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點良心吧，老百姓真的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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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我是胖胖。

加繆說過一句話——荒誕正是源于人的呼喚與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間的這種對立。

有些人或許很難理解這種荒誕，直到它落在自己頭上。

一個又一個人，只是完成了一次正常不過的交易，卻在自己毫無預兆的情況下，被卷入了與自己毫無關系的后果之中。

這對嗎？

如果這都可以被視為風險，那是不是意味著，今后每一次交易之前，都需要先證明自己沒有罪？

刷到這樣一則新聞：

西安的陳女士向媒體反映，她兒媳雷某某為了籌錢治病，在二手平臺售賣多年前購買的勞力士手表，交易成功收到十六萬多元貨款后，名下賬戶被警方凍結至今，原因是售表所得資金系電信詐騙涉案資金，由于案件仍在偵辦，賬戶暫時無法解封。

表在當天就被拿走了，錢在第二天就不能動了。

但，這是一筆救命錢！

病還在，賬還在，日子也還得過。

陳女士說，她們當時還查看了那家鐘表公司的營業執照，沒有發現問題。

她們承認自己法律意識淡薄，也承認當時只想著先把錢拿到手，沒走平臺支付，就覺得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應該不會出事。

然后貨在他手里，錢進了你賬上，凍結卻落在你頭上。

現實把人推到一個幾乎無解的位置。

你退不退款？

退了，你等于用自己救命的錢去替另一個受害者買單。

不退，你就得在漫長的偵辦里證明自己清白，而這種證明往往不是一句話、兩份材料就能結束的。

新聞里，陳女士拒絕了所謂各退一步的協商。

她說：

“我們愿意接受調查，如果查出犯法請用法律來制裁我，而在我們沒有問題的前提下，三次要求我們退賠，我不同意，我們沒有民事糾紛，我們和買表人之間是正常商品交易，并且完成了交付。”

這是正常交易完成之后，善意一方的財產權益究竟算不算權益的問題。

我想，追贓挽損當然重要，凍結措施當然也有法律依據。

但有依據和怎么用，從來不是一回事。

你可以凍結涉案資金，防止轉移。

但你不能把凍結當成一種默認的、無差別的處理方式，更不能把證明清白的成本，系統性地攤派給每一個正常交易者。

哦，為了避免你走路跌倒，把你的腳綁起來，而且綁的往往還是最不該綁的那條腿。

報道里律師也提到，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規定，偵辦案件時發現涉案資金流入善意第三人賬戶，如果資金是當事人提供商品、服務并完成交易后收取的市場合理對價，查證屬實后應當及時解除凍結。

同樣，“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意見也指出，他人善意取得詐騙財物的，不予追繳。

換句話說，追贓可以追，但不能追成新的受害。

更不能把舉證負擔推回到每一次普通人的買賣里。

普通人沒有能力做資金溯源，也沒有義務像偵查機關一樣辨別資金鏈條的來龍去脈。

如果把這種能力要求塞回到每一次交易之中，那就不是反詐了，那是把正常生活改造成一場人人自證的交易了。

今天你賣表，明天有人賣糧，有人收款，有人轉賬，有人周轉救命錢。

只要一筆涉詐資金流經過來，就可能把你的賬戶、你的生活、你的信用，連同你原本就不堪重負的處境，一起按下暫停鍵。

游走在灰色地帶的人，卻得不到法律的追訴。

他們銀行卡一張接一張，號一換再換，今天這個身份廢了就換下一個。

可能有些人卡就一張卡，可能就卡住一個家庭的現金流。

特別像這個家庭正處在病痛里。

報道里相關負責人說，法還是大于情。

但它常常被偷換成另一句話，叫程序大于人。

法當然大于情，可法從來不是用來制造新的無助的。

法也不是用來讓守法者承擔更高成本的。

法治，講的是責任該落在誰身上。

追贓挽損要做，但不能靠拿一個更軟的去頂住一個更硬的，更不能讓一個賣出自己財物、換取救命錢的人，在錢貨兩空的夾縫里繼續被要求再退讓一步。

本身人家就等著這筆錢救命了，是救命錢！這不就等于是雪上加霜么？

每個人都不知道哪一天，禍從天降會以合規的面孔出現，這在我看來正是可怕的地方。

你也永遠不知道，自己只是正常生活、正常交易、正常求生，為什么突然就成了需要被審查的人。

如果連這都可以被視為風險，那風險最終吞掉的就不只是錢，還有人們對規則的信任。

陳女士告訴記者：

兒媳婦十年前得了甲狀腺癌，那時候做完手術，情況一度穩定下來，日子也慢慢回到了正軌。

可這兩年，病情再次復發，并且出現轉移，癌細胞轉到了肺部。

甲狀腺惡性腫瘤術后同位素治療、頸部淋巴結轉移癌、肺轉移癌、低鈣血癥。

這些詞放在一起，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一切。

也正是基于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個家庭開始被一點點拖入現實的窄口。

兒子兒媳原本開著一家燒烤店，也只是靠手藝和時間換收入。

可近幾年，生意并不好。

店在虧損，病在加重，錢卻只會越花越快。

他們不是沒想過別的辦法，只是普通人能想到的辦法，本來就不多。

最后，只能把多年前買下、一直沒舍得動的一塊勞力士手表，掛到了二手交易平臺上，只是為了湊一筆治病的錢。

說得再直白一點，那是一塊用來換時間、換取治療的表。

我想沒有這段背景，很多話其實是說不清楚的。

比如，為什么他們會在交易環節里著急？為什么在走平臺和盡快拿到錢之間，他們會選擇后者？為什么在賬戶被凍結之后，這件事對他們來說不是不方便，而是扛不住？

脫離背景去談所謂的風險意識，很容易。

站在事后的位置，要求當事人做到滴水不漏，也很容易。

可現實的問題在于：

當一個家庭正在和疾病賽跑的時候，它能承受的試錯成本，幾乎為零。

你可以要求他們更謹慎。

但你不能假裝沒看見，他們確確實實已經站在懸崖邊上。

也正因為如此，這起事件才不只是一次交易失誤。

當制度性的處理方式，與個體生存的緊迫性正面相撞時。

到底該由誰，為這種撞擊買單？

當一筆錢關系到治療進程，關系到能不能繼續撐下去的時候，它就已經不是一筆可以反復試錯的交易款。

它是時間、是機會，也是一個家庭勉強維持住的動力。

如果連這樣的處境，都要被放進你本可以更謹慎的事后審視里，那這個世界對普通人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一點吧？

而更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這樣的風險，并不是來自違法行為本身。

它來自一種模糊不清的責任轉移。

來自錢在你賬上，就先由你承擔后果的處理慣性，來自用最省力的方式，去應對最復雜的問題。

當制度性的處理，開始優先選擇最好處理、控制的一端時，被反復消耗的，永遠是那些最守規則、也最沒有退路的人。

一張卡被凍結，意味著治療可能被迫中斷，生活被迫停擺。

而這些救命錢，真的不該成為反詐的代價！

反詐的目的，從來不是制造新的受害者，也不是讓守法的人，承擔比違法者更高的成本。

如果一個社會的安全感，需要通過不斷提高普通人的風險承受能力來維持，那么這種安全，我想本身就是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