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調解條例》初步解讀：立法突破、制度創新與實踐展望

2026年1月6日，國務院總理李強簽署國務院令，正式公布《商事調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作為我國首部專門規范商事調解活動的行政法規，《條例》填補了商事調解領域立法空白，標志著商事調解從實踐探索邁入法治化規范發展新階段。本文將圍繞商事調解制度的核心問題進行初步解讀。

一、與征求意見稿的重要修改對比

《條例》相較于2025年5月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事調解條例（公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在結構、內容和表述上均有多處重要調整，體現了立法者對商事調解制度的深化思考與精準定位。下面主要介紹五方面的重要修改。

1. 細化商事調解組織的設立條件

將《征求意見稿》第七條第（四）項"有必要的財產"具體化為"有30萬元以上的資產"；增加"有適當數量的專職工作人員"要求，保障調解組織專業化運作。將"登記證"改為"執業證書"，將"登記"改為"準予設立"，強化商事調解組織的法律服務屬性而非單純登記管理屬性。

2.明確商事調解組織的非營利性定位

《條例》新增條款明確"本條例所稱商事調解組織，是指依照本條例規定設立，不以營利為目的開展商事調解活動的組織"，相較于征求意見稿中模糊的組織性質表述，這一修改從立法層面界定了商事調解組織的非營利屬性，成為本次立法的核心亮點之一。

3. 細化調解員的條件

明確調解員專業素質要求：第十二條新增"商事調解員應當公道正派，具備良好的專業素質"的總體要求，為調解員選拔提供價值導向。

4. 明確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

《條例》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商事調解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履行"，相較于《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經調解達成的商事調解協議，當事人應當履行"，首次在行政法規層面明確賦予商事調解協議法律約束力，是重大制度突破。刪除《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二條中關于調解協議轉化為仲裁調解書、裁決書及賦強公證文書的規定，突出司法確認作為主要執行保障路徑，與《民事訴訟法》保持一致，避免制度沖突。

5. 新增違反非營利性定位的違規責任

針對商事調解組織違反非營利性定位的行為，增設"違規分配利潤、變相開展營利性經營活動"等處罰情形，明確由司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罰款，強化非營利性定位的制度剛性。

二、《商事調解條例》主要內容歸納與重點解讀

《條例》共33條，分為總則、商事調解組織、商事調解員、調解程序、調解協議、國際合作、監督管理、法律責任和附則九個部分，核心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 明確適用范圍與基本原則

適用范圍：采用"正面列舉+反向排除"方式，明確貿易、投資、金融、運輸、房地產、工程建設、知識產權等領域商事爭議適用商事調解；婚姻家庭、繼承、監護、勞動人事、消費者權益爭議等不適用。

基本原則：確立自愿、合法、誠信、保密四大原則，將"意思自治"與"程序正義"貫穿制度始終，既賦予當事人程序自主權，又確保調解活動合法性與正當性。

組織性質核心界定：明確商事調解組織為"依照本條例規定設立，不以營利為目的開展商事調解活動的組織"，強調其非營利屬性和中立立場，同時確立其作為專業化法律服務主體的地位。這一定位是《條例》的基石性條款，決定了商事調解組織的設立宗旨、運營模式與監管方向。

2. 規范商事調解組織設立與管理

設立條件：包括發起人為非營利法人、名稱含"商事調解"字樣、有固定住所和章程、30萬元以上資產、5名以上調解員和適當專職工作人員等五項硬性要求，從資本、人員、場地等維度保障調解組織的基本運作能力。

審批程序：實行"市級初審、省級審批"兩級管理模式，保障調解組織設立的規范性與專業性。

信息公開：要求商事調解組織及時向社會公開章程、調解員名冊、調解規則及設立、變更、注銷等信息，接受社會監督。

非營利性定位的利弊深度解析

核心優勢：一是保障中立與公信力，從源頭上阻斷資本逐利對調解中立性的干擾，避免為追求利潤而偏離公正立場，強化當事人對調解結果的信任，契合商事調解"專業、保密、友好"的核心價值，為調解協議法律效力提供制度基礎；二是契合公共服務屬性，與人民調解、仲裁、公證等爭議解決機構屬性保持一致，便于與司法、仲裁程序銜接，形成制度合力，助力矛盾糾紛"訴源治理"；三是降低企業解紛成本，可通過政府補貼、社會捐贈等渠道補充運營資金，收費更靈活且更具普惠性，減輕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維權負擔；四是便于國際接軌與監管，國際主流商事調解機構多為非營利組織，這一定位有助于與國際規則對接，提升我國商事調解的國際認可度，同時便于司法行政部門統一準入與監管。

主要弊端：一是資金與發展受限，禁止利潤分配導致融資渠道狹窄，難以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制約服務供給與數字化、國際化等創新能力，收入僅能維持基本運營，影響調解員薪酬與職業吸引力，可能導致專業人才流失；二是市場化服務供給不足，限制了市場化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缺乏價格與服務質量的競爭機制，難以滿足跨境、復雜商事爭議對定制化、高效率服務的需求；三是可持續發展壓力大，過度依賴政府補貼與法院委托案件，易導致"等靠要"心態，自主拓展案源動力不足，經費緊張可能影響調解員培訓、技術升級等投入；四是監管與激勵平衡難，非營利組織的財務與治理結構相對復雜，監管成本較高，缺乏有效的績效激勵機制，難以充分調動調解組織與調解員的積極性。

3. 嚴格商事調解員資格與行為規范

基本條件（四項之一）：⑴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取得法律職業資格，從事調解工作滿3年；⑵從事律師、仲裁、公證工作滿3年或者曾任法官、檢察官滿3年；⑶具有法律、經濟、科學技術等相關專業知識，從事法律、經濟貿易等專業工作，并具有中級以上職稱或者具有同等專業水平；⑷本條例施行前已從事商事調解工作滿3年，并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

特殊規定：公職人員兼任商事調解員的，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可以從具有專業影響力和公信力的境外人士中聘任商事調解員并備案。

行為規范：調解員必須保持中立，勤勉盡責，遵守職業道德和執業行為規范，履行保密義務和披露義務，不得與當事人串通進行虛假調解。

解讀：《條例》對調解員條件的設定體現了"專業化+多元化"的理念，既吸納法律專業人士保障調解合法性，又允許經濟、科技等領域專家參與，滿足不同類型商事爭議解決需求；同時通過嚴格行為規范，確保調解過程的公正性與公信力，為調解協議法律效力提供程序保障。

4. 確立商事調解活動基本規則

自愿調解原則：當事人一方明確拒絕調解的，不得調解；當事人可以共同選定或委托調解組織推薦調解員。

靈活調解方式：調解員可以適用行業規則、商業慣例、交易習慣等；支持在線調解，與線下調解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保密原則：商事調解不公開進行，當事人約定公開的除外，但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個人隱私的不得公開；調解組織和調解員對調解過程中知悉的信息負有保密義務。

費用管理：調解組織可以收取費用，按照公平、合理原則制定標準并向社會公開，平衡非營利屬性與專業服務價值，收費收入只能用于調解業務開展、人員薪酬、場地租賃等必要開支，不得用于利潤分配。

5. 強化商事調解協議法律效力

核心條款：第二十二條明確規定"商事調解協議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應當履行"，這是《條例》最具突破性的規定之一。

配套保障：當事人可以就商事調解協議依法申請司法確認，經司法確認后獲得強制執行力；涉及境外執行的，可以依照有關國際條約向有管轄權的外國主管機關申請執行。

協議要件：調解協議應當載明主要事實、爭議事項和當事人達成協議的主要內容、履行方式與期限等；內容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解讀：這一規定首次在行政法規層面明確賦予商事調解協議法律約束力，改變了以往調解協議主要依靠當事人自覺履行的局面，增強了商事調解的權威性與執行力。同時，非營利性定位保障了調解協議的公正性，為司法確認提供了堅實的事實基礎，實現"軟約束"與"硬保障"的有機結合。對于民營企業而言，這一規定意味著通過商事調解解決糾紛不僅能夠快速達成和解，還能獲得可靠的法律保障，減少后續維權風險，體現了國家對民營企業家權益保護的重視。

6. 健全監督管理與法律責任體系

監管措施：司法行政部門可以采取現場檢查、查閱和復制有關資料、調查有關情況、約談有關人員等措施進行監督管理，重點核查調解組織是否遵守非營利性定位、是否違規收取費用、是否履行信息公開義務等。

法律責任：對未經批準擅自開展商事調解活動、未按規定辦理變更注銷手續、違反業務規范等行為設定了警告、罰款、停業整頓、吊銷執業證書等處罰措施；對調解員虛假調解、泄露秘密等行為也規定了相應處罰；針對違反非營利性定位的行為，增設專項處罰條款，強化制度剛性。

7. 促進商事調解國際化發展

支持涉外業務拓展：支持商事調解組織到境外設立業務機構，開展商事調解活動。

開放試點：在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區域內，允許境外商事調解組織設立業務機構開展涉外商事調解活動；支持試點建立商事調解員獨立開展涉外商事調解活動的相關制度。

國際合作：鼓勵商事調解組織、行業自律組織加強國際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商事調解規則制定，推動調解員能力水平國際互認。

三、未來發展建議

《條例》雖有重大突破，但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空間，未來可從以下方面進一步發展：

1.構建多元化商事調解服務體系

在堅持非營利性為主體的同時，允許探索市場化調解服務模式，通過政策引導和制度規范，在自貿試驗區、海南自貿港等區域試點設立市場化商事調解機構，形成"非營利+市場化"互補的調解服務格局，激活調解的生命力。

2.優化司法確認程序

推動法院簡化商事調解協議司法確認流程，建立專門的商事調解司法確認綠色通道，縮短審查期限，提高確認效率，使"調解+確認"真正成為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方式。

3.健全調解員培養與激勵機制

建立"理論+實務+技能"的培訓課程體系，加強商事法律與國際規則、行業專業知識、調解實操技能培訓；探索建立調解員等級評定制度與薪酬激勵機制，提升調解員職業認同感與專業價值，吸引更多高素質人才投身商事調解事業。

4.推動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立法

建議制定《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促進法》，在法律層面明確市場化調解的合法地位，對商事調解的資質、收費、監管等核心問題予以全面規范，為調解事業健康發展提供更堅實的法治保障。

5.完善非營利性組織的扶持政策

加大政府購買服務力度，建立商事調解組織專項補貼基金；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對捐贈商事調解組織的企業和個人給予稅收減免；鼓勵金融機構為商事調解組織提供低息貸款，破解資金瓶頸。

《商事調解條例》的出臺是我國商事爭議解決制度建設的里程碑事件，標志著商事調解從實踐探索邁入法治化規范發展新階段。《條例》通過明確商事調解適用范圍、設立條件、基本規則和協議效力等核心內容，尤其是確立商事調解組織的非營利性定位，構建了中國特色商事調解制度體系，為優化營商環境、服務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盡管《條例》仍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空間，但隨著配套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實踐經驗的不斷積累，商事調解必將在化解商事爭議、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我國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