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娛史上最大稅務炸彈：車銀優“牢飯”預定？

???

車銀優這次要吃牢飯了？

近日，韓娛史上曝出最大“稅務炸彈”，車銀優陷入逃稅200億韓元，有可能被判刑入獄。

1月27日，車銀優所屬社Fantagio發布官方聲明道歉，披露調查進度表示，相關問題正在按照稅務機關的程序進行核實，“公司及藝人均在各自職責范圍內積極配合調查。”

而在前一天，沉默多日的車銀優也在社交媒體上就逃稅指控發表聲明，表示認真配合所有稅務相關程序，虛心接受有關部門的最終決定，并承擔相應的責任。同時，針對被控偷逃高達200億韓元的指控也已申請稅前復核，他還聘用曾負責New Jeans違約事件律師提出上訴。

目前來看，200億韓元逃稅是否為真，細節如何，仍未形成最終裁定。

回看韓娛發展史，車銀優并非第一個爆出逃稅丑聞的藝人，地位與名望遠高于他的也大有人在。將視角拉遠到全球娛樂產業，從好萊塢到韓娛、再到內娛，藝人與“稅”之間的長期拉鋸，幾乎構成了一條隱秘卻穩定的行業暗線。

那么，放在全球視角來看，藝人為何總在為“稅”瘋狂？當內娛稅務風波一次次敲響警鐘，韓娛正在經歷的，或許正是同一套問題的另一種版本。

“車銀優們”的稅務風波

根據公開披露信息顯示，首爾地方國稅廳調查四局曾在去年上半年車銀優入伍前就對車銀優進行了深入的稅務調查，彼時便已向其提出追繳200億韓元稅款決定，且向其所屬社Fantagio同追繳高達82億韓元稅款。

而這200億和82億韓元的稅款是如何構成的，也是目前大眾所關注的焦點。

正如Fantagio回應所言，本案的主要爭議點在于車銀優母親設立的公司是否需要繳納實際稅款。根據率先爆出逃稅一事的韓媒Edaily報道顯示，車銀優作為“一人社”，屬于其母親所設立的一家名為“The Ani”的空殼公司，該公司也與車銀優如今的經紀公司Fantagio簽訂合同，為其演藝活動提供配套服務。而這就導致車銀優的演藝收入在Fantagio、The Ani和車銀優三方之間分配。

而在國稅廳的調查認定中，The Ani原為股份有限公司，卻在2024年9月改為有限責任公司，并同步更名并將登記地址遷至江華島一處餐廳。并且，該公司未有相關演藝勞務內容，因此從事娛樂經紀業務的說法不實，并進一步懷疑車銀優利用其母親之名開設了空殼公司避稅，因而追收稅款200億韓元。

這一懷疑也并非沒有依據，首先江華島屬可享有不動產稅負優惠地區，而有限責任公司無需強制接受外部會計審計，且無財報公開義務。其次，車銀優母親名下The Ani還新增了“不動產租賃業”營業項目，本質上并未屬于演藝相關。這些舉動也難免存在刻意降低監管透明度，以求避稅，因此，國稅廳也認定大量避稅收入回流到了車銀優本人賬戶。

值得注意的是，此200億韓元并非為具體逃稅金額。

根據韓媒《每日新聞》報道，有韓國律師便對此解釋稱，“如果國稅廳認定‘故意撒謊（故意少報稅款），他們將對原稅額加收40%的附加費，還將加收滯納金。在200億韓元的稅款中，撒謊的代價就是60億到100億韓元。”而首爾國稅廳四局在韓國本土被稱為“死神之組”，所介入案件意味著并非簡單彌補解決，普遍為涉嫌故意逃稅的嚴重案件。

客觀而言，在韓國演藝圈逃稅事件屬屢見不鮮。

2019年，韓國國稅廳曾掀起文娛行業大審查，共計調查1789名高收入名人追回稅款1368億韓元并向檢方檢舉91人。而在去年，比如李準基被追繳約9億韓元（約人民幣448萬元）、李荷妮被爆逃稅60億韓元并挪用公款等等，柳演錫更是被爆逃稅70億韓元創下歷代最高（最終繳納30億韓元）。

縱觀韓國演藝圈，上至宋慧喬、李敏鎬、張東健、金泰熙、李秉憲等韓國頭部代表性演員，下至經典韓劇《IRIS》編劇崔完圭等演藝圈人士均曾被國稅廳公開逃稅行為、追繳罰款乃至起訴判刑。在2023年，國稅廳還公開了一份逃稅慣犯名單，樸有天（東方神起前成員）、演員樸浚圭等均被爆出漏繳上億韓元稅金。

不過，相較于影視行業，韓國愛豆圈普遍未有大規模逃稅現象，大多以制作人逃稅居多。

而車銀優也是為數不多出現如此大宗稅務問題的愛豆。

明星們都是如何偷稅漏稅的？

當然，不只K-Pop，稅務問題是全球各地娛樂圈都無法回避的。

內娛逃稅代表如范冰冰、鄭爽、鄧倫、薇婭等不斷刷新大眾想象；而在好萊塢，小羅伯特·唐尼、尼古拉斯·凱奇等知名藝人同樣是逃稅天才，包括上世紀50年代更是好萊塢避稅黃金時代，以希區·柯克為代表的世界級名導們同樣也是逃稅大戶。

目前，被曝光的全球高額稅務問題藝人排行榜中，車銀優還只能“屈居”第七，遠不及范冰冰、鄭爽、C羅等名人。

可以說，稅務問題本身便是全球演藝圈的一大病灶，逃稅漏稅行為更是在屢禁不止中愈發常態化，那么投機取巧的藝人們翻車也避不可免成為必然的結果。

據文娛先聲了解，藝人避稅套路基本殊途同歸。

首先，娛樂圈明星們的納稅方式不外乎三種：個人名義，個人工作室名義，經紀公司名義。其中，個人名義普遍稅率高，因此被懷疑為空殼公司的“一人社”（即內娛常見的個人工作室）成為合理避稅的主要渠道。工作室大多為藝人獨立出資、藝人本人或是親屬朋友等擔任法人所成立的個體戶，但經由此轉換收入性質卻可借此將稅金“洗白”。

比如2022年，被爆偷稅漏稅97萬元的袁冰妍，所關聯工作室便是將錢款打入公司賬上后，再由公司向股東本人支付與生產經營無關的消費性支出，通過“變相報銷”的形式把偷漏的錢款歸于個人名下。

同理，上述所提到的車銀優、金泰熙、李秉憲等所謂的“一人企劃”，也是韓國藝人較為普遍的避稅舉措。不過，車銀優所屬社Fantagio卻強調，公司并非空殼公司，而是依法登記、具備合法資格的大眾文化藝術企劃業者，非國稅廳所指虛設法人，而這也是眼下有所拉鋸的關鍵所在。

即便如此，江華島這一注冊地址也同樣難逃避稅意圖的審判。恰如內娛扎堆在2010年以后入駐設有“五免五減半”優惠稅收政策的霍爾果斯開設個人工作室、公司一般，此類地區均是存在一定合理避稅的“稅收洼地”。在2017年，霍爾果斯注冊公司一度超過1.4萬家，但大多為沒有實體、僅有注冊地。

這種做法不僅違背稅收立法初衷，同樣也是惡意偷逃漏稅行為。因此在2018年稅收政策收緊之時，文娛行業也掀起了轟動一時的霍爾果斯注銷大逃亡。

藝人避稅普遍常用的第二種方式，便是大眾更為熟稔的“陰陽合同”。

簡而言之，就是通過簽署兩份演藝合同，“陽”合同金額較小，面向正規流程進行虛假申報；“陰”合同則為高于陽合同的實際交易金額，當事人私下簽署、分別留存。比如2019年被爆偷漏稅高達2億元的鄭爽，便被指在《倩女幽魂》這個項目中實際取得的1.56億片酬，其中4800萬元為明面上的片酬收入，而1.08億元則通通過“陰”合同以“增資”的形式匯入鄭爽實際控股公司，從而達成隱瞞實際收入、少繳稅的目的。

此外，還有如拆分合同、公款私賬用、股權代替片酬等手段。像韓國演員權相佑便在2020年被爆以公司名義購買5輛豪車私用，進而被追繳近80萬美元稅金。

為什么都栽了在稅務上？

避稅手段的多樣化，關鍵還是在于文娛行業市場的“監管失靈”，導致可操作的灰色空間較大。

最為直觀的例子，便是稅收體系與好萊塢電影行業綁定的美國。早在上世紀開始，隨著好萊塢演藝人員試圖逃避高收入高稅率的需求高漲，經紀人、職業經理人等也輔助好萊塢從業者完成合理避稅的循環路徑。為達此目的，不乏有拍攝項目成為避稅工具。

比如，好萊塢的投資者也通過將影片視為一種“虧損”來抵扣其他高稅收收入，包括華納兄弟、福克斯影業等都被指控出現過將未發行的“擱置”影片作為財務損失處理，以此抵扣其他盈利項目股息的做法。去年，IGN 就指出一個典型例子即投資9000完美元、試映反響并不佳的《蝙蝠女》之所以遲遲不上線，便是在于這部電影上映后華納兄弟可能會失去稅收減免庇護。

另一方面，演藝行業尤其是身處塔尖的部分藝人本身便是高收入人群，面對天價片酬、出場費等巨大利益，尤其是當納稅人法律與財務意識淡薄，更容易滋生僥幸心理。

比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勞務報酬個人所得稅稅率適用3%至45%的超額累進稅率，勞務報酬超過5萬元的部分要扣40%的所得稅；同樣的，在韓國個人所得稅也遠高于法人稅，最高可達45%。像車銀優案件中，韓國國稅廳便是認為車銀優通過The Ani這一空殼公司，將原本高昂的個人收入所得稅轉為了僅需繳納20%的法人稅進行減輕稅負。

之于藝人來說，逃稅漏稅的最高處罰雖然依照刑法可判刑，但法律對逃稅初犯人員均有一次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機會，即接受行政處罰，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即可，免于明面上的公開封殺。諸如毛阿敏、范冰冰等仍舊活躍，鄧倫、鄭爽等不乏通過副業繼續低調收割粉絲經濟，粉絲仍舊無底線溺愛。而在韓國，追繳稅金之后，即便高額稅金如柳演錫、李荷妮等也仍然不缺片約。

當行業風氣如此，不乏“潔身自好者”跟風選擇鋌而走險。正如80-90年代的“百萬逃稅大戶”毛阿敏在中國稅務出版社出版的《失落的天使——毛阿敏稅案實錄》中所言，“你周圍的人怎么干，如果別人不繳而你去繳。就會心理失衡。”

正所謂，貪心不足蛇吞象。為了合理避稅，娛樂圈奇招頻出，但隨著稅務稽查愈加頻繁、智能化，對于行業來說也是在倒逼洗牌、區分良莠。如若演藝人員對稅法本身認知程度不夠、無法厘清違法與合理避稅的邊界，被封殺也不過是必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