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民：破除偏見，還宋代歷史以本來面目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王朝以來，宋朝是綿延時間較長的朝代，但它的疆域，和漢、唐、明、清相比，卻是最小的。如何看待宋朝的歷史地位，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陳寅恪對其給予最高評價：“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錢穆則斥之為“積貧積弱”。陳、錢兩位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到底哪一種看法正確呢?筆者來談談個人的一點認識，供讀者參考。

一、“積貧積弱”說質疑

扣在宋朝頭上最大的帽子是“積貧積弱”，由于錢穆《國史大綱》以及《中國史綱要》等著名教科書的傳播，這幾乎成了人們的定識。不僅歷史界如此，其他各界均受其影響，如文學界、哲學界等，他們在研究宋代的文學家、哲學家時，需要了解這些人物所處的時代背景，往往要借用歷史界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從源頭上分析一下，這一說法是否符合宋代的實際情況。

錢穆是怎么得出“積貧積弱”這個結論來的呢?他在《國史大綱》第六編“兩宋之部”中說：“與秦、漢、隋、唐統一相隨并來的，是中國的富強”，而宋的統一“卻始終擺脫不了貧弱的命運”。這就是說，秦、漢、隋、唐是富強的典型，宋則是貧弱的典型。

下面首先分析一下其“積貧”之說。

宋的“積貧”表現在哪里?錢穆在“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中說：“宋終年鬧窮，而且愈鬧愈兇，幾于窮的不可支持。”具體表現是兵和官越養越多，財政支出越來越大，政府只好用增加稅收來解決，宋代的稅收比唐代增加了七倍。“宋之疆土民庶遠不及漢、唐，而國家稅入遠過之，此其所以愈貧而愈弱矣。”

這看起來似乎能自圓其說，但如果稍微仔細考察一下，則完全沒有道理。宋代的稅收確實比唐代增加了許多，但這怎么能證明宋代一定比唐貧呢?要想說宋比唐貧，必須首先證明宋代的經濟狀況(農業、手工業、商業)不如唐，或只跟唐相當，稅收不適當地超過了經濟的增長，才會出現貧的局面，如果宋代經濟遠高于唐，稅收相應高于唐，那不是很正常的嗎?我們現在國家財政收入比宋代不知多出多少倍，按錢氏的邏輯，豈不是貧到極點了?!

關于宋代的經濟發展狀況，簡言之，遠比唐代發達。它的疆域雖比唐小，但它的開墾土地面積高于唐，唐代485多萬頃，宋代511多萬頃(一說唐337萬頃，宋472萬頃)。單位面積產量也高于唐。唐代富饒的關中地區畝產稻谷二石，而宋代許多地區畝產米已達到二至三石。北宋中期明州(今寧波)，由于有廣德湖灌溉之利，“鄞縣七鄉民田”、“每畝收谷六七碩”，開創了古代畝產的新紀錄。唐代最盛時，每年運往首都糧食300萬石，而宋代兩淮、江南、兩浙六路每年運往汴京糧食多達600萬石。

宋代的手工業也非常發達，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外國學者統計宋代的鐵的產量之多超過了英、法兩國工業革命時期產量的總和。

商業的繁榮更是唐代難以望其項背的，城市坊區被打破，商店的開設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鎮興起。貨幣的流通量飛速增加，宋朝為適應這一需要大量鑄造銅幣，宋神宗時每年鑄造500多萬貫，而唐代每年才生產幾萬貫，最多時玄宗一年才32萬7千貫，宋神宗時兩年的鑄幣量超過唐代三百年的總量，兩者差距之大，何止幾十倍。稅收量只比唐代多幾倍，怎么就能貧了?事實上，宋朝政府財力相當富裕，于正常開銷外，還能撥出大量經費救助弱勢群體，在全國各縣設立安濟坊，收養貧病之人，僅開封的安濟坊三年中就治愈了上千人。又設居養院收養鰥寡孤獨，對婦女兒童，還雇女使及乳母進行服侍，甚至達到“貧者樂而富者擾”的地步。另外，還設漏澤園，安葬無主尸骨。這一切，在號稱富強的漢、唐做不到的，宋代都做了，而且堅持到宋亡。這樣的王朝能稱之為“積貧”嗎?

近幾十年來，宋史學者經過深入的研究，認為宋代經濟處于高度發展時期，達到空前繁榮的地步，這大體上已成為共識，本來足以推倒“積貧”的陳說，大概多礙以“積貧積弱”已經成為固定的詞組，誰也不愿正視兩者的矛盾，于是出現對立兩說共存的奇怪局面。

至于“積弱”問題，從軍事角度說，以宋和遼相比，雙方實力基本相當，宋稍弱一些，所以和議簽訂后，雙方維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局面。宋和金相比，也略弱一些。和西夏相比，則稍強一些。與蒙古國相比，就弱得多，但應該看到，蒙古國是當時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超級強國，它滅亡一國，往往只需要幾年甚至幾個月時間。唯獨南宋卻與之抗爭了幾十年。從國際范圍看，宋雖然不是超級大國，也算是一流強國了，用“弱”、特別是“積弱”來概括它合適嗎?凡不是超級大國，它就是弱國，這樣來觀察問題，合理嗎?而中晚唐時期，論時間和北宋差不多長，論軍事實力，比北宋還要差，首都幾度被攻陷，也要奉送歲幣，甚至加上不等價交換的和市，怎么就不稱它“積貧積弱”呢?晉和宋最為相似，都城被占，皇帝被俘，為什么不稱晉為“積貧積弱”的王朝?為什么不用同一尺寸衡量?

從現在的角度說，衡量國家強弱的標準，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綜合國力。倘若按綜合實力分析，宋應當說是超過了遼、金的。它的經濟實力比遼、金強。它的科學技術更遠遠超過遼、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藥、造紙、印刷術、指南針，都是在宋代出現或得到推廣的，教育事業的大發展，官學、書院遍布全國，學術文化得到高度發展，可以說是繼戰國之后，又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涌現出許多哲學學派，開拓了許多新的學術領域，從綜合國力角度考慮，宋王朝不僅不能說弱，還應該說是相當強的。

二、南宋“小朝廷”說質疑

對宋朝的歷史不僅存在誤解，更有許多偏見，對南宋尤其嚴重。南宋的疆域比北宋小了許多，但存在時間也有150多年，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繼續發展，呈現一派繁榮、輝煌的景象，單就已經出版的《全宋文》、《全宋詩》、《全宋詞》來看，南宋的數量遠遠高于北宋，大致要高出一倍以上，可見南宋在文化上的貢獻是非常高的。但許多論著一提起南宋初年的政權，就蔑稱它為“小朝廷”，為什么這樣做?是因為它管轄的疆土小了?可是，誰也沒有因為東漢的疆土比西漢小，就稱它為“小朝廷”!也沒有因為東晉的疆土比西晉小，而稱它為“小朝廷”!是因為它推行的政策太屈辱了?清朝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之多，在中國歷史上是罕有其比的，但是誰稱它為小朝廷呢?

紹興十一年宋金雙方簽訂和議，從主流方面說，應該是肯定的，金方放棄了消滅南宋政權的目標，承認其政權的合法存在，對宋而言，經過十幾年的努力，中興的局面正式確立。雙方進入和平發展時期。然而偏偏有一種“左”的觀點，給高宗為代表的南宋政權扣一頂投降賣國的大帽子，和議等于投降，這是很奇特的思維。高宗如果想投降，就不必宣布即位，也不必因躲避金兵的抓捕而南逃，更不必費盡力氣，花費十幾年時間去支持和組織抗金活動。如果認定和議就是投降，就必須論定南宋政權沒有主權，是與偽齊一樣的傀儡，金方想立就立想廢就廢的。如果我們不帶偏見，稍微客觀一點看問題，就不一樣了。譬如，把它和同類型的南明政權作比較，它們的前身統治的疆域大體相當，面對的敵人是同一個來自東北的民族(女真和源自女真的滿族)，但是，南明政權很快灰飛煙滅，而南宋政權卻持續了一百幾十年。這就意味著南明中興沒有成功，而南宋中興成功了，這不是很明白的事嗎?為什么只說賣國，諱言中興呢!

把南宋視為“小朝廷”，看似小問題，卻成大障礙，看不起南宋，自然研究南宋人少了，至今，我們能看到的南宋論著數量只相當于北宋的五分之一。許多優秀的遺產不能批判地繼承，怎能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呢?好在杭州市社科院已成立南宋史研究中心，組織全國專家編寫南宋研究叢書，最近推出的25本大作，足可以幫助我們正確認識南宋的歷史地位。

三、重評宋代的歷史地位

對兩宋歷史為什么有這么多誤解和偏見?第一，晚清以來，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經常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這都是中國軍力不如外國造成的，因此很自然地習慣于單從軍事角度品評好壞、高低。在心理狀況備受壓抑時，自然就向往漢、唐，想起當時稱雄天下，四方皆來朝貢的場面，何等氣魄，令人振奮!于是，蔑視打不過遼、金、元的宋朝，蔑視其不能橫掃外敵而簽訂和議。因此，一旦有人指責宋“積貧積弱”、蔑稱其“小朝廷”，指責其投降賣國，借此發泄對政府舉措的不滿，便很容易被民眾接受而廣泛流傳。第二，簡單的類比。日本原來弱小，推行明治維新改革以后實現了強大，并開始侵略周邊國家，在它的刺激下，中國也曾實行戊戌變法，可惜完全失敗。以此反觀歷史，凡變法必定是國家存在種種危機的產物，盡管宋還處于古代社會發展的高峰期，而晚清已走向王朝最后覆滅的前夜，兩者截然不同，卻用同一模式套。于是，范仲淹、王安石變法被無限拔高，變法背景，被無限夸張，甚至說存在政治危機、經濟危機、財政危機、社會危機，然而這樣的結果，往往出現無法解釋的新問題，既然如此危機四伏，那么變法一旦失敗，社會就會崩潰了，然而實際情況則相反，范仲淹的慶歷新政中止后，卻接連出現慶歷之治、嘉祐之治的黃金局面。第三，過去研究漢唐的學者多，而研究宋的學者少，成果也少，對宋代難以作出正確的評價。

當我們擯棄了誤解和偏見，宋代真實的歷史地位就可以顯露出來了。

它的政治體制是中國古代最為民主的，實行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以法治國。在這一制度下，皇帝的權利受到限制，他不能隨便獨行其是，必須依法辦事，必須與士大夫共商大計。宰相也不能大權獨攬，為所欲為。臺諫官的監察權很大，他們有相當的獨立性，可以監察皇帝和宰相。在這樣的體制下，不易產生重大的決策錯誤，貪污腐敗容易得到及時的處理，不致失控。

它的經濟發展狀況是歷史上最好的，勝過漢、唐。無論農業、手工業、商業都相當發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疆域比漢、唐小，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不通了，這是常被世人詬病的，其實絲綢之路的作用不應過分夸大，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的發達是通過陸路貿易實現的，相反，先后興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到英、法、日、美等國，莫不是通過海洋貿易實現的，而宋代正好在海洋貿易方面超越了漢、唐，達到了空前的最高水平，最近發現的南海一號宋代沉船便是最佳例證，指南針就是在實際需要中被發明的。海洋貿易的發達幾乎使宋代銅錢成了周邊國家的通用貨幣，亞、非各國不斷出土大量宋錢，即是明證。

它的科學技術成就是最為輝煌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在宋代發明，或主要在宋代大量實行，任何發明只有在實際中廣泛應用，才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它的思想是最活躍的，自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后，哲學上已是萬馬齊喑，只是到了宋代才重新活躍起來，富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宋學興起，知識精英們敢于對儒家經典大膽懷疑，敢于獨樹一幟、自成一派、傳授弟子。新學、洛學、關學、蜀學、心學、涑水學派、永嘉學派等紛紛出現，這樣的盛況在秦、漢以后，是獨一無二的。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們寬闊的胸懷、偉大的志向、崇高的氣節，傳頌千年而不朽，永為后人之楷模。

它的教育是很成功的，除官學外，更有大量的書院出現，這是知識分子傳播自己學說、培養知識精英的場所，為元、明、清所繼承。宋代知識普及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啟蒙讀物的大量編纂、印刷、出版，唐代的蒙求書至宋代只有一種在流傳，宋代則推出了許多滿足不同人群需要的啟蒙書，出名的有《三字經》、《百家姓》等，有普及儒家經典的，如《經傳蒙求》、《易學啟蒙》、《論語訓蒙口義》，有普及歷史知識的，如《兩漢蒙求》、《南北史蒙求》、《十七史蒙求》、《通鑒韻語》等，有專供女性閱讀的，如《訓女蒙求》等。編寫者頗有一些是大學問家，如朱熹、胡宏等，其水平比唐代高出許多。

它的科舉制度是最先進的，唐代科舉錄取人數太少，每科不過20人上下，不能改變整個官僚結構，又有行卷之風，不糊名，很難做到公平競爭。宋代錄取人數大增，三年一科，每科取好幾百人，糊名，不論出身貧富，公平競爭。范仲淹、歐陽修、包拯等出身都相當貧寒，通過個人努力，考中進士，并進入領導層。可以說，西方的公務員制度就是從中國學去的。

宋人的知識結構合理，唐人在詩歌創作上成績輝煌，但知識面并不寬，唐代的筆記多是歷史或故事，很少涉及其他學科的。宋人的知識面非常開闊，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經學、史學、醫學、算卦、佛經、道書，無所不讀，像沈括的《夢溪筆談》，在其他朝代是見不到的，在宋代涉及多學科的筆記多得是。像歐陽修不僅文學、史學成就甚高，經學、金石學等成績卓越，還創造了“詩話”這種新型的體裁。就這樣一位很有學問的精英，當他向比他年輕十幾歲的劉敞請教問題時，劉敞當下就回答了，并笑話他：“好個歐九(歐陽修排行老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這就逼著人們勤奮讀書，錢惟演“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歐陽修說：“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

通過以上簡略的勾勒，已足以看出，宋代的文化把中國古代文化推向了最高峰，在當時世界史上，它無可置疑地居于領先地位，這是極了不起的成就，是對民族、對世界作出的巨大貢獻。在世界軍事史上，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能永遠處于最強地位，當一個強大的民族，走向衰弱，被別的兵力更強的民族征服時，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還會在文化上發生新的較量，其結果往往是文化低的民族被文化高的民族同化。匈奴強盛過幾百年，但它在兵力衰落之后，在文化上也無力與水平更高者相抗衡，其民族隨之消失了，成了歷史的名詞，其后的突厥、契丹都是如此。漢族的王朝在宋后中斷過很長時間，但漢文化沒有中斷，幾千年文獻記載也沒有中斷，這在世界史上是唯一的，漢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沒有動搖。這一切，宋文化具有不可磨滅的功勞，我們應該永遠記住宋王朝的巨大貢獻，還它以崇高的歷史地位。（節選自《求是學刊》，2009年第5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