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山記憶：這里曾生產出丹心報國的“愛國汞”

在湘黔交界的武陵山脈間，“中國汞都”——萬山，曾經聞名遐邇。貴州銅仁市萬山區曾為我國規模最大的汞工業生產基地，坐落于此的貴州汞礦，汞資源儲量居亞洲首位，汞產品產量躋身世界第三，擁有3000年采礦冶煉史。從資源未獲充分發掘利用，到遭外國資本強制開采，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輝煌發展，其發展歷程承載著厚重的歷史底蘊。

圖為：萬山礦區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基礎極為薄弱。為快速壯大國民經濟實力，貴重金屬開采被置于重要戰略位置。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做主的礦山職工迸發強烈生產熱情，推動礦山生產實現跨越式變革。1950年，水銀產量較1949年的6.34噸實現翻倍增長，達到近15噸；1952年增至50余噸，1953年進一步攀升至70余噸。

人才與技術是提升生產水平的核心支撐與決定性因素。史料顯示，1953年貴州汞礦職工總數超2000人，其中科技人員僅6名，占職工總數的0.8%，工程師僅1名，科技力量薄弱問題突出。

為改善這一狀況，依據中蘇兩國政府達成的協議，1953年11月至1958年12月下旬，蘇聯先后派遣莫什尼科夫、克莫日阿、茲維列夫、拉爾欽柯、毛依謝耶夫、伊萬諾夫、蘭德格拉夫、庫克林、費多爾丘克、杜爾欽斯基、粵譯洛娃、費道洛夫、達拉班滌、謝格洛夫等近20名專家赴黔，或常駐貴州汞礦指導探礦、采礦、冶煉等技術工作，推動礦山生產建設邁入新階段。至1958年，朱砂產量從1951年的0.436噸提升至49.397噸，汞產量從53.57噸增長至477.17噸。

隨著中蘇關系惡化，1959年8月，蘇聯率先從貴州汞礦撤走援華專家，剛剛踏上科技現代化征程的礦山陷入技術困境。1960年7月，蘇聯單方面撕毀合作協議，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同年7月31日，北戴河會議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及外貿相關問題向會議作報告。在赫魯曉夫政府對中國實施高壓政策的背景下，與會人員了解相關情況后，普遍激發起勒緊腰帶償還外債的激昂斗志。部分同志提出‘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倡議。毛澤東連續吸煙，認真聆聽每位同志發言，最終以堅定的語氣明確表態：‘明年還清這個賬！’”

據《中蘇聯合公報》記載，1960年至1965年，中國累計向蘇聯償還債務23億元，年均償還額超4億元。償債物資包括“有色金屬（朱砂、水銀、鉛、錫等）、生鐵、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絲、茶葉、呢絨、綢緞、縫制品、針織品及其他工業品、手工藝品”。在此過程中，貴州汞礦生產的朱砂、水銀經新疆口岸持續運往蘇聯，成為償債物資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難當頭之際，貴州汞礦以國家榮譽與民族尊嚴為重，毅然選擇無私奉獻。時任汞礦黨委書記王恩濤在蘇聯專家撤走后，振臂高呼：“洋拐杖丟了，我們用土拐杖也要把貴州汞礦撐起來！”

在此背景下，礦山提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向千噸礦山進軍”的戰略口號，全礦迅速掀起“八小時內拼命干，八小時外作貢獻”的實干熱潮。黨委書記王恩濤以身作則，帶頭參與“八小時外”義務勞動，發揮模范引領作用。

全礦廣泛開展以“比高產、比質量、比效率、比安全、比成本”為核心的“五比活動”，形成比學趕超、爭先創優的濃厚氛圍，職工工作積極性顯著提升，生產效率大幅提高。

彼時正值全國“三年困難時期”，貴州汞礦職工糧食供應僅為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以1961年為例，萬山區非農業人口月均供糧僅14.52市斤），卻需承擔兩倍于往常的工作量，長期超負荷勞作。

退休工人姚蘭花回憶：“那個年代，我們除了每天8小時正常工作外，還需參與4小時義務勞動，任務未完成便繼續奮戰，直至竣工才能下班，日均工作16小時是常態。饑餓時只能硬扛，家里也沒有余糧，就這樣咬牙堅持了下來。”退休工人楊昌海亦向調研人員提及：“我是設備工，負責操作壓風機、柴油機，每月糧食定量19斤。當時生活條件艱苦，飲食缺乏油水，正常情況下，一名成年勞動力每月需四五十斤糧食才能維持基本溫飽，19斤遠遠不足。無奈之下，吃飯時就采摘些野菜，帶到機房用榔頭捶碎后拌入飯中食用。”

圖為：1960年代，全國有色金屬工業系統先進代表大會在貴州汞礦召開，會議明確提出“工業學大慶，有色學貴汞”的主題。

汞礦二代羅加維在《與父母在貴州汞礦的日子》篇章中記述：父母總會從自己本就稀少的餐食中勻出一部分分給子女，再留存少許，次日清晨加入自家種植的蔬菜，煮成僅有幾粒米飯的水泡飯作為早餐。由于長期勞累、飲食匱乏且工作繁忙，父母全身浮腫、身體極度虛弱，哥哥姐姐也瘦得皮包骨。

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貴州汞礦職工攻堅克難、大膽創新。杉木董坑口鑿巖工楊再發革新采礦工藝，將“七眼掏心”改為“五眼掏心”，生產效率較蘇聯專家此前采用的工藝提升20%，該工藝被冶金廳命名為“楊再發排炮法”；選礦女工楊菊花首創雙手選礦法，創造日均手選精礦4噸的世界同行業紀錄，較1953年全礦人均生產效率提升60余倍。

現居貴陽市觀山湖區的原貴州汞礦退休工人姚素英老人，在接受《丹心報國-中國萬山的不悔答卷》課題組采訪時，談及那段歲月仍記憶猶新：“那段時期，我擔任黑硐子坑口女子選礦二班班長，楊菊花任三班班長。礦里經常在我們坑口組織選礦競賽，有時也赴其他坑口交流比拼。礦里規定，日均選礦4噸以上為甲等，我常獲甲等評價，楊菊花亦如此。她不僅選礦數量更多、質量更優，還樂于助人，因此被公認為勞動模范。”

“高爐之父”樊隆暉在全家因饑餓導致浮腫、妻子甚至餓暈在工作崗位的困境中，帶領工程技術人員強忍饑餓，成功設計并建造數十座冶煉高爐、沸騰爐、蒸餾爐，技術水平達到甚至超越當時世界先進標準。這些高爐全面取代了民國以來各類原始土灶，冶汞回收率提升至92%，該技術隨后在全國同行業推廣應用。

除冶煉設備革新外，礦山在多個領域實現自主創新與跨越式發展。1960年5月，貴州汞礦自主設計的運礦電機車正式投產；1962年8月，委托長沙有色冶金設計院設計的50噸/日浮選廠在四坑建成并開展試驗性生產，不僅礦石品位提升達到預期目標，低品位礦石回收率亦達85%~92%；同期，投資40萬元建成的50噸/日浮選廠投入使用，成功處理一坑多年遺留的露天粉礦，效果良好；1962年12月，大龍4500千瓦火電廠機組并網發電，全面滿足礦區用電需求，徹底結束了礦區依賴油燈照明的歷史；1963年8月，礦石裝卸電耙投入使用；1964年10月，鑿巖機正式應用于井下掘進作業，礦山采礦機械化水平進一步提升。

據后世評價，在償還蘇聯外債的艱難時期，貴州汞礦創造了礦史空前的“兩個之最”：一是勞模數量最多，涌現出楊再發、楊菊花等一大批省部級及以上勞動模范；二是產量最高，在職工人數與1958年“大躍進”時期基本持平的情況下，產量實現翻倍增長——1958年朱砂產量49.397噸、水銀產量477.17噸，1960年朱砂產量增至84.02噸、水銀產量達1260.05噸，1961年朱砂產量85.00噸、水銀產量1262.288噸，1962年朱砂產量32.028噸、水銀產量1005.93噸。直至1964年，隨著外債償還接近尾聲，朱砂與水銀產量逐步趨于穩定，當年朱砂產量7.896噸、水銀產量486.242噸。

1963年10月，全國有色金屬工業系統總工程師會議在北京召開，貴州汞礦礦長魯義權、工程師樊隆暉等參會人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據樊隆暉子女樊一帆、樊靜帆回憶：“父親從北京歸來時心情格外振奮，拿出在懷仁堂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興奮地告知我們：‘總理握著我的雙手說，為償還蘇聯外債，你們辛苦了！你們生產的是愛國汞啊！’”“愛國汞”這一稱號由此在貴州汞礦及全國有色金屬工業系統廣泛流傳。

“洋拐杖”撤走后，貴州汞礦全體職工以實際行動踐行“土拐杖同樣能辦好礦山”的誓言。自蘇聯專家撤離至礦源枯竭前，貴州汞礦歷屆領導班子、科技人員及廣大職工秉持自力更生、科技創新的精神，為國家作出重要貢獻：產出“紅菱牌”朱砂、“銀河牌”水銀等國際免檢產品；制定汞礦行業生產標準；完成各類技術發明與革新500余項，其中包括李平修研制的新型采礦炸藥、楊輝順首創的合金鉆頭修復技術、黃家柱研制的國內首款塑料汞罐、龍明齊攻關組發明的井下運輸安全“撈車器”、張欽泉設計改造的世界一流選礦設備等；同時，為全國同類企業輸送技術及管理人才逾萬名。

1987年7月27日至28日，時任蘇聯國家礦物原料與地質勘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B.H.費多爾丘克博士，借受中國礦產儲量管理委員會邀請赴北京講學的契機，專程前往萬山訪問，探望老友并重溫曾經工作的“第二故鄉”。在參觀礦山冶煉、選礦設施后，費多爾丘克博士評價指出，貴州汞礦的選礦與冶煉技術已處于世界先進水平。

（本文圖文源自網絡，旨在傳承工業文化，弘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并無商業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