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沖突的根源與發展的出路——走近埃塞俄比亞

題記：2025年12月5日，北大國發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與南南學院聯合主辦承澤論壇第48期暨《沖突與發展：埃塞俄比亞政治、經濟與社會研究》新書悅讀會。本文根據北大國發院經濟學副教授（長聘）、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主題演講整理。

研究背景

中國企業在過去20年的大規模“出海”堪稱歷史上首次。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面臨諸多問題與挑戰，需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學習。要順利“出海”，需對全球重要節點型國家開展深入研究，以有效規避風險。長期以來，國內區域國別研究多以歷史、國際關系或語言學專業為核心，而我們的《沖突與發展：埃塞俄比亞政治、經濟與社會研究》這本書則基于實地調研，融合經濟學、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突破單一學科局限。這樣的跨學科國別研究在國內尚不多見。我們也是做了一個初步嘗試。總體而言，這本書具有一定學術性，并非通俗暢銷書。

在介紹本書之前，先為大家簡要介紹埃塞俄比亞。作為東非地區重要的節點型國家，埃塞俄比亞是非洲第二人口大國，人口約1.3億，其在區域經濟、軍事領域均占據領先地位。但該國人均GDP僅1000美元，屬于低收入國家。歷史上的埃塞俄比亞緊鄰紅海，曾擁有出海口。厄立特里亞曾是其領土的一部分。1993年厄立特里亞獨立后，埃塞俄比亞成為內陸國家。

埃塞俄比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文明歷史最悠久的國家。而且人類起源于此。著名的“露西（Lucy）”南方古猿化石便在埃塞俄比亞發現。這具化石被認為是人類共同的祖先。埃塞俄比亞歷史上的阿克蘇姆文明與古埃及文明同期并存，擁有超過3000年的文明史。此外，埃塞俄比亞歷史上從未被殖民過，是除利比里亞以為唯一未被殖民過的非洲國家。阿克蘇姆文明發源于北方的提格雷地區。19世紀末期，提格雷族、阿姆哈拉族等北方族群開始大規模南下，逐步拓展至奧羅莫族、索馬里族等族群的聚居區域，最終形成了如今擁有80余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其中，奧羅莫族、阿姆哈拉族、提格雷族、索馬里族和錫達莫族是人口規模最大的五個族群。族群構成的復雜性也成為埃塞俄比亞諸多問題的根源。

為什么選擇埃塞俄比亞作為研究對象

選擇以埃塞俄比亞為研究對象，除了它是東非大國，還有兩個重要原因：

1.2004年至2018年間，埃塞俄比亞的經濟增速位居全球首位，這一情況鮮為人知，而同期經濟增速排名第二的是中國；

2.埃塞俄比亞全面借鑒東亞模式，尤其是中國發展模式，通過建設工業園等舉措推進工業化，其招商引資、稅收優惠等政策多借鑒自東亞國家。

然而，2018年之后，受政治動蕩、戰爭、疫情等多重因素影響，埃塞俄比亞的發展陷入困境。每次赴埃塞俄比亞調研，都令我們印象深刻：該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生產要素價格極低——普通工人月工資僅45美元，熟練工人月工資約110美元，折合人民幣約800元；該國電力主要依賴豐富的水力資源，電價極低，一度電僅一美分左右；水價、地價同樣很低。要素價格如此低，制造業GDP占比卻長期徘徊在5%左右。為什么埃塞俄比亞的工業化進程困難重重？

工業化的核心命題與四大挑戰

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存在于埃塞俄比亞，更是全球南方國家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一個工業基礎幾乎為零的農業國，如何實現工業化與長期經濟增長？

本書中，林毅夫老師撰寫的序言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深刻注解。2008年，林毅夫老師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當時他便關注到埃塞俄比亞的高速增長，因此埃塞俄比亞成為他任職期間出訪的首個非洲國家。彼時埃塞俄比亞總理為梅萊斯。林毅夫老師與梅萊斯總理曾有多次交往。2009年，林老師赴埃塞俄比亞與梅萊斯會面時，特意從當地街巷市場購買了四件物品贈予對方，分別是手電筒、鎖頭、打火機和電燈開關。林老師向梅萊斯總理問到：這四樣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都符合當地比較優勢，為何埃塞俄比亞無法自行生產，仍需進口？隨后他建議，無論發達國家還是后發國家，要實現長期增長，工業化都是必經之路，別無他途。這正是林毅夫老師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后發國家應基于自身稟賦，發展自己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并逐步實現產業升級。據林老師所述，梅萊斯總理后來將這四件物品帶到黨內大會，向全體黨員講述林老師的建議。

農業國推進工業化必然面臨多重挑戰。結合多年調研經驗，我總結了四方面挑戰：

挑戰一：資本短缺和基礎設施融資約束。低收入國家人均收入有限，居民消費后可用于儲蓄的部分極少，缺乏足夠資本積累，難以支撐工業化所需的資本投資，例如機器設備采購、基礎設施建設等大規模投資。

挑戰二：人力資本不足。盡管埃塞俄比亞勞動力成本低廉，但勞動力生產效率也普遍很低。中資企業赴當地投資后發現，若綜合考量勞動生產率，實際用工成本與中國的差距并不顯著。當地勞動力在技能水平、時間觀念等方面均有不足。不過，這些問題從長期來看均有改善空間。

挑戰三：宏觀經濟脆弱。許多非洲國家都面臨嚴重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問題——美元流入少于流出。這直接導致本幣大幅貶值，進而難以吸引外資，因為外資盈利可能因貨幣貶值而縮水甚至虧損。今年7月，我們去南非、坦桑尼亞調研，發現這兩個國家貨幣在過去十幾年間貶值幅度已達60%-70%。而埃塞俄比亞本幣貶值則更嚴重。

挑戰四：國家治理能力薄弱。這是全球南方國家普遍面臨的挑戰，包括央地關系和族群關系協調、腐敗治理等問題。若這些問題處理不當，極易引發國內沖突甚至戰爭。

這四大挑戰在埃塞俄比亞的調研中均有充分體現。我們希望通過長期觀察，探究未來10-20年埃塞俄比亞如何破解這些難題，以實現長期增長。事實上，這些問題并非埃塞俄比亞等發展中國家獨有。中國在早年發展過程中，也曾面臨類似困境。而中國正是通過逐步解決這些問題，才成功邁入工業化階段，實現了長期經濟增長。因此，這是發展進程中的普遍性問題。我們這本書的價值正是從單一國家視角切入，深入剖析上述發展難題。

調研歷程與本書內容

2019年，北京大學研究生院首次組織“一帶一路”調研。受研究生院委托，我帶由校內跨院系的老師和博士生同學組成的調研團前往吉布提。我們最初的調研目標是吉布提，后來發現吉布提的經濟活動高度依賴埃塞俄比亞。作為埃塞俄比亞唯一的出海口，吉布提的支柱產業（物流）主要為埃塞俄比亞服務。因此，我們決定赴埃塞俄比亞開展補充調研。

2019年的調研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我帶了三四名學生前往埃塞俄比亞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萊。這里正是一年后內戰的核心區域。在默克萊調研期間，我們走訪了當地政府部門與普通民眾，深切感受到提格雷州精英階層與聯邦政府之間的緊張對立，雙方互相指責。

歷史上，1995年埃塞俄比亞建立新政權后，1995-2018年間聯邦政府主要由提格雷族掌控；2018年換屆后，提格雷族勢力退出聯邦政府，返回提格雷州。2020年，便爆發了內戰。這場內戰極為殘酷，具體死亡人數尚無確切統計，據估計超過50萬。沖突不僅涉及軍隊武裝對抗，還摻雜著種族仇恨，甚至出現了村莊屠殺等慘劇。我們在調研中結識的幾位當地友人在戰爭中遇難，南南學院也有埃塞俄比亞籍學生卷入戰亂。那時我為了指導提格雷族博士生的論文，只能通過衛星電話和他聯系。這場戰爭持續了兩年，如今局部沖突仍未完全平息。

2023年疫情防控政策結束后，北京大學研究生院決定重啟“一帶一路”調研項目。由于有2019年的調研基礎，而且又經歷了疫情和戰爭，我迫切想了解埃塞俄比亞在戰爭前后的發展變化，就申請組團再次前往埃塞俄比亞調研。2023年8月，由北京大學跨專業、跨院系的教師及博士生組成的19人調研團赴埃塞俄比亞開展了系統性調研。調研對象涵蓋聯邦政府、多個州市級地方政府、中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館和駐非盟使團、國際組織、大學和智庫研究機構、多家工業園、十余家農業和制造業企業、農業合作社、偏遠山村原住民群體等。調研結束后，我們耗時六個月進行數據分析與報告撰寫。即便在春節期間，團隊仍通過線上會議完善研究內容，投入了大量精力。

全書共分為九章，前三章主要從政治學視角剖析埃塞俄比亞的國家建構、經濟發展與國內沖突問題；第四、五章聚焦埃塞俄比亞的工業化進程；第六章探討埃塞俄比亞的外匯管制問題——我十幾年前第一次去赴埃塞俄比亞時，官方匯率為1美元兌換30比爾，第二次前往時跌至1美元兌換50比爾，目前匯率已跌至1美元兌換150比爾，匯率大幅貶值成為該國面臨的嚴峻問題；第七章分析金融發展，埃塞俄比亞的資本短缺與金融體系滯后密切相關，這也是中資企業在當地融資困難的重要原因；第八章關注家政產業，作為埃塞俄比亞第二大出口創匯產業，眾多埃塞俄比亞女工赴中東從事家政工作，然后向國內匯款；第九章圍繞埃塞俄比亞的出海口展開，作為內陸大國，埃塞俄比亞95%的進出口依賴吉布提，尋找更多出海口對其國家安全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章：埃塞俄比亞國家建構的歷史演進與當代困境

第一章梳理了歷史脈絡，為理解埃塞俄比亞當前的發展和沖突提供歷史背景。埃塞俄比亞擁有悠久的阿克蘇姆文明，且作為基督教文明古國，曾阻擋了伊斯蘭教的南下。如今的國家版圖奠定于19世紀末期孟尼利克二世的南下擴張，但這一過程也導致了族群分布的復雜性——該國無單一主體族群，建國歷史較短，族群融合不足，若政治、經濟利益分配不當，極易引發沖突。

埃塞俄比亞曾長期處于帝國統治之下。1974年，末代皇帝海爾·賽拉西一世被軍政府推翻。1974-1991年為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期間發生了慘烈的大屠殺等歷史悲劇。1991年，北方提格雷族帶領各族群推翻軍政府，在1995年建立了如今的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并設計了“族群聯邦制”——類似中國的少數民族自治區，但每個州擁有獨立的政府、選舉體系及軍隊。

這一制度設計在當時具有合理性。歷史上，埃塞俄比亞的統治階級主要來自北方的提格雷族和阿姆哈拉族，而人口占大多數的奧羅莫族等族群長期處于弱勢地位，多以務農為生，歷史上曾遭受較多壓迫。族群聯邦制的初衷是保護弱勢族群權益，但客觀上導致國家建構滯后，民眾的族群認同強于國家認同，為后續沖突埋下隱患。全球范圍內，印度和印尼等國也實行族群聯邦制，這些國家既面臨共性問題，也積累了部分成功經驗。未來我們將進一步研究這些國家在族群融合方面的實踐，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1991-2018年，埃塞俄比亞主要由提格雷族執政；2018年聯邦政府換屆，奧羅莫族主導政權，2020年爆發大規模內戰。

第二章：族群聯邦制下埃塞俄比亞經濟發展的啟示與展望

過去20年埃塞俄比亞經濟高速增長，族群聯邦制在其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第二章試圖從“族群聯邦制”與“發展型國家模式”的關系出發回答該問題。族群聯邦制具有分散化特征，地方權力較大；而埃塞俄比亞借鑒的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則強調中央集權，通過制定產業政策、配置國內資源推動工業化。二者天然存在一定的對立和矛盾。

我們研究發現，族群聯邦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族群沖突，為經濟發展提供了相對穩定的環境；發展型國家模式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實際上依賴于對族群聯邦制原則某種程度上的破壞。未來埃塞俄比亞需在穩定與發展之間找到平衡，處理好族群沖突、財政關系、協同治理等長期問題。

第三章：埃塞俄比亞的國內沖突、族群關系與聯邦制

第三章分析了2015年后國內沖突加劇及2020年內戰爆發的根源。1991-2014年，在強勢且富有遠見的領導人梅萊斯執政期間，諸多社會矛盾被有效管控；2014年梅萊斯去世后，少數民族權益被壓制、分配不公、土地等問題集中爆發；2015年后沖突數量顯著增多。

本章分析認為，武裝沖突的起因是族群矛盾，而族群矛盾源于不同族群的政治地位差異和經濟利益分歧；2018 年阿比就任總理后采取了一系列意圖緩和族群矛盾的措施，但是這些措施反倒成為引爆武裝沖突的導火索。武裝沖突反映出的深層次問題是國家建構的滯后——以族群為基礎的聯邦制未能將不同族群整合為一個政治共同體。

第四章：埃塞俄比亞的工業化進程

第四章梳理了埃塞俄比亞的工業化進程，也總結了現階段工業化發展面臨的多重挑戰，包括債務引發的貨幣貶值、外匯管制；基礎設施薄弱；族群問題和局部戰爭影響營商環境；外部環境波動等。

第五章：埃塞俄比亞工業園發展的現狀、影響和挑戰

第五章有較強學術性，運用大量數據及經濟學計量模型展開分析。埃塞俄比亞借鑒東亞模式推行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政策，但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完善基礎設施并不現實。于是，工業園成為工業項目落地的核心載體，即通過在有限區域內集中配置水、電、政府服務等軟硬件基礎設施資源，為工業發展創造基礎條件。

埃塞俄比亞首個工業園——東方工業園，由中國企業家投資建設，至今仍是公認的成功案例。然而，該工業園建成初期曾面臨巨大挑戰，招商引資困難使其一度瀕臨破產。2013年后，受益于“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中國國內勞動成本上升及環保壓力加大，大量企業向外轉移，東方工業園得以成功招商引資。

受東方工業園成功案例的激勵，2014年埃塞俄比亞聯邦政府成立國家工業園開發公司，一次性規劃建設16個工業園。后發國家的趕超心理在此體現：這些工業園的建設標準極高，甚至超過目前中國不少工業園。但高標準也意味著高成本，且部分工業園在未完成招商引資的情況下便建成廠房，導致空置浪費等問題。

計量模型分析得出了很有價值的發現：我們收集了埃塞俄比亞各區縣的燈光亮度及城市建成區面積數據，發現某一區縣建成工業園后，當地燈光亮度顯著提升，城市建成區面積也隨之擴大。更重要的結論是，靠近大城市、市場可達性高、路網密度高的工業園，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此外，基于家戶調查數據，我們發現工業園建設對周邊居民生活產生了積極影響：居民居住條件改善，尤其是婦女權益得到顯著提升。歷史上當地婦女多從事農業勞動或專注于家庭事務，而工業園為當地提供了大量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崗位，女性就業比例顯著提高。女性獲得工資收入后，其在家庭內部的話語權顯著增強，數據顯示當地家庭暴力發生率也隨之下降。這表明，工業化進程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性別平等。但工業園發展仍面臨其他待解問題。

第六章：埃塞俄比亞外匯管制問題分析

第六章聚焦外匯與宏觀穩定問題，這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困境。因為國際收支不平衡導致匯率大幅貶值，埃塞俄比亞政府不得不采取嚴格的外匯管制措施。

埃塞俄比亞外匯短缺問題的加劇主要源于兩個關鍵時期：2013-2017年，為推進工業化，該國大規模進口工業資本品，但出口增速未能同步提升，導致國際收支嚴重失衡；2020年后，內戰爆發使得國內生產中斷，大量外資企業撤出，非耐用消費品進口激增，進出口差額進一步擴大。持續的進口大于出口，必然導致國際收支不平衡，進而引發匯率貶值、外匯管制、黑市交易等一系列問題。

第七章：金融約束與后發國家發展

第七章分析埃塞俄比亞的金融發展狀況，核心結論是：解決金融約束問題對后發國家實現經濟騰飛、跨越工業化障礙至關重要。

中資企業赴當地投資普遍面臨融資困難，這與該國金融體系滯后密切相關。埃塞俄比亞金融體系以國有銀行為主導，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有限，金融基礎設施薄弱，正規金融滲透率低，本地居民高度依賴非正規金融。金融發展滯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工業化進程。對比埃塞俄比亞與周邊國家（如肯尼亞）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創業密度，發現埃塞俄比亞的創業活躍度明顯更低。

本章還介紹了中國與肯尼亞的金融轉型經驗：中國通過漸進式改革，平衡了市場化效率與風險，逐步推進金融市場化。肯尼亞則憑借數字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有效解決了低收入國家人口分散、金融服務成本高的難題，為金融普惠提供了新路徑。

第八章：堵不如疏——埃塞俄比亞的國際家政產業

中東地區對家政服務的需求旺盛，而埃塞俄比亞與中東地理距離較近，促成了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境外私人匯款成為埃塞俄比亞的重要外匯來源：一名赴中東從事家政工作的埃塞俄比亞從業者，每年可向國內匯款3000余美元，這對于一個人均GDP僅1000美元的國家而言，無疑是相當可觀的收入。2002-2021年間，埃塞俄比亞家政產業年均創匯超4.9億美元，是該國第二大出口創匯產業，僅次于年均出口額6.6億美元的咖啡產業。第八章主要梳理了埃塞俄比亞的家政產業的發展歷程及相關政策。

第九章：埃塞俄比亞出海口多元化的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

第九章圍繞埃塞俄比亞的出海口問題展開：1998年埃塞俄比亞與厄立特里亞爆發戰爭后，厄立特里亞關閉了對埃塞俄比亞的出海口；吉布提由此成為其唯一出海口，埃塞俄比亞95%的進出口貿易均通過吉布提完成。從風險防控與國家安全角度出發，埃塞俄比亞始終有增加出海口的訴求。本章對周邊11個潛在出海口進行了系統分析，綜合評估了各出海口的基礎設施條件、經濟成本及政治風險等因素。最后的比較分析表明，如果埃塞俄比亞要進行出海口的多元化嘗試，索馬里的柏貝拉港是最有可能作為重點發展對象的港口。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

王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長聘）、北大環境與能源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領域為環境與資源經濟學、能源經濟學、氣候變化、宏觀發展。

關于《沖突與發展：埃塞俄比亞政治、經濟與社會研究》

本書由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一帶一路”課題組編著，新華出版社出版發行，是北京大學研究團隊深入埃塞俄比亞，系統研究非洲之角地區沖突與發展問題的最新成果，為理解非洲大國在沖突約束下如何推動發展提供了中國學者的觀察與思考。書中系統討論了埃塞俄比亞從帝國、軍政府到聯邦制國家的歷史演進，深入剖析族群聯邦制的制度得失、工業園區的經濟效應、外匯管制的結構性困境等議題，呈現了中資企業投資、家政勞務輸出、出海口多元化等鮮活案例，力圖在歷史與現實、理論與田野之間搭建理解埃塞俄比亞乃至當代非洲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