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和玉律師:逮捕取保、同案同判的辦案答疑

今天去公安機關了解一宗案件取保候審的問題，辦案人員明確答復不予取保。
這一結果我早已預料到。
此前，會見被批捕的當事人時他告訴我們，他在簽逮捕時曾問辦案人員能否取保，對方表示可以讓辯護律師來找他談，可以取保。
具有刑事案件辦理經驗的人都知道，逮捕后取保候審的可能性極低。

試想，既然之后可能釋放，又何必先讓嫌疑人簽下逮捕？純屬多此一舉。
盡管我已向嫌疑人耐心解釋逮捕后難以取保的原因，我推測辦案人員當時可能只是隨口一說。

嫌疑人仍堅持要求我們去核實。若不去，恐怕當事人和家屬會有怨言，難堵悠悠眾口。既如此，還是走一趟吧。

今天見到了辦案人員，他否認曾作此類表示，明確答復不可能取保，甚至略帶譏諷地反問：“你們應該知道逮捕之后是不能取保的吧？”

我們當然知道，不怪他難以理解我們的工作。
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工作負責。既然當事人提出，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也要核實清楚。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若因遺漏出現問題，那就是辯護律師的失職。
借此案例，簡要談談為什么逮捕后很難取保。我總結原因如下：
第一，逮捕的案件通常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
逮捕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1. 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
2. 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
3. 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
社會危險性包括：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作證或串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企圖自殺或逃跑。
因此，一旦符合逮捕條件，往往就不再具備取保候審的條件，申請取保通常沒有意義。
第二，公安機關已獲得檢察院“繼續羈押”的背書。
實際上，在報請逮捕前，公安機關主動采納取保意見、直接放人的情況就很少，更別說檢察院背書的案件。

第三，逮捕后隨意變更為取保候審，辦案人員可能需承擔責任。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錯捕或錯不捕的，應追究相關人員的紀律或法律責任。

公安機關雖有權決定取保，但案件畢竟已經檢察院批準逮捕，變更強制措施前通常會與檢察院溝通，阻力很大。
此外，我們雖可向檢察院申請羈押必要性審查，但在事實、證據、情節均無變化的情況下，取保的可能性依然很低。
當然也有例外，如逮捕后查明無犯罪事實、證據或情節發生變化、社會危險性降低等，符合條件的仍可能取保，此處不再展開。
家屬接著問：“同樣的案件，為什么有的人能取保，有的人卻被逮捕？”
實際上，家屬所說的“同樣案件”往往并不相同。
所謂“同樣案件”，應指犯罪事實、罪名、量刑情節、社會危害性、人身危險性都基本一致。

只要其中任一條件不同，就不能視為完全相同的案件。
例如，兩起故意傷害致人輕傷二級的案件，犯罪事實和社會危害性可能相同，但一方有前科，另一方是初犯，兩者人身危險性不同，處理結果肯定不同。

初犯可能判緩刑，有前科的則可能判實刑。
實踐中，即便案情完全相同，在不同地區的處理結果也可能大相徑庭。
比如，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在貴州和江蘇各發生一起，情節完全一致。但江蘇可能有地方政策規定，即便賠償并取得諒解，仍必須判刑，這就會導致同案不同判。
我反問：“你了解的那個取保的案件，具體情況清楚嗎？”

他們回答：“只知道罪名一樣，涉案金額更低，其他不清楚。”
答案很明顯，無法證明是相同案件。
面對這類家屬，律師不能示弱，該澄清時必須澄清。一旦律師顯得理虧，家屬對你的信任就可能大打折扣。

律所主任，司法部死核援助律師，辦有無罪免死不起訴緩刑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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