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還是“放棄”，生前預囑走出第三條路

作者：譚 湘

編輯：潘利恒

本文由長青研究社原創出品

“我當初的選擇究竟是不是正確的？”

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如影隨形，困擾著家住北京市西城區的吳女士。半年前，她的母親因肺癌晚期離世。在最后那段被劇痛吞噬的時光里，老人曾多次虛弱地表達“放棄吧”。

然而，“盡孝”的執念與“不留遺憾”的恐懼，最終讓家人選擇了插管搶救。于是，生命的最后章節，在呼吸機單調的嗡鳴與全身管線的纏繞中倉促落幕，留給生者的，是無盡的懊悔與叩問。

吳女士的困境絕非個例。當醫學宣告治愈無望，每一個家庭都可能被推向那個殘酷的十字路口：是動用一切技術手段，不惜代價地延續生理上的心跳；還是轉換思路，竭力維護生命終章的舒適與尊嚴？

2022年，深圳以立法形式在全國首次為“生前預囑”破冰，試圖在法律層面回應這一難題。而廣西、北京等地關于“安寧療護”、“緩和醫療”的實踐，也正為這場關乎生命質量的抉擇提供新的可能。

技術與倫理，孝道與自主，希望與幻滅……在生死交接的模糊地帶，我們被迫思考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的死亡，誰來做主？

在中國抗癌協會副秘書長劉端祺經手的至少2000例死亡中，他看到了一個令人憂心的模式。醫學有時展現出的，是一種無奈的邊界：大約三成的疾病無論如何治療都難以好轉，另有三成不治也會自愈，真正能讓醫學發揮作用的，只在剩余部分。

然而，現實往往是“生命不息，化療不止”。人們一生中約75%的醫療費用被花費在最后的治療階段。

當生命無可挽回地走向終點，現代醫療技術有能力將“死亡”這個過程無限延長。心臟可以靠機器跳動，呼吸可以靠管道維持，但這常常與“活著”的本質：意識、尊嚴、與家人的情感聯結——已然無關。

一項研究顯示，37.29%的中國老年人在痛苦狀態下離世。這種痛苦，很多時候并非完全源自疾病本身，而是來自于以“挽救生命”為名的過度醫療干預。

這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倫理問題：當治療已無法逆轉瀕死過程，只是延長痛苦時，我們是在“救命”，還是在延長“死亡”的過程？

面對這個無解的倫理困境，無數個像吳女士一樣的家庭被推向了兩難抉擇的懸崖邊，仿佛在“全力搶救”的負疚與“放棄治療”的遺憾之間，只能忍痛二選一，獨自承受無論怎么選都可能后悔的巨大壓力。然而，醫學與人文的進步正在努力拓寬這道狹窄的夾縫，為困局中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種可能。

當“不惜一切代價搶救”與“放棄治療”成為橫亙在家庭面前僅有的、令人心碎的兩個選項時，一條被稱為“緩和醫療”的“第三條道路”正被越來越多人了解。

根據2025年最新發布的《緩和醫療與安寧療護定義中國專家共識》，緩和醫療是一種積極的全人照護實踐。它面向所有因重病而受苦的患者及家庭，目標并非治愈疾病，而是預防和緩解身體、心理、社會乃至靈性上的多重痛苦。

作為緩和醫療的重要組成部分，安寧療護則專門服務于生命末期的患者。它的核心原則是：不加速也不推遲死亡，而是專注于讓患者盡可能地舒適、有尊嚴，并實現“善終”，同時也支持哀傷的家屬。

這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做最重要的事”——控制疼痛、緩解呼吸困難、處理焦慮抑郁，并幫助完成未了的心愿。

在北京協和醫院，由寧曉紅教授領銜的緩和醫學中心，正在通過“醫、護、社工”三位一體的模式，并創新性地聯合中醫科，為患者提供這種“有溫度的醫療”。他們的實踐表明，關注生命質量，與對抗疾病本身同樣重要，甚至更為根本。

寧曉紅教授領銜的北京協和醫院緩和醫學中心掛牌儀式

然而，即便醫學提供了“緩和醫療”這條更富有人文關懷的道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當生命來到終點，誰有權為我們做出最終選擇？是遵循醫療常規的醫生，是悲痛失措的家屬，還是我們自己？協和醫院的實踐照亮了護理的理念，但理念的落實，亟需制度與個人意愿的支撐，以確保走在“第三條道路”上的每一步，都真正符合患者本人的心愿。

“我的生命我做主。”這句響亮的口號，在醫療搶救的緊急關頭往往失聲。當患者本人失去意識時，決定權便落在了慌亂、悲痛且時常意見不一的家屬肩上。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一種名為“生前預囑”的法律工具進入了公眾視野。它允許人們在健康或意識清醒時，以書面形式提前指明，當自己處于不可治愈的傷病末期或臨終時，希望接受或拒絕何種醫療措施。

深圳的立法破冰與實踐回響。2022年，深圳經濟特區在全國率先破冰，通過修訂《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首次在法律中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在患者不可治愈的傷病末期或者臨終時實施醫療措施，應當尊重患者生前預囑的意思表示。”這意味著，在深圳，一個人的“臨終決定權”首次在法律層面得到了部分保障。根據規定，生前預囑的適用有嚴格前提：必須是由醫療機構作出的、患者處于“不可治愈的傷病末期或臨終時”的醫學判斷。

截至2025年7月，這項立法已滿三周年。在立法三周年之際，福田區第二人民醫院等單位舉辦了“生命有約·深切囑托”生前預囑咨詢暨生命教育分享會，現場為居民解答相關問題，讓這一理念得到更廣泛傳播。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會長李瑛醫生強調，這完全不同于“安樂死”，其核心是“幫助患者在臨終時盡可能減少痛苦，不做有創的搶救，在家人、志愿者的陪伴、安撫下，安詳、舒適地離開。”

福田區第二人民醫院舉辦“生命有約·深切囑托”生前預囑咨詢暨生命教育分享會

北京的共識凝聚與觀念深耕。在全國層面，雖然沒有統一的專項立法，但以北京為代表，民間倡導、社會共識的凝聚與專業推廣工作已深耕多年。推廣“生前預囑”和“尊嚴死”的理念，在中國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路，背后是一群先行者數十年的孤獨堅持。

已故的羅點點是其中最重要的倡導者之一。她與幾位醫生朋友最初成立“臨終不插管俱樂部”，只是樸素地希望自己“死得漂亮點兒，不那么難堪”。在目睹了親友臨終時被過度搶救的痛苦后，她于2006年創立了“選擇與尊嚴”公益網站，推廣“我的五個愿望”生前預囑文本。這份文件引導人們思考：我要或不要什么醫療服務？我希望怎樣被對待？我想讓家人知道什么？2013年，她又與陳小魯等人共同創辦了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系統地推動理念普及。

2017年3月，羅點點在北京一家醫院的緩和醫療合作基地考察

羅點點的推廣方式被形容為“毛毛雨安靜種樹”——不強迫，不說教，只是真誠地分享，耐心地傾聽。這種潤物細無聲的堅持，正在改變社會的認知。2025年6月，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聯合深圳市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在京成功舉辦了第一期“預見生命盡頭的選擇”生前預囑工作坊。工作坊融合專家講解、卡牌游戲、小組討論和角色扮演等多種形式，為來自多地的學員科普概念、探討實際問題。這顯示出生前預囑的倡導，正在從個別人的覺醒走向更廣泛、更專業的公眾教育。

另一項針對北京市居民的調查研究顯示，公眾對生前預囑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正在發生變化，盡管整體知曉率仍有提升空間，但了解后持積極態度的人數占比較高。這說明，一旦打破禁忌開始討論，觀念轉變的潛力是巨大的。

這些看似平靜的倡導與專業的研討，其力量在于將選擇的權力，在風暴來臨之前，交還到每個生命自己的手中。它試圖回答那個終極問題：當無法言語時，如何確保我的意愿被聽見？答案或許就在于，趁我們還能說話時，勇敢而清晰地說出來，并用一種社會與醫療系統逐漸認可的方式將其固定下來。

另一位令人動容的實踐者是浙江大學醫學院的陳作兵博士。當他自己的父親確診癌癥晚期后，這位醫學專家做出了一個在外人看來難以理解的決定：放棄放療化療，將父親接回家中，讓他安享最后的人生時光，完成那些在醫院里無法完成的心愿。

這些故事沒有標準答案。正如羅點點所說，生前預囑強調的是由本人做主，無論是選擇坦然放手還是頑強抗爭，都沒有對錯之分。深圳的立法與北京等地的民間實踐，共同為這種個人的自主選擇權，鋪設著從觀念到制度的多重保障路徑。

盡管理念在推進、法律在破冰，但緩和醫療與生前預囑要真正走入尋常百姓家，仍面臨巨大的認知鴻溝。這道鴻溝，由對死亡的禁忌、對“孝道”的單一理解、以及個人規劃意識的普遍缺失共同構成。然而，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跨越它，用行動為自己生命的終章爭取主動權。

作為倡導“尊嚴死”的先驅組織，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在其網站上推出的“我的五個愿望”生前預囑文本，其簽署人數已是一個重要的觀察窗口。多家媒體報道，截至近年，已有超過5萬人在線填寫了這份文件。這些簽署者大多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其中不乏年輕面孔，打破了“只有老年人才思考死亡”的刻板印象。

更廣泛的接納體現在中華遺囑庫的實踐中。這一由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發起的全國性公益項目，在推動遺囑觀念的同時，也積極倡導生前預囑。截至2023年，其服務范圍已覆蓋全國60多個服務中心，累計為近50萬人提供了遺囑咨詢服務。

2022年，中華遺囑庫更是正式推出了名為“安心預囑”的生前預囑服務，將其納入專業服務體系，這意味著生前預囑開始與遺囑、意定監護等一道，被視為個人人生規劃中正式且重要的一環。其法務部主管透露，早在服務推出前三年，就已開始探索并幫助了36名市民表達預囑意愿。

一些如張瓏言等的自媒體博主通過深入社區、養老院，采訪普通老人對死亡和臨終醫療的看法。這些鏡頭記錄下的，往往是老人們最樸實的心聲：害怕渾身插管、不愿拖累子女、希望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離去。這些真實、未經修飾的訪談，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廣泛共鳴，讓年輕人開始思考：“我的祖輩、父輩，他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進而促使許多家庭開啟了第一次艱難的對話。

生命關懷現場體驗

圖/張瓏言-中國式生命關懷公眾號

毋庸置疑的是，跨越認知鴻溝的橋梁正在被搭建。這橋梁，由五萬份簽署文件、無數個采訪鏡頭、公開的坦誠討論、地方政府的政策探索和一堂堂專業培訓課程共同構筑。每多一個人思考并談論它，這道鴻溝就會變淺一分。最終的目標，是讓每一個生命在終點來臨前，都能平靜地說出或確認那句：“我的意愿，如此安排。”

深圳的立法像一個燈塔，為全國提供了參照。北京協和醫院緩和醫療實踐，則證明了這條路的本土可行性。

真正的決定，不應發生在ICU門口那慌亂煎熬的幾分鐘里。它應該萌發于某個尋常午后，家人間一次平靜而坦誠的交談。

追問生死，不是為了走向悲觀，而是為了在有限的時光里，活出更多的從容與愛。畢竟，生命的質量，從來不只是長度的競賽，更是溫度與厚度的沉淀。

參考資料：

1、法治日報，《臨終搶救時患者本人自決權得到保障》，2022年7月12日

2、實用醫學雜志，《惡性腫瘤終末期患者臨終搶救決策偏好現狀及影響因素》，2025年11月19日

3、南寧市融媒體中心，《讓生命“最后一公里”更有尊嚴——第一屆緩和醫學建設發展大會在南寧召開》，2025年5月19日

4、北京協和醫院，《上新了協和 | 北京協和醫院中西醫協同探索緩和醫療新模式》，2025年3月17日

5、老年生活報，《生命最后的尊嚴》，2025年11月24日

6、南方讀＋，《全國首個！“臨終決定權”入法將帶來哪些改變？》，2022年7月6日

7、新聞社客戶端廣西頻道，《第一屆緩和醫學建設發展大會在廣西南寧召開》，2025年5月18日

8、百度百科，北京協和醫院緩和醫學中心

9、上海法治報，《獨身者醫療與喪葬困境的破局之策》，2025年12月25日

10、福田區衛生局，《深圳生前預囑立法三周年：市民共赴“生命之約”守護生命最后尊嚴》，2025年7月4號

11、中國慈善家，《羅點點：毛毛雨安靜種樹》，2025年11月26號

12、澎湃新聞，《中華遺囑庫：遺囑服務倡導尊重老年人意愿，鼓勵“生前預囑”》，202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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