的第91團駐在南寺呂村。整訓的主要內容是“政治學習，沒什么訓練。”實際上，除了政治動員外，部隊還“開展必要的臨時軍事訓練，重機槍以下步兵武器一律換成蘇式裝備。”然而，這一切新武器都和程立人無關，因為他被分配到兵營任彈藥搬運工。顯然，他的歷史復雜，而中共又沒來得及對他進行充分的“思想改造”，他不被信任。盡管受過高等教育，也具有基本的軍事常識，程立人只是一名搬運彈的苦力。

同在第91團兵營的前國軍連長王尊銘要比程立人幸運一些，他在82毫米迫擊連擔任訓練教官，排級干部待遇。雖然沒有證據顯示二人在共軍時期相互認識，但是他們的命運將會在韓國戰俘營交匯、碰撞，程立人的命運將會因此而改變。

比程立人年長兩歲的王尊銘1926年出生于陜西省最北端神木縣的一個國民黨官員家庭。1938年，中共占領神木，年僅十二歲的王尊銘被父母托付給一位國軍軍官帶走。抗戰中，王跟隨這個軍官走遍華北各地。幾年后在韓國戰俘營，王走南闖北的經歷將會成為其重要資產，使他能夠和來自不同地方的戰俘稱兄道弟，拉近距離。

1945年王尊銘中學畢業后加入國軍，1948年獲選派到南京接受政治訓練，后分發至胡宗南部第90軍，在陜西蒲城一帶與中共作戰，立功被提升為連長。1949年12月底，第90軍在川西被中共殲滅，王尊銘被俘，其后數次逃跑未遂。中共對這個頑固的“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整整一年的思想和勞動改造。1950年12月，國軍戰俘的改造告一段落，一批人被發配到新疆屯墾，而王尊銘被撥發到解放軍第12軍任訓練教官。顯然，對中共來說，王尊銘的軍事技術特長更有利用價值；而程立人只是一個勞力而已。

1951年3月18日至28日，來自西南的三個軍作為志愿軍第二番作戰部隊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而此時，中共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戰局逆轉。在1950年10月至12月間的第一、二次戰役中，輕敵的聯合國軍被打得措手不及，甚至在第三次戰役（1950.12.31-1951.1.8）中一退近千里，棄守漢城，一直退到三七線以北三十多公里一線才穩住陣腳。然而，在漫長的第四次戰役（1951.1.25-4.21）中，志愿軍的攻勢已成強弩之末；而李奇威統帥的聯合國軍抓住志愿軍“禮拜攻勢”的特點，逐漸轉入反攻，令共方不斷敗北。3月14日中朝軍放棄漢城，4月下旬已全線退守到三八線以北。毛澤東和彭德懷為了扭轉局勢，決定發動最大規模的第五次戰役，其目標是“消滅敵人幾個師……奪回主動權”。此次戰役的主力就是剛剛入朝的第二番作戰部隊，包括來自西北的第19兵團的三個軍和來自西南的第3兵團的三個軍。

1951年3月25日，第12軍從遼寧省寬甸縣過鴨綠江，一路夜行晝宿，每日徒步行軍三、四十公里。4月20日到達三八線以南陣地。兩天后，志愿軍司令部發動第五次戰役的第一階段攻勢，聯軍有計劃地步步撤退，同時又保持接觸，過程中并未遭受重大傷亡，而且守住了漢城。4月29日，志愿軍攻勢結束，第12軍隨即移師東線戰場。5月16日，中朝發動第二階段攻勢，聯軍故技重施，再次撤退，誘敵深入。待志愿軍的“禮拜攻勢”接近尾聲，聯軍兇猛迅速地展開機械化包抄反擊。21日，彭德懷倉促命令“轉移休整”；23日志愿軍全面北撤。在此過程中，第3兵團第60軍與第12軍被迅速推進的美軍穿插包圍，大量官兵傷亡、被俘或投誠。

審訊紀錄顯示，5月29日程立人乘部隊撤退之際，于三十八度線以南不知名某地脫離部隊向聯軍投誠。同日，王尊銘也于不知名地點投誠。據程立人于2014年口述，他和一個同伴在投誠前十來天就已經脫離部隊，藏匿于山林之中。“那么大的山，我們上去都跑了一天，部隊怎么來找我們？”雖然干糧耗盡，可是他難掩喜悅：“我們兩個心里高興，脫離關系了，誰也管不了我們了，誰也找不到我們了。”與程立人同日被俘的孫秀和也是思南人，同在第91團兵營當搬運。孫秀和的審訊紀錄記載，5月22日部隊遭美軍空襲，他與另外一名士兵趁機脫離部隊，藏身山林，直至29日主動投誠。有趣的是，孫、程兩人的戰俘編號是連號。程立人顯然就是與孫秀和一起開小差、投誠那名士兵。

更加巧合的是，兩個美軍審訊官在兩個不同的時間（1951年9月和10月）審訊孫秀和與程立人，對他們所提供情報的評價都是完全一致的：“智力與合作：普通；對距離和尺寸的判斷及記憶：差；可信度：差。”很難相信，畢業于警官大學的程立人和上過兩年高中的孫秀和的記憶力很差。更嚴重的是，他們給美軍審訊官留下不可信之惡劣印象。比起某些面對審訊官滔滔不絕，以致審訊報告洋洋灑灑數十頁的戰俘，程立人的審訊報告雖有十頁半，但是內容簡陋，乏善可陳。審訊官似乎認為，程立人僅僅提供最低限度的合作，而并未傾其所知。

美國軍方和國務院等多個不同單位曾審訊數千名中國戰俘，留下一千多份相對完整的審訊紀錄。這些審訊報告的內容包括戰斗和戰役級的軍事情報，以及所謂的“戰略情報”，諸如新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民生等等。無論哪一種報告，第一頁到第二頁都是戰俘的個人資料，包括詳細的簡歷。據美軍從臺灣聘用的審訊官、國軍空軍軍官高慶辰稱，美軍挑選戰俘接受調查的標準是：“有普通知識……見聞尚廣，記憶力佳而誠實聰敏者。”絕大多數的戰俘領袖都符合這樣的標準，包括反G和親共雙方，事實上他們大都曾經受過深入的審訊。而審訊的過程可能相當長，每天七、八個小時，從一天到一、兩周，甚至更久。筆者找到了雙方大部分知名戰俘的審訊紀錄。

由于程立人的可信度“差”，他顯然不屬于“記憶力佳而誠實聰敏者”。很可能因此他的審訊比較短暫，也沒有被重復審訊，而筆者也只發現一份他的審訊紀錄。當然，筆者無從判斷他當初是否有故意裝傻以避免再次接受審查。而后來的事實證明，程立人的謹小慎微是明智的。從1951年底至1953年底，美軍情報機關從中國戰俘營秘密征調大約二百至四百名戰俘，經過短期的秘密訓練，以跳傘空降、海上登陸或陸路滲透等方式派往北韓進行情報工作。其工作人員大多被俘或陣亡，僅有一百人左右于1954年1月底被送到臺灣。而這些被強征的戰俘往往都是在審訊報告中獲得很高評價的前陸軍官校學員、國軍軍官等。自然，他們“對距離和尺寸的判斷及記憶”優良，“可信度”高。

當然，程立人不是未卜先知。程立人的審訊報告寫成于1951年9月24日，當時聯軍可能還沒有開始征調戰俘從事特戰。不過，這至少說明經驗豐富的美軍審訊官也被程立人判斷力差的表現所蒙蔽了。韜晦、謹慎、警惕也許才是亂世中的最佳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