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案例 | 家事審判中關于無主遺產酌給制度的檢視與思考

編者按

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案例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法治產品”。權威、規范的案例能夠統一法律適用標準、提高辦案質效、增強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獲得感。為此，本刊特推出“中國審判|實踐案例”欄目，展現習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國司法審判中的具體實踐，期待通過記錄與見證，助推、引領各級法院深入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促進公正高效司法，服務“抓前端、治未病”，引領社會矛盾糾紛源頭預防化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服務法治中國建設。

中國審判 | 實踐案例

文 |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 陳石磊

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人民法院 李倩倩

文章摘要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條規定：“家庭應當樹立優良家風，弘揚家庭美德，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夫妻應當互相忠實，互相尊重，互相關愛；家庭成員應當敬老愛幼，互相幫助，維護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比嗣穹ㄔ涸谔幚砭唧w家事案件時，既要堅持法律標準，又要堅持道德標準，做到德法相融。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家事案件入選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編號為2024-07-2-479-001）。法官在該案審理過程中通過全面、深入的走訪、詢問，最大限度還原了被繼承人晚年生活情景，對遺產分割作出價值平衡，使裁判結果既符合法律規定，又體現出對扶養人無私行為的褒揚，實現對孤寡失獨老人充分的幫扶，有利于形成和諧的新型養老關系。

基本案情

張某娟是劉某軍的姑姑，二人均為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某村的村民。劉某軍生前在該村擁有一處宅基地房屋。該房屋的土地使用權面積為138.3平方米，建筑面積為77.72平方米。之后，因上述房屋被列入某鐵路建設項目拆遷范圍，奉化區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拆遷辦”）作為拆遷人（甲方）與被拆遷人劉某軍（乙方）就上述房屋拆遷補償簽訂了《集體土地上住宅房屋拆遷調產安置協議》（以下簡稱《安置協議》）。《安置協議》約定：乙方選擇的安置方式為調產安置；被拆遷房屋評估價值按重置價計算為400135元，按市場平均價格計算為819823元，一次性補償搬家補助費為23316元，臨時過渡補助費為7461元，其他補償費為1146元；調產安置換算面積為77.72平方米，面積補助為19.52平方米；甲方將坐落在某小區的房屋（期房）作為調產安置房于2023年4月20日之前提供給乙方；乙方在公告規定的搬遷期限前搬遷并騰空房屋，自行結清水費、電費、電話費、有線電視費等費用；甲方或拆遷實施單位驗收確認后，可按被拆遷房屋評估價值的10%給予簽約搬遷獎勵，獎勵數額為81982元。

2021年4月22日，劉某軍領取一次性搬家補助費、臨時過渡補助費和其他補償費共計31923元。2021年8月12日，劉某軍與拆遷辦簽訂《補充協議》，約定3個月的搬遷獎勵費為3731元。2021年8月30日，劉某軍領取了81982元提前搬遷獎勵費和簽約搬遷獎勵費。2022年1月14日，劉某軍與拆遷辦再次簽訂《補充協議》，約定24個月的臨時安置過渡費為29844元。劉某軍于2022年1月19日領取了該臨時安置過渡費。綜上所述，劉某軍在生前已領取房屋拆遷安置補償部分費用合計147480元。

劉某軍因病于2022年6月10日死亡，其生前未婚，無子女，亦無兄弟姐妹。劉某軍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早于劉某軍死亡。劉某軍在23歲時腦部受傷，導致其勞動能力受到影響。張某娟出錢為其治療并長年照顧劉某軍的日常生活。在劉某軍死亡后，張某娟及其子女出資為劉某軍辦理喪葬事宜。劉某軍生前所在村經濟合作社、村民委員會經開會討論后，書面同意劉某軍名下的農村宅基地房屋征收拆遷可得利益歸張某娟享有。后張某娟于2022年11月18日向奉化區房屋征收辦公室郵寄了《房屋拆遷安置可得利益告知書》，將村合作社、村民委員會的上述決定告知奉化區房屋征收辦公室。之后，因奉化區房屋征收辦公室無法確認案涉拆遷權益繼受人，張某娟以村民委員會、村經濟合作社為被告，奉化區房屋征收辦公室為第三人，起訴到法院，要求確認案涉房產拆遷利益所有權。

裁判結果

法院經審理認為，按照法律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民事權利可以依據民事法律行為、事實行為、法律規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取得。劉某軍生前無配偶、子女、兄弟姐妹，且其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早于其死亡，其死亡后遺留的案涉房屋征收拆遷可得利益，既無繼承人繼承，又無受遺贈人接受遺贈，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條的規定，相關財物應當歸劉某軍所在的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村民委員會于2022年7月12日出具的《遺產繼承同意書》以及村經濟合作社、村民委員會出具的《拆遷安置可得利益決定書》證實兩被告均明確同意劉某軍獲得的房屋征收拆遷補償利益歸原告張某娟所有，且已經過村民代表大會討論同意。因此，法院認為，兩被告的上述行為實際上是對其民事權利的處分，即兩被告將其享有的劉某軍名下可得的房屋征收拆遷補償利益無償轉讓給原告張某娟。現相關當事人已將該情況通知了拆遷辦，故張某娟有權獲得劉某軍名下可得的房屋征收拆遷補償利益。

張某娟在法律上對劉某軍并無照顧和撫養的法定義務，但其仍然在劉某軍的母親死亡后對年幼的劉某軍進行撫養，且在劉某軍勞動能力受到影響后長期對劉某軍進行照顧，并在劉某軍死亡后為其辦理喪葬事宜。張某娟的上述行為體現了親屬之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值得鼓勵和贊揚。被告村合作社、村民委員會基于劉某軍無繼承人和受遺贈人，以及張某娟作為劉某軍在世唯一親屬等事實的前提下，遵循公序良俗原則，決定將劉某軍死亡后可得的房屋拆遷補償利益交由張某娟享有，符合權責利相一致法律原則，且不違反相關法律規定，是村委會履行調解民間糾紛、參與社會治理的職責體現，符合《民法典》弘揚的文明、和諧、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拆遷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的規定，負有開展擬征收土地現狀調查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職責，應當調查了解被拆遷人劉某軍死亡后案涉房屋征收拆遷補償利益的權利歸屬主體。關于劉某軍可得的房屋征收拆遷補償利益，拆遷辦提出劉某軍在生前已經領取了補助和補償費用等合計147480元，并提供了相應的證據予以證明，對此雙方當事人均予以確認。因此，法院判決劉某軍尚未領取的剩余房屋征收拆遷補償利益歸原告張某娟享有，具體金額以拆遷辦與劉某軍簽訂的《安置協議》和兩份《補充協議》約定的補償利益，扣除劉某軍已領取的款項后予以確定。

啟示意義

本案是家事審判中遇到的較為典型的案件，涉及無主遺產處理及遺產酌給制度兩個問題的判斷。案件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以道德標準為參照在兩者間很好地找到平衡點。裁判兼顧法理與情理，充分體現了“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的指導精神。

（一）我國現行的無主遺產處理制度規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條規定：“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歸國家所有，用于公益事業；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歸所在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睆谋緱l規定的內容看，我國法律根據死者的身份來確定無人繼承遺產的歸屬，即如果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其無人承受的遺產歸死者生前所在的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如果死者生前是其他身份，其無人承受的遺產歸國家所有。

在司法實踐中，關于無主遺產收歸集體的啟動操作上并無太大爭議，即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其生前所在村的村集體所有制組織作為遺產接納人，行使接收、處置遺產的權利。但是，由于原《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對于無主遺產收歸國有的規定較為簡單，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此類無主遺產的處置效果。在上述案件中，劉某軍死亡后，因無法定繼承人，依據其生前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身份，其所在村集體所有制組織是劉某軍遺產的接收人及所有權人，對該部分遺產享有處置權。

（二）我國現行的遺產酌給制度規定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條規定，遺產酌給請求權人在其權利受到侵犯時，有權以獨立的訴訟主體資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保護。根據該條規定，繼承人之外的、對死者生前盡了較多扶養義務的扶養人，其對死者本沒有法定的扶養義務，但出于道德倫理等原因對死者進行了扶養，該扶養人依據法律規定可以就死者的遺產享有酌情分配的請求權。通說認為，作為法律的特別規定，遺產酌給制度具有重要的法律價值和社會價值。該制度在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之外有效彌補了傳統繼承制度的缺失和不足，有利于鼓勵和補償扶養人對年老體弱、生活不便人群的生前扶養行為，亦有利于弘揚尊老愛幼、樂于助人的傳統美德。

在具體案件處理過程中，人民法院可從以下幾方面確定遺產酌給標準：第一，針對死者而言，主要考慮死者生前對扶養行為的依賴程度，并考慮雙方的相互關系、死者生前生活實際需要等因素。第二，針對扶養人而言，主要考慮扶養時間、扶養方式和扶養程度等因素，并以酌情給付遺產數量與其對死者生前所盡扶養義務相匹配為原則。第三，針對遺產情況，主要考慮遺產的數量，并以有利于生產和生活需要且不損害遺產效用為原則。第四，須考慮死者生前意愿。例如，死者生前是否明確作出給予扶養人財產的意思表示等。如果死者生前已通過遺贈方式給付了其認為與扶養人付出程度相當的財產，則不應再酌給扶養人遺產。第五，須考慮特殊繼承人情況。例如，如果死者存在可能繼承人（如遺腹子），應首先為此類特殊繼承人保留必要且足夠的遺產份額。

那么，扶養人可否獲得死者全部遺產？對此，我國《民法典》及相關司法解釋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曾在《關于被繼承人死亡后沒有法定繼承人，分享遺產人能否分得全部遺產的復函》（以下簡稱《復函》）中給出過肯定答案。該《復函》認為：“沈某與其叔祖母沈某某共同生活十多年，并盡了生養死葬的義務。依照我國繼承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可分給沈某適當的遺產。根據沈某某死亡后沒有法定繼承人等情況，沈某可以分享沈某某的全部遺產，包括對已出典房屋的回贖權。”該答復也為本案的處理提供了思路，即付出較多的扶養人有請求獲得全部遺產份額的權利。

（三）上述案件的處理緣由

在上述案件中，死者劉某軍因無繼承人，且生前未留下遺囑，依據《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條的規定，其遺產應當歸其所在的村集體所有。張某娟并非劉某軍法律意義上的繼承人，本無權取得遺產。但是，考慮到張某娟對劉某軍的長期照顧，且在劉某軍死亡后又為其辦理喪事，該行為實際上體現了親屬之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值得鼓勵和贊揚。張某娟亦符合前述遺產酌給請求權人的標準。

因此，在張某娟提出酌請分配遺產后，村合作社、村民委員會作出了將劉某軍死亡后可得的房屋拆遷補償利益交由張某娟享有的決定。該處置方式符合權責利相一致法律原則，亦不違反法律相關規定。同時，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第（八）項和第二款的規定，處分村集體財產，應當經村民會議或村民會議授權的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因此，該村村民委員會將劉某軍的遺產處分給其姑姑張某娟，依法應當經村民會議或村民會議授權的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為解決合法性的問題，法官與街道、村民委員會多次溝通，闡明了相關法律規定后，該村補開了村民代表會議。村民代表討論后一致同意死者劉某軍的房屋拆遷安置利益全部由其姑姑張某娟享有，法院也據此作出了判決。

（四）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融入釋法說理的優勢

該案的處理是人民法院依法貫徹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現。筆者認為，人民法院在裁判文書中以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作為裁判理由具有以下優勢：

一是有利于情感利益的保護及家事行為規范的確認。強化道德倫理的規范性作用，一方面，能夠促進對當事人情感利益的保護；另一方面，有利于促進家事行為規范化的確立。二是有利于社會公眾對司法價值的認同。只有在司法文書說理中將道德倫理合理適用，才能更好地發揮司法裁判的作用。同時，裁判文書的公開也有利于提升民眾對司法價值的認同感。三是有利于培育公眾的法治信仰。如果人民法院在類案裁判中能夠正確處理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將類似“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傳統道德要求作為裁判依據，并將道德說理融入公眾對法律的正義感認知，這無疑對培育公眾的法治信仰有著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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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審判》雜志2025年第24期

中國審判新聞半月刊·總第382期

編輯/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