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爭議泛濫下，中國社會的傳統共識有瓦解的風險

I'm

a communist

蕓婉筆談

一個正努力成為不盲從西方社會科學、有獨立思想、勇于批評中國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國學生...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圣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若要為當下中國社會提煉一個核心議題，“共識”必然是繞不開的關鍵詞——不是因為共識已然形成，恰恰是因為共識的稀缺已成為普遍的社會感知。

就拿我的評論區來說，很多時候大家能吵起來，而我在看了雙方的意見之后，其實發現大家根本沒必要吵起來。就好比反對吸毒封存議題上，有的人反對，堅決禁毒；有的人支持，認為國家政策不會這么隨意，反對的都是被帶節奏的。事后，筆者注意到央視新聞連發三條普法解讀，后來又請了羅翔寫了一篇似是而非沒有表態的文章。但不表態何嘗不是一種表態呢？

更不要說持續拉鋸的性別議題、西方偽史、思想殖民、歷史與民族問題的多元解讀等爭議，諸多公共議題的討論往往陷入立場對立的僵局，而非形成建設性的共識。

你發個中國古代手術器械，他說你萬物出自永樂大典。你說要復興民族服飾，他說你古代服飾不適應現代生活。你說要重視中醫，他說你巫醫必滅。

在這種情況下，共識是不可能存在的。可能，“共識”本身甚至淪為調侃的對象，就像“團結”被解構為“團結人”的戲謔一樣，空泛的共識號召若不能回應真實問題，最終只會遭遇輿論的冷遇。

回望近年的網絡輿論場，這種共識缺失的特征愈發鮮明。以往面對挑戰主流認知的聲音，要么有學者出面正本清源，要么靠治理手段平息討論，但如今這兩種方式都難以奏效。

一來，筆者認為群眾素養普遍提高，所謂的專家言論與常識之反常令人咋舌，正本清源在群眾眼里無非是妄圖蓋棺定論罷了，“水土不服”的闡釋難以引發民間共鳴；二來，而簡單化的輿論場壓制無法消解群眾的深層困惑，反而可能加劇對立情緒。就好比某媒體為了說“團結史觀”，冒歷史之大不韙把剃發易服當作沒有文化改變只是文化融合的象征。這種說法除了被截圖出來大肆傳播引發下一輪輿論，別無作用。

這些爭議議題之所以能產生廣泛影響，甚至觸動部分專業群體，核心在于它們對長期流行的主流話語形成了“范式沖擊”——不少人從中獲得了“醍醐灌頂”的認知突破感，仿佛從托勒密體系躍遷至日心說，原本混沌的社會現象突然有了可解釋的邏輯。這種認知重構的需求，讓爭議超越了單純的觀點之爭，成為一種情緒與訴求的集中表達。

共識的缺失絕非偶然，而是現實矛盾發展演化的必然產物，是思想文化滯后于社會發展現實的鮮明體現。

其一，西方化人文社科建構的“進步”“文明”話語體系長期形成的認知裹挾，與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時代訴求形成尖銳沖突；

其二，受西方左翼文化影響的極端少數權利主張，與中國社會共同體、民族共同體的建構使命存在內在張力；

其三，依托財富、權力與文化資源形成的精英階層及其依附的知識群體，其保守傲慢的姿態與廣大民眾對均衡發展、人民性文化的需求嚴重脫節；

其四，生產力快速發展與生產方式滯后的矛盾，在老齡化、人工智能、全球貿易失衡等具體問題上集中爆發，催生了普遍的社會焦慮。這些矛盾并未直接顯現為顯性沖突，而是匯聚成一種彌散的情緒，在特定議題的觸發下集中釋放，形成了對現有共識的沖擊。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這些爭議議題多以“保守”的形態出現，但這并非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世界性保守潮流的組成部分，只是在中國出現得相對較晚。這種世界性現象存在兩大共性特征：

一方面，曾經的“進步”思想逐漸脫離現實根基，淪為精英階層的利益堡壘。西方戰后左翼思潮曾在改善社會平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但隨著金融化、全球化的推進，其社會基礎被掏空，淪為脫離民眾真實境況的“僵尸意識形態”，通過大學、媒體等機構自我繁殖，日益走向反常識的極端。中國的情況更為復雜，四十余年發展中被視為“先進”的內外思想逐漸異化，在文化、學術領域形成頑固的話語堡壘，與大眾利益漸行漸遠。

另一方面，保守潮流內部存在“向后看”與“向前看”的分野。美國的MAGA運動向往1950年代的“黃金時代”，屬于典型的向后看；而硅谷科技右翼則主張打破現有制度桎梏，構建類似企業化的治理模式，屬于激進的向前看。在中國，黨和民眾始終朝著現代化目標前行，但部分西方化的文化建制與學術精英卻淪為“拖后腿”的中間層，他們標榜進步實則保守、標榜多元實則壟斷，占據道義話語高地指責民間聲音“反智”“民科”，本質上就是西方“大教堂”式精英堡壘的中國翻版。

無論是中國的民間爭議還是西方的保守浪潮，在傳播方式上都呈現出共同特征——身份政治+草根動員的組合打法，這種打法在互聯網時代的中國語境下，衍生出獨特的傳播困境。美國的這種打法源于選舉政治，經左翼、右翼的反復迭代，最終被特朗普整合為調動多數群體的政治工具。

中國雖無選舉政治的土壤，但社交媒體與自媒體的興起，讓類似的傳播效應得以顯現：部分關于歷史、民族問題的討論，雖包含合理訴求與重要議題，但其采用的身份政治傳播模式，卻帶來了顯著的破壞性。

一是混淆主次矛盾，在中美博弈、國家統一、治理現代化等核心任務尚未完成的背景下，過度激化內部爭議，造成社會撕裂；二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與人民史觀，要么用當下標準裁剪歷史，要么在人民內部過度細分身份，放大內部矛盾，偏離了“立春秋大義、促共同體建構”的歷史認知原則。

更嚴重的是，算法推薦機制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傳播危害，通過回音室效應、框架共振等機制，讓情緒化表達獲得優先傳播，使公共討論淪為標簽對立與情緒宣泄，復雜問題被簡化為口號之爭，真相在流量裹挾下難以立足。

如果說傳統時代的社會運行爭議，核心聚焦于“大政府”與“小政府”的路徑選擇——大政府代表集中力量辦大事、以細致規則規范社會的思路，小政府則秉持“法無禁止即自由”、依賴市場“看不見的手”、謹慎使用行政干預的邏輯；那么進入互聯網時代，社會共識的建構則呈現出類似的分野，即“大共識”與“小共識”的差異與博弈。所謂大共識，指向的是人人平等、遵守契約等支撐社會運轉的底層規則；小共識則對應具體場景中的認知一致，比如“看見老人要不要扶”這類日常議題的價值判斷。

在我看來，未來社會很可能進入“小共識逐漸解體，勉強維持大共識”的階段。這一判斷的核心依據，源于互聯網時代的兩個鮮明特征。

其一，物質極大發展消解了傳統的生存性矛盾，催生了大量“唯心性”爭議。當下人們極少面臨“吃不起飯、貨架上沒有面包”的生存危機，更多爭議集中在“流浪狗咬人能不能管”“暴露衣服是不是穿衣自由這類非生存性問題上。這類問題無法用唯物邏輯直接解決，雙方都能拿出看似合理的道理與借口，最終的爭議結果往往取決于哪一方的聲音更大，而非道理本身的說服力。

其二，算法時代的“信息抱團”加速了意識形態極化，讓共識的演化速度遠超以往。過去，“扶老人”這類議題需要經過數年的廣泛討論，社會認知才會逐漸變化；而現在，一則“救人者最終向當事人道歉”的新聞，就能在極短時間內顛覆大眾對“要不要救人”的共識認知。

這意味著，我們曾經認為天經地義的社會共識，其實并沒有想象中牢固。一年前沒人能預料到，見義勇為的小伙最終會被迫向當事女方道歉，但這樣的現實恰恰發生了。算法時代，共識的“擊穿速度”遠超預期，任何試圖維護具體小共識的努力，長遠來看可能都收效甚微。

因此，更務實的選擇是放棄對小共識的強行維系，退守并堅守大共識的底線。社會資源與媒體注意力，理應集中于維護大共識——也就是那些基礎的、唯物的共識根基之上。

破解共識缺失的困局，首先要明確一個核心認知：人類歷史上，思想文化的自然傾向是分化而非收斂，共識從來不是自發形成的，而是主動建構的結果。這需要從政治、學術、治理三個層面形成合力。

在政治層面，不能走“倒車找平衡”的保守路線，而應堅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針對前文提及的四組核心矛盾，通過推進均衡發展、強化共同體建構、回應民眾真實需求，鏟除爭議滋生的社會溫床。在學術文化層面，精英群體不能再以“救世主”姿態指責民間聲音，而應正視自身僵化落后的問題，主動打破話語堡壘，走出書齋回應現實關切，通過與民眾的平等對話推進“爭論—反思—新共識”的辯證過程。在治理層面，需要順應網絡傳播的新特征，創新意識形態工作方法，加快推進“兩個結合”的理論創新，樹立主流價值的正論權威；同時優化平臺治理，在算法推薦中加入“傳播摩擦”，通過“免疫接種式”信息教育提升公眾媒介素養，用更貼近網民的方式引導輿論，避免簡單化的封堵打壓。

說到底，爭議與分歧本身并非壞事，它恰恰是社會矛盾的顯性表達，為共識建構提供了契機。我們不必畏懼爭議，更不應逃避矛盾，而應將這些爭議視為診斷社會問題的“癥候”，透過爭議看清深層矛盾，通過解決問題凝聚新的共識。

在這個分化的時代，真正的共識從來不是強行壓制不同聲音的“偽共識”，而是在回應現實需求、解決真實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價值共鳴。這既需要執政者的擔當、學者的革新，也需要每個社會成員的理性參與——畢竟，共識的建構，從來不是少數人的任務，而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事業。

蘇蕓婉

02年生人，蛋蛋后一枚。步履踏過祖國東南北， 閱盡瓊樓璀璨，也覽盡雞犬桑麻、千里平疇。

孤身環行中國，于行跡中碰撞真實，于筆端下記錄真實。以步履丈量山河，以文字支撐前行，行行寫寫，寫寫行行。

曾蜷身橋洞下感懷家國，也曾指點輿圖議政山河。樂讀奇書，喜交奇友，志創奇事。初心未改，赤誠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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