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上生：漢女晴雯、香菱和曹雪芹的“寫漢”用意

內容提要

身為內務府正白旗包衣漢人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通過特征性物事賦予晴雯、香菱漢女身份，并置于薄命司前列，表達了對本民族女性命運的特殊關注。他并以“寫漢”托言寓意，寄托自己和包衣曹家堅守漢文化本位的民族情感，以及繼承家族的使命擔當在民族斗爭與融合的歷史進程中用漢語言文字創作為載體延續中華文脈的深遠用意。

曹雪芹的“寫漢”并非“悼明”，更非“反清復明”，與小說的“大旨談情”并不矛盾，而且相容相成，它是《紅樓夢》自覺文化擔當的特殊方式，值得認真研究。

曹雪芹郵票

一

在《紅樓夢》[1]里，晴雯和香菱是兩個不相關的人物。一個是賈寶玉的大丫鬟，一個是薛蟠的侍妾；一個住大觀園怡紅院，一個長在園外。在我的印象中，兩人似乎從無交集。

然而，在曹雪芹的小說構思里，她們卻有著舉足輕重密切相關的分量。這是因為，她們是曹雪芹特意設置的兩位“漢女”形象。

在這部“不拘拘于朝代年紀”，有意模糊真實歷史的小說里，曹公并沒有給她們貼族類標簽。他用了一種特殊手法，暗示其民族身份。這就是那個特殊時代的已經成為漢族女性標志的纏足。

著名滿俗專家啟功特別指出小說里賈府“清代旗籍里上層人物的家庭生活，更寫得逼真活現。”[2]

張愛玲就敏感到“十二釵是大腳”，“難怪這樣健步，那么大的園子，姊妹們每頓飯出園來吃。”[3]然而，在這個“天足”的旗人世界里，卻有兩個纏足漢女。

晴雯的纏足，有兩個對應的標志，脂評本（后來為程本刪去）第七十回描寫她與芳官麝月以及寶玉打鬧時穿的“紅睡鞋”：

那晴雯只穿著蔥綠院綢小襖，紅小衣，紅睡鞋，披著頭發，騎在雄奴（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著一身舊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胳肢。雄奴卻仰在炕上，穿著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腳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965頁）

趙成偉繪晴雯

“紅睡鞋”的描寫，對應第七十八回賈寶玉的《芙蓉女兒誄》的往事回憶“捉迷屏后，蓮瓣無聲”，證明她是纏足的小腳。

民國時期的王伯沆（王瀣，1871-1944）可能是最早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學人。他批校《紅樓夢》所依據的雖是程甲本，但在參校戚序本時發現多了“紅睡鞋”三個字，于是寫了一長段批語，謂:“此亦本書載纏足之一證。按鞋有走睡之分。……晴雯非旗人，定非大腳矣。”[4]

《啟功教你讀紅樓》介紹“清代旗人婦女禁止纏足”的情況云：

清代只要是旗人，無論正身還是包衣，在制度上一律禁止婦女纏足，……漢人則不同，幼女若不纏足，則影響日后出嫁與彩禮厚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個別旗人家庭中出現纏足婢妾也不足為奇……旗人家庭的纏足婢妾一般來自購買的漢女和漢人奴仆之女。

據此，合乎邏輯的結論當然是，從小失去父母的晴雯是旗人之家買來的漢女。

改琦繪香菱

香菱沒有寫睡鞋，卻寫了與纏足相關的膝褲。第六十二回香菱裙子弄濕了，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著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面都要拖臟。……”(861頁)啟功引此闡釋道：

“膝褲”即纏足婦女在小脛上系的一種飾物，又稱“褲腿”，這是纏足裝束所特有的。[5]

王伯沆批云：

“膝褲鞋面”，系漢裝婦人語，但未明言纏足耳。[6]

如此看來，通過睡鞋膝褲等纏足相關的特征性物事，暗示晴雯、香菱二人的漢民族身份，確是作者描寫手法的特點，也是著意用心所在。

二

那么，作者為什么在描寫旗人上層生活的貴族之家里，要賦予并無交集的晴雯、香菱二人漢女身份呢？他們有什么共同特點？

首先，她們都是全書的貫穿性人物，在結構和情節敘事中具有重要作用。

戴敦邦繪香菱

原名甄英蓮的香菱故事從第一回直貫前八十回末以至八十回以后，晴雯故事則從第五回貫通至第七十八回。

小說里還寫到其他纏足女子，如尤二姐、尤三姐，但她們是只出現于片段情節的一過性人物。像晴雯、香菱這樣完整描寫生命全過程的貫穿性人物，書中也只有寶黛等極個別人物，可見意義不同一般。

第二，她們都在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釵》“薄命司”命運簿冊的突出位置上，晴雯是又副冊第一人，香菱是副冊第一人，都是賈寶玉最早看到，又通過賈寶玉的眼睛告訴讀者的人。

按照作者的設計，十二釵正冊是貴族小姐，副冊是侍妾類人物，又副冊是丫鬟，都處于貴族社會底層。晴雯含冤夭亡，是前八十回作者描寫的最大悲劇，據判詞，香菱在八十回后被折磨而死，第八十回已露端倪。因而她們是薄命司中最薄命者。

第三，她們都系幼年失家淪落者，作者有強烈共情。

郵票《晴雯撕扇》

第四回王府夾批：“我為幼而失父母者一哭。”正是作者心聲。香菱（甄英蓮，諧“真應憐”，甲戌夾批“設云應憐也”。[7]）是書中描寫的第一位薄命女。（第四回甲戌批：“可憐真可憐。一篇薄命賦，特出英蓮。”）[8]

香菱三歲被拐，纏足應該是在被拐后，拐子為了多賣錢而強逼纏足，其痛苦可想而知；晴雯則是被逼纏足后成為孤兒。纏足都成為賣身價的重要條件。而她們都不愿意回憶往事，對別人的詢問都是“不記得家鄉父母”，實際上都掩蓋著刻骨銘心的記憶。（第七回，第七十七回）

第四，她們都有美而才的天賦，其美，包含內質外貌，是賈寶玉所尊崇的“清凈女兒”的代表。晴雯的美，《芙蓉誄》贊譽為“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1108頁）

香菱之美，第四十七回有署名脂硯齋的評語感嘆：“細想香菱之為人也，根基不讓迎探，容貌不讓鳳秦，端雅不讓紈釵，風流不讓湘黛，賢惠不讓襲平，所惜者幼年罹禍，命運乖蹇，至為側室。”[9]所以作者特別安排“香菱學詩”一段以為彌補，借以贊揚香菱之美而才。

如此看來，在曹雪芹構思的“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女兒悲劇中，除了與家族史命運密切相關的十二釵正冊的貴族女性以外，在淪落底層的侍妾奴婢女性中，作者是有意把

晴雯、香菱為代表的漢女悲劇放在突出地位。

因為，除了其他女性遭受的禮教男權壓迫、階級等級奴役之外，她們還要遭受民族壓迫下的社會欺凌。她們是民族、階級和性別三重壓迫的犧牲者。從一定意義上說，晴雯和香菱的“漢女”身份，就是作者這種認識思考的藝術表現。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紅樓夢》

三

曹雪芹雖然間接寫了漢女小腳，卻并沒有多做文章。實事求是地說，他還未必理解纏足給女性帶來的痛苦。

從文學表現看，比他年輕四十余歲的李汝珍（約1758或1763-約1830年）才在《鏡花緣》里寫到女子纏足之苦：“始纏之時，其女百般痛苦，撫足哀號，甚至皮腐肉敗，鮮血淋漓，當此之時，夜不成寐，食不下咽。”

小說里“睡鞋”只提一次，其意義隱約難尋。賈寶玉留戀晴雯的“蓮瓣無聲”，反映了彌漫于上層及士林畸形審美風尚的嚴重影響。但寶、晴訣別時，晴雯以指甲內襖作為生死之念，二人不言睡鞋，可見所謂睡鞋“性的私密性”，并不存在于寶晴純凈情感之中。

《鏡花緣會評會校本》

但另一方面，包含張愛玲贊美“體態輕盈”的“蓮瓣無聲”的晴雯的出眾美卻成為王夫人及婆子們羨慕嫉妒恨的焦點。“纏足確實會改變婦女的姿勢：身體重心變化的結果，產生出躑躅的步履——與高跟鞋的效果異曲同工·——此即詩人所吟詠的‘蓮步’”[10]。

這也許就是女性“風流美”的一種外在形態。“風流靈巧招人怨”，“狐貍精”“禍害妖精”的罪名接踵而來。“紅睡鞋”怎樣成為致死晴雯的“莫須有”罪證，夏薇等已有所探討[11]。

香菱的故事未完，“膝褲”的影響無法看到。但我們可以肯定，作者寫晴雯“睡鞋”香菱“膝褲”的目的并非纏足或小腳本身，而是作為“漢女”的標簽，寫出那個特殊語境下，“千紅一哭萬艷同悲”中漢族女性的更為深重的苦難。簡而言之，他為了“寫漢”。

包衣曹家不是早已入旗，成為內務府滿洲旗人了嗎？為什么曹雪芹還如此關注漢女的命運呢？

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滿清王朝的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下，包衣曹家堅守的民族文化本根立場和民族情感心結。對此，筆者在《走近曹雪芹》和《曹寅與曹雪芹》已經作了許多論述。僅以姓氏這個最明顯的民族標志為例，在入清以后“稱名不舉姓”的滿洲化風氣席卷內務府漢軍之時，包衣曹家（及李煦）是僅有的堅持漢姓，并從漢文化原典為子孫命名的家族[12]。

與京城嚴格的旗民隔離不同，三代四人近六十年的江南織造蘇州南京歲月，包衣曹家事實上是回歸了原生的漢民族生活圈，復活了民族情感。

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曹雪芹江南家世考》

在曹雪芹生活的幼少年江南時代，除了少數旗人官員及家屬之外，圍繞曹雪芹日常生活起居的丫鬟仆役，被他稱作“姐姐妹妹”的，絕大多數是漢族少女，而非旗女。他們的命運，從何而來，到何而去，不得而知。

據清代檔案，曹頫抄家時共抄沒人口114人，除了家人，仆役百人以上。在京只留三對半七人。李煦抄家227人，仆役217人，全部在崇文門市場發賣。[13]

這些同胞姐妹，有多少牽動幼少年的曹雪芹之心？在為了避免文字禍有意模糊歷史和民族面貌的語境里，用特殊手法表達對漢女的命運關切，不是很可以理解的嗎？

四

曹雪芹特寫“漢女”，不只是為了突出表達對漢民族女性悲劇命運的關注，他的更深用意，乃是為了借“漢女”寫“漢族”，寄托他和包衣漢軍曹家在特殊歷史關頭對本民族命運的深沉關注。

依據現有材料，我們很難判讀晴雯和香菱兩個藝術形象創造的現實來源。曹雪芹友人敦敏詩句“秦淮舊夢人猶在”，如果作疑問句，或者可以探尋作者少年時代所接觸和親近的漢女原型，姑謂之“型像”，但也可能是作者并無現實原型，而是依據主觀意念情感寄托需要所構思，謂之“意象”。

《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筆者之見，晴雯和香菱兩個人物，反映現實的“型像”和寄托意念的“意象”兩種成分都有，這使得她們都具有本體與映射雙重功能，而又各具特色。

“根并荷花一莖香，相逢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枯木，致使香魂返故鄉。”被癩頭和尚稱為“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的不幸女子香菱的短促一生，經歷了在“鼠竊狗偷，民不安生”的亂世中被拐賣、被爭奪、被貪官背棄、被霸占、被凌虐致死的過程，這位柔弱女子幾乎遭受了社會、官場、家庭所有惡勢力的摧殘，的確深刻反映了漢族(而非旗人)女性命運無法自主的悲慘命運。

另一方面，作者又巧妙設計了“甄（真）賈（假）”的符號對映功能，以甄士隱（真事隱）家的末世隱喻包衣曹家的末世，如以甄家元宵后大火燒為白地隱喻包衣曹家雍正六年元宵前被抄家。（“好防佳節元宵后”甲戌夾批：“前后一樣。不直云前而云后，是諱知者。” [14]）

特別重要的是，在甄英蓮的命運構思里，曹雪芹融入了以“漢（女）”隱“漢（族）”的用意，而且這一用意肯定得到了圈子內親友的認同。

在和尚稱英蓮為“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有甲戌本長段批語：

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灑與閨閣之中，見得裙釵尚遭逢此數，況天下之男子乎？

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托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于一情字耶？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賢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草芥乎？

家國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運其數則略無差異。知運知數者則必諒而后嘆也。[15]

孫溫繪一僧一道

這明明是借題發揮。所謂“武侯（諸葛亮）之三分”和“武穆（岳飛）之二帝”，在歷史流傳過程中，都已經成為漢民族屈辱時期寄托民族雪恥復興期望的獨特符號。

脂批如此長篇感嘆言論的意圖，顯然看出了作者寫“甄英蓮”“有命無運累及爹娘（按：祖先的代稱）”的隱含寄托。這說明，不止雪芹，圍繞他的包衣曹家的親友都有著鮮明強固的漢民族本根情結，理解并共情他的“寫漢”意圖。

但這又不是要否定小說“大旨談情”，而是啟發讀者領略作者的“傷心人別有懷抱”。甄英蓮（香菱）的設置，也就不只是為了打開“千紅一哭，萬艷同悲”主題的首頁，而是已經涉及“寫漢”的隱喻構思意圖中了。

《從曹學到紅學》，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五

“霽月難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晴雯的悲劇則更像雙重功能的疊合。晴雯的家世書寫極為簡略，而且直到其臨近生命終點才補敘其幼失父母、十歲買入賈府的經歷。

據筆者依據書中“不寫之寫”的留白研究，晴雯的原生家庭很可能是江南一位高級織補工匠。美而才的天賦和淪落不幸遭遇使她形成任性自尊的剛強性格和風骨人格。

作者在她的遭遇和悲劇里找到了包衣曹家和自己精神人格的寄托寓體。晴雯幼失父母，賣身為奴，但來到賈府后，因聰明伶俐，得到賈母喜歡，更成為賈寶玉的童年玩伴，而其獨立風骨人格，更受到寶玉敬重寵愛，成為精神知己。然而，卻因其美而才遭到猜忌嫉妒讒害，含冤屈死。

可以聯系對映的是：包衣曹家雖然“從龍入關”，對滿清皇室的忠誠無可懷疑，但曹家并沒有得到主子的充分信任，在內務府和宮廷政治中備受打擊猜忌，這在曹寅《楝亭集》詩文中留下了許多痕跡。

康熙二十四年江寧織造曹璽逝世后，包衣曹家遭受“薏苡明珠”之謗，康熙皇帝改變了讓曹寅接替署理江寧織造的安排，曹家舉家北歸，這是一次重大的信任危機。曹寅在《放愁詩》《北上雜詩》《摘諸葛菜寄子猷》等詩中有強烈反映。直到曹寅在江寧織造任上被滿洲總督阿山噶禮等誣告。

《曹寅評傳年譜》

康熙四十八年曹寅的《避熱》組詩中有“非干李蔡居中下，未許曹劉在上前”，“無媒徑路生憔悴，有類江蘺別等差”，“湖海又聞收赤幟，巖廊誰合鑄黃金。后生莫更多謠諑，不是蛾眉妒不深”,“春秋霜露天何慘，道義文章世反疑”等詩句揭露批判當朝政治，隱含自己和包衣曹家被排擠打擊和謠諑陷害等不平遭遇。

這些遭遇，完全可以與《芙蓉誄》為晴雯冤屈鳴不平的“諑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延戶牖。豈招尤則替，實攘詬而終……”等相聯系。作者在晴雯形象和悲劇意蘊上打下了深刻的家庭和個人印記。

概而言之，就是一方面，丫鬟晴雯“天比天高，身為下賤”的風骨和人格是包衣曹家精神傳承和作者個人精神人格的寄托；另一方面，美而才的漢女晴雯的冤屈夭亡映射了包衣曹家和作者個人所感受的民族壓迫歧視及由此激起的無比悲憤。[16]

張書才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通過大量考證，論述了包衣曹家隸屬內務府包衣漢軍的身份。他特別指出，這些在主子眼中被認為“原系漢人，并非滿洲”的奴才的實際地位：

《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

由于清代是一種主奴之分、民族等級都異常森嚴的封建制度，這就決定了內務府漢軍旗人的身份地位不僅低于身為國家平民的滿洲、蒙古、漢軍旗人，而且低于同為皇室家奴的內務府滿洲和蒙古旗人，受著雙重的歧視與壓迫。……

并且，內務府漢軍旗人所受的這雙重歧視與壓迫，特別是旗人間的民族歧視與壓迫，在雍正乾隆年間日見其嚴重……[17]

了解這種“日見其嚴重”的民族歧視與壓迫，我們就更能理解，晴雯的悲劇，不僅打上包衣曹家的個體悲劇印記，也打上了作為漢女的民族印記的隱含意義。而在《芙蓉誄》里，“高標見嫉”、“直烈遭危”，其意義又進入超越個人與家族的無比深廣的歷史文化和人性領域了。

六

除了晴雯、香菱二漢女的設置，《紅樓夢》中還可以找到一些較為明顯的“寫漢”內容。它們是作者的情懷寄托。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作者有意彰顯卻為研讀者長期忽視的第二十九回清虛觀打醮“神前拈戲”一節：

賈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么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笑道：“這倒是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

《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劉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借神佛意旨，選出三個劇目，遞相連接，暗示賈府即隱含的包衣曹家入清創業——興盛一一衰敗史。

值得注意的是“神”拈的第一本《白蛇記》，如果說，演此戲借劉邦斬蛇起義當皇帝隱寓賈府祖先國公爺創業，那是觸犯“僭越”禁忌的。那么，“神佛要這樣”，是何用意？

我以為只有一個解釋，即確認家族之根。因為劉邦“漢高祖方起首”的主要輔佐，除了蕭何，就是曹參。而這正是曹寅時代包衣曹家對始祖追溯的集體記憶。

筆者多年來反復論述，在淪為滿清貴族和皇室世代家奴的屈辱之后，包衣曹家的集體記憶，不斷向前延伸，從明初安國公曹良臣、宋初（謚封）武惠王曹彬直到漢初平陽侯曹參為終點，確認包衣曹家是漢民族開國元勛的后裔，這是一種極為強固的民族自豪自信和忠誠情感的表露。他們都在《紅樓夢》中留下印記，絕非無心之筆。[18]

此外，薛寶琴的詩作也令人注意。薛寶琴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寫實與隱喻二重性人物，筆者此處不擬討論。

改琦繪薛寶琴

有關詩作，其一是她所述真真國女孩子的詩：“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島云蒸大海，嵐氣接叢林。月本無今古，情緣自淺深。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708頁）

朱樓（明）——水國（清），寓示明清鼎革。尾聯“漢南”句，借用庾信的《松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所用典故是東晉桓溫北伐，也是涉及漢族歷史命運的故事。[19]

一個外國女孩子何以“關心”“漢南”？顯然這是暗含對漢民族漢文化命運的牽系之情。《紅樓夢》一直用真假（甄賈）手法，唯獨這首詩是“真真”國人做的，其意乃強調此詩情感寄托之“真”，下面寫反應：“眾人聽了，都道：‘難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這是吐露“中國人”無法直說的情感。

其二是寶琴所編懷古詩十首，其中交趾懷古和青冢懷古二首是寫民族關系的。抒情主人公流露出明顯的漢文化本位意識。《交趾懷古》云：“銅鑄金鋪振紀綱，聲傳海外播戎羌。”《青冢懷古》云：“漢家制度誠堪嘆，樗櫟應慚萬古羞。”（686-689頁）

前一首歌頌漢民族的強盛，歌頌民族英雄，充滿自豪感；后一首感嘆“漢家制度”的沒落，諷刺無能誤國之輩，相互映照。

第六十三回，寶玉給芳官取名耶律雄奴，并大發議論。這是一段與基本情節和人物基本性格游離的文字。歷敘晉唐以來，強調“大舜之正裔”，這是為被奴役的漢民族爭歷史地位的意味深長之語。[20]

第七十八回，林四娘《姽婳詞》的寫作。林四娘事有多種記載，但為明末清初傳說殆無疑問。見《聊齋?林四娘》、《池北偶談》、《林四娘記》（林云銘）等。

尚小云《林四娘》稿本

林四娘實為明末清初衡王抗清時死難，《紅樓夢》隱去這一時事，自然可以理解。作者把消滅明王朝（漢族政權）的清軍置換為當年推翻漢王朝的黃巾赤眉起義軍，借歌頌林四娘的忠義精神寄托對漢民族政權的懷念，也暗中批判了導致明朝滅亡的腐朽政治。“天子驚慌恨失守，此時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

與前述寶琴懷古詩“漢家制度誠堪嘆，樗櫟應慚萬古羞”遙相呼應。特別在第七十八回同一回里，《姽婳詞》與《芙蓉誄》并列對映，兩位漢女的不同悲劇，沉重疊加。在表層意義上，它與《紅樓夢》“為閨閣昭傳”的意圖一致；而在深層意義上，乃為體現“寫漢”意旨。

“寫漢”與“悼明”情感內涵與意義，并不相同。但在明末清初確有關聯。

在公元十世紀唐朝滅亡，特別是十二世紀初宋室南渡之后，原來由漢族基本統一的全國性疆域陷入民族爭斗分裂之中，十四世紀朱明王朝是唯一的漢族統一政權。

明初詩人高啟“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表達了那時民族復興的欣喜。但明朝二百七十余年即告滅亡。從漢民族本位觀念說，這種王朝悲劇確實同時也是民族悲劇。“漢”與“明”的符號具有緊密相關性。

《高啟：詩人的窮途》

但另一方面，理性的歷史家和思想家更看到了二者的區別。顧炎武就在當時提出了著名的“國”與“天下”相區分的深刻思想，明確劃分了代表一姓王朝的“國”和與百姓蒼生利益息息相關的“天下”的界線。

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有責焉耳矣。”（《日知錄》卷十三《正始》）

歷史和人的思想都是復雜的。如果說，在鼎革之初，滿清的殘酷殺戮所導致的漢民族反抗和明遺民“悼明”，混雜著民族與王朝興亡的交響，那么，在滿清王朝已經建立全國統一政權，國計民生已趨安定之后，情況就不同了。

滿清王朝一方面實行民族壓迫，但另一方面，又實行了接受漢文化傳統和推動多民族融合等符合歷史進步的政策，在這個歷史關頭，包衣曹家形成了政文異向雙重忠誠和身心相悖雙重人格的家族精神傳承。

所謂“政文異向雙重忠誠”，即在政治上擁護忠誠于統一的滿清王朝，同時堅持對漢民族本根文化傳承的守護忠誠。[21]包衣曹家與明遺民的交往和情誼，曹雪芹與接受漢文化的滿清旗人的交往，都是如此。

筆者在曹寅研究中，特別論述到曹寅戲曲《續琵琶》突出蔡邕蔡琰父女以續《漢史》為人生使命的“寫漢”意旨[22]，可見“寫漢”已經成為包衣曹家自覺的民族使命擔當。曹雪芹繼承家族的民族使命擔當，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寫作《紅樓夢》，并有意識的隱入以晴雯、香菱漢女為標志的“寫漢”內容，是對民族和人民命運的忠誠和關切，而決不是對已經喪失人心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腐朽明王朝的追懷哀悼。

《曹寅全集》

可以說，曹雪芹“寫漢”的第三個層次，或者說，其最終極目標，是用漢語言文字寫作《紅樓夢》傳世，以保護和延續以漢文化為主體和以旗漢融合為基本載體的中華文明。

七

《紅樓夢》是首先是從旗人圈開始傳播的，從地域說，是首先從旗人集中的北京向外傳播的。它與曹雪芹“寫漢”并不矛盾。

這種情況，是與滿清政權在京城的嚴格旗民隔離政策，曹雪芹的寫作生活環境，以及在京城交游圈密切相關的。

曹雪芹與祖父曹寅不同，曹寅的交游廣泛得多，特別是與漢族官員與文士的情誼深厚，有許多動人事例。見曹寅《楝亭集》，方曉偉《曹寅評傳》及筆者《曹寅與曹雪芹》，這是因為他一生大半時間生活在江南，回歸了本民族生活圈。

《曹雪芹家世新考》

而曹雪芹十四歲回京后，就生活在旗民嚴格分離的京城，交游受到極大限制。但即使如此，在已知旗人交友圈中，仍然可以看到兩個不同群體：

一個是脂硯齋、畸笏叟等親友群體，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最早的創作評論，不但對作者了解最多，也最能共情。

從前引對甄英蓮的甲戌批語就可以看到，他們是最能感覺并理解曹雪芹在“大旨談情”的同時有心“寫漢”的人，因而也必定是雖然入旗卻保持漢民族文化情結的人。他們是曹雪芹的最親近者。

另外一個旗人群體則是滿清宗室后人，他們因為各種原因與曹雪芹交往，得以看到早期或修改書稿，從不同角度喜愛《紅樓夢》，如明義所見“風月繁華之盛”，永忠題詩之“不是情人不淚流”，也有“恐有礙語”不敢看的，如墨香。

敦氏兄弟與雪芹交往密切，但沒有留下閱讀印記。

這兩個群體所見文本是否一致，也還存疑。脂硯齋所批閱，都稱《石頭記》，《紅樓夢》是書名之一，有明顯的為他們所肯定的“寫漢”內容。

而明義等所見，均名《紅樓夢》，而且從明義題詩可知，它應該只是曹雪芹的寫作初稿。“春風秋月總關情”，卻未見涉政的家族史痕跡。也許這就是曹雪芹掩人耳目的自我保護一法。

這樣看來，以早期旗人傳播作為否定《紅樓夢》“寫漢”的民族情感之論，是站不住腳的。

《綠煙瑣窗集》，劉曉江點校，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

當然，也還要指出，這兩個群體有共同特點，就是都接受漢文化文學傳統，并且進行漢語言文字閱讀與寫作，也都對“大旨談情”的小說感興趣，有共同的人性溝通基礎，而非思想頑固保守排斥說部的貴族遺老。這就有了對《紅樓夢》的不同程度接受的基本條件，包括據傳喜歡和評論過的滿清高層人物如乾隆慈禧等也應是如此。

語言文字是民族文化之根。《紅樓夢》的根本文化屬性，是由其漢語言文字寫作和漢文化文學傳統決定的。通過自己的寫作，繼承和創新本民族文化文學傳統，延續其文脈這才是曹雪芹“寫漢”的核心。

曹雪芹用“無朝代年紀可考”的煙云模糊手法，其目的之一也是為了突破那個時代的滿漢旗民隔膜，便于接受傳播。事實證明，他做到了。因為他使用了本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文明的語言文字通行證。

《曹雪芹叢考》

從這個意義上說，曹雪芹通過晴雯、香菱二漢女“寫漢”，只是一種附加，或者說，他借此有意傳遞一種特殊信號，以年輕女性命運為代表，表達他對本民族生存狀態的特別關注。

在“避席畏聞文字獄”的乾隆時代，這其實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鈔本系統脂本所共有的“紅睡鞋”三字，印本系統全都消失。脂本第六十三回寶玉給芳官改名“耶律匈奴”及相關議論全部刪去，第七十回的“雄奴”一律改回“芳官”。

這都表明，刻印者對于文本中的明顯表露的民族信息是很忌諱并且刻意掩飾的。但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曹雪芹是有意彰顯這些“寫漢”文字民族情感的信息表達的，脂本的流傳也證明同道者是接受這些信息的。

作為滿清旗人，這樣做，當然是有風險的，但這也正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及其同道者堅守漢民族本根立場的風骨和勇氣。

八

為了正確閱讀和傳播《紅樓夢》，也為了正確認識《紅樓夢》的民族意識和曹雪芹的“寫漢”，除了“撥亂”，還必須“反正”，加強正面研究。筆者很同意苗懷明先生的意見：

遺憾的是，《紅樓夢》的民族意識問題長期以來主要是索隱式研究者所關注的話題，甚至成為判別索隱派的一個重要標志。學界對此問題的關注不多，甚少正面的探討。

《風起紅樓》增訂本

為此，他并且提出“解決這一問題有兩個基本的出發點”：

一是要看相關人物、事件的具體描寫及所流露的傾向，看其在作品中是否構成了民族情緒或民族意識這樣一個話題；二是要結合作者的家族背景和生平經歷來進行判斷。[23]

余英時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與海外索隱派有所論爭辯證。他曾從解讀敦誠《寄懷曹雪芹》詩，指出“曹雪芹已十分明確地意識到自己本是漢人。……這種激動自然不會達到‘反清復明’的程度，但偶而對滿清朝廷加以譏刺則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漸發展出一種‘民族的認同感’，在我看來，是順理成章的心理過程。”

他認為：“‘反清’或‘刺清’在《紅樓夢》中只是作為偶然的插曲存在，它決不是《紅樓夢》的主題曲。”[24]

臺灣聯經版《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不過，余英時當時是從“反清”等政治層面討論作者的思想問題；而我們今天從“寫漢”的文化層面討論，視野可能要開闊的多。

應該承認，《紅樓夢》小說民族情感的流露和曹雪芹的“寫漢”意圖，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索隱派“反清悼明”說，不絕如縷，也是因為他們感受到了這一客觀存在，卻在認識上走入了歧途。別有用心者，如借機否定曹雪芹著作權，或借機炒作以博取眼球流量，必須嚴肅批評。至于各種原因的誤讀誤從，那都是可以通過正確的研究指引得到矯正的。

最近，北京曹學會執行副會長位靈芝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指出；“要真正理解《紅樓夢》，首先要理解曹雪芹獨特的思想高度。”“曹雪芹的思想底色以禪宗為武器，具有直面本質的能力，其視野遠遠超越具體朝代更替。”[25]就是一種精彩閱讀導引。

討論研究曹雪芹的“寫漢”，不能否定《紅樓夢》的“大旨談情”。在第一回里，作者改造佛家語言的十六字真言“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實際概括了小說“家族史敘事”（家事，政事）與青春夢敘事（情事）兩大敘事板塊及其內在關聯，以及終極意蘊。不能用“寫漢”否定“談情”，正如也不能用“談情”否定“寫漢”。

總之，不要走入思維片面性誤區。《紅樓夢》的博大精深，如天空，如海洋，容納得下一切真知灼見和有益探索。

《啟功給你講紅樓》

據說，現在海外有一種“新漢學”，主張蒙滿民族入主的元朝清朝歷史非中國史，其用心叵測，要害在于否定和割裂幾千年傳承不斷的以多民族融合的漢文化為基本載體的中華文明史。由此觀之，認識曹雪芹“寫漢”的無上價值，就更有必要了。

2025年12月16日寫定于深圳

注釋：

[1] 本文所引《紅樓夢》，均據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注明頁碼。

[2] 啟功《讀紅樓夢札記》，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63年第3期。

[3] 張愛玲《紅樓夢魘》“紅樓夢未完”00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 苗懷明整理《王伯沆評批紅樓夢》，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976頁。

[5] 《啟功教你讀紅樓》，中華書局2008年版，31-32頁。

[6] 《王伯沆批校紅樓夢》（三），872頁。

[7] 【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6頁。

[8] 【法】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99頁。

[9] 【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600頁。

[10] 【美】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72頁。

[11] 夏薇《<紅樓夢>中的“睡鞋”與明清兩代小說的史料價值小議》，《紅樓夢學刊》2014年第1輯，劉上生《一條隱藏惡邪惡信息鏈——夏薇晴雯“紅睡鞋”研究之補議》，古代小說網2023-7-29

[12] 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理新詮》，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1-24頁，

[13] 《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中華書局1975年版，187頁，208頁。

[14] 【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22頁。

[15] 【法】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21-22頁。

[16] 參見劉上生《走近曹雪芹——<紅樓夢>心里新詮》，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161-170頁；《探驪——從寫情回目解味<紅樓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312-321頁。

[17] 張書才《曹雪芹旗籍考辨》，載《紅樓夢學刊》1982年第3輯，《不惑之獲》，文化藝術出版社2020年版，153-154頁。

[18] 參見劉上生《論曹學與紅學的內在溝通》，載《中國文學研究》1998年第3期，劉上生《<紅樓夢>“神前拈戲”<白蛇記>的意圖隱藏》，載《中國文學研究》2026年第1期，劉上生《走近曹雪——<紅樓夢>心理新詮》，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72-92頁；劉上生《從曹學到紅學》，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141-148頁；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浙江古籍出版社，2924年版，20-24頁。

[19] 參見《晉書.桓溫傳》《世說新語.言語》

[20] 參見《走近曹雪芹》228至229頁。

[21] 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第一章，6頁。

[22] 劉上生《曹寅與曹雪芹》（增訂本），326-328頁。

[23] 苗懷明《現實批判與民族意識—<紅樓夢>思想的兩點思考》，載《紅樓夢學刊》2024年第4輯，22頁。

[24] 余英時《關于<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的商榷》，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240頁。

[25] 《<紅樓夢>是悼明之作？把曹雪芹看低了》，載《紅迷會》微信公眾號2025-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