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不在場：8800萬元，不是最可怕的數(shù)字

“國家收藏”因此避免了一次與“無法核查”劃等號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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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鳴

如果不是這個數(shù)字：起拍價8800萬，普通人很少會注意到《江南春》手卷。現(xiàn)在，人們好奇：為什么，龐萊臣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捐贈的《江南春》手卷會出現(xiàn)在2025拍賣市場？

昨天晚上9點多，南京博物院發(fā)布了《情況說明》：

“高度重視”“迅速開展調(diào)查核實”“將依法依規(guī)嚴肅處理”“尚待進一步查證”，這些詞語組合在一起，給我們傳遞了一種熟悉的安全感：“放心吧，系統(tǒng)正在穩(wěn)健運轉(zhuǎn)”。

但問題在于，珍貴文物確確實實在系統(tǒng)里“不知去向”了。

昨天文章《》我們已經(jīng)提到了，這不知去向的5幅畫分別是：明代仇英《江南春》，北宋趙光輔《雙馬圖軸》、明代王紱《松風蕭寺圖軸》、清初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清代湯貽汾《設色山水軸》。

其中，明代仇英《江南春》出現(xiàn)在2025年北京某拍賣會春拍市場，起拍價8800萬元。曾向南京博物院捐贈《江南春》的龐增和的女兒發(fā)現(xiàn)后，向文物管理部門緊急反映，才被撤拍。

《情況說明》雖然說要“深入核查該5幅畫作的去向”“進一步查證”“進一步加強對捐贈物品和館藏文物的規(guī)范管理”，言辭說得挺好，可是，恰恰在這一點上，南京博物院的信譽已經(jīng)透支了。

為什么呢？

早在2016年9月，上海《東方早報》報道： “自去年5月至今，龐增和的遺孀王念瑛和女兒龐叔令屢次向南博申請公開捐贈古畫賬目等信息無果。現(xiàn)在，她只希望南博能依法依規(guī)出示完整的賬目，讓一切透明化，依法讓捐贈人監(jiān)督、讓社會公眾監(jiān)督。”

也就是說，捐贈人申請查明所捐古畫賬目，已經(jīng)是十年前（2015年）的事了，當年報道此事的《東方早報》甚至都已經(jīng)注銷，不存在了。

直到2025年6月，龐家通過訴訟，在法院司法文書的支持下，得以進庫房查看，這才得知，5件古畫不知去向。

因此，長期以來，南京博物院對于查看古畫賬目一直是拒絕的、不情不愿的、遮遮掩掩的，最后也只是被法院敲開了庫房大門。

現(xiàn)在，人們要如何才能相信南博真的會自己“深入核查畫作去向”呢？

要多少個十年，才夠他們“深入核查”呢？

其實，如果真的要核查，并沒有多大難度。《情況說明》中提到了“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對該5幅畫作進行了處置”。我細看了下這個《管理辦法》，其中明確的管理程序有：《庫房日記》、提用憑證、出庫手續(xù)、借出手續(xù)、登帳、編目、入庫手續(xù)等，而且，藏品總數(shù)及增減數(shù)字，每年年終都要報省一級備案并做說明。

如果真的是依照這個《管理辦法》的話，那么，賬目就太清楚不過了。至少會知道，在哪個環(huán)節(jié)失蹤了。

我相信，經(jīng)過十年官司，對這5幅畫作的去向，南京博物院是心里有底的。但是，他們始終不說。所以，這則《情況說明》，水分比較大，至少沒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單獨來看，沒啥漏洞，拉長時間看，就顯得很空洞。它絲毫無助于減輕這件事的荒誕感：

一個為國家管理文物的

公共

機構(gòu)，竟然需要捐贈人申請十年以上，需要法院強制，才讓看一眼賬目。

那么，如果外面的人要查，有沒有線索呢？

有兩個線索。

第一個線索，是這兩天文藏界挖掘出來的“姚遷之死”。

確實，談到南京博物院，就很難繞開姚遷。

姚遷生于1926年江蘇如東一個農(nóng)民家庭，1943年高中畢業(yè)，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從事文教工作（兒童團輔導員、文教科督學、小學教導主任、校長、師范教員），1949年之后，擔任縣文教科科長、蘇北行署教育處小教科副科長、江蘇省文化局文化科科長、處長，1958年調(diào)江蘇省歷史研究所任副所長，1962年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

就這個軌跡來看，是那種組織看著一路成長的行政干部。

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自殺身亡，時年55年歲。姚遷接任院長，然而，20年后，1984年，姚遷在院長任上自縊身亡，時年58歲。

“姚遷之死”不僅是當年的國內(nèi)大事件，也引起國外關(guān)注。原因之一是南京博物院地位獨特：雖然它現(xiàn)在只是副廳級單位，但前身是1933年成立的“國立中央博物院”，是我國第一座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類博物館，由于歷史原因，承襲了大量文物珍藏，1950年才更名為南京博物院。

那么，當時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明面上的原因是《光明日報》的報道。1984年8月26日、27日，《光明日報》連續(xù)發(fā)表兩篇報道《南博院長姚遷以權(quán)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shù)成果》、《姚遷在執(zhí)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并配發(fā)評論員文章《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報道讓姚遷不堪重壓。

在江蘇作家龐瑞垠的報告文學《姚遷之死》中，則進行了更加深入的評述：伴隨這三篇文章的，是南京博物院文革期間原“造反派”的誣陷，以及省一些人“一連串非同尋常”的打壓，“這里經(jīng)歷了第二次WG”。終于，1984年11月7日，風暴眼中的姚遷在衛(wèi)生間自縊。

姚遷自殺后，中紀委的調(diào)查組南下江蘇，給姚遷平反，做出“錯案，姚遷含冤去世”的結(jié)論，負有直接責任的一位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被撤職。《光明日報》也承認錯誤，發(fā)表《光明日報編輯部關(guān)于姚遷事件報道嚴重失實的檢查》。

在報告文學《姚遷之死》中，將原因歸結(jié)于不正常的派系斗爭、“南博的第二次文革”，沒有提到和文物去向有關(guān)。但是，在紅學家馮其庸先生的口述自傳《風雨平生》（商務印書館版）中，專門寫了一篇《姚遷事件》。原文如下：

“為什么1984年會出現(xiàn)“姚遷事件”呢？因為江蘇省委有一些老同志喜歡文物，尤其是字畫，經(jīng)常到南京博物院去借有名的字畫去看。

按說這種做法都已經(jīng)不合適了，因為博物館的藏品，一般不能外借給私人的，只能展覽的時候你來看。

有些專家來了專門要看哪一件，調(diào)出來看，這也是可以的，借回去看是絕無可能的。但是因為他們是省委領(lǐng)導，姚遷也無奈，就讓他們借回去了。但是姚遷非常認真，他都記錄了，誰借什么，借的時間多久，到時間他就去催，催不回來他也去催，經(jīng)常是隔一段時間就去催。后來這些老同志心里有點不高興了。

有一次，有一位老同志就跟我打招呼，他說，你以后有事不必去找姚遷，你們紅學方面的事找我們就行了，姚遷有問題，估計要退下來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沒有去問。

后來是姚遷跟我講的。好幾位老同志借了博物院的字畫不還，姚遷非常頭痛，當然，他職責所在，不能不去催。”

馮其庸先生說，得知姚遷自殺后，他找到了中央很多領(lǐng)導，最后中央派了調(diào)查組到江蘇去，為姚遷平反。馮其庸先生在文中認定：

“經(jīng)過這一番調(diào)查，一清二楚，姚遷是為了保護國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種種打擊、誣蔑，弄得他覺得已經(jīng)走投無路了，國內(nèi)外都傳開來了，所以他上吊自殺了。”

雖然，在這份材料中，馮其庸先生的話可信度比較高，大家也很受震動，可是，由于我們并沒有看到中央的調(diào)查報告內(nèi)容，而姚遷自殺的直接原因（發(fā)表文章的署名問題）又與文物保護沒有直接關(guān)系，龐瑞垠《姚遷之死》更是對文物保護只字不提——我們現(xiàn)在暫時只得到來自馮其庸先生的一個孤證，就很難一口斷定：姚遷是因為保護文物而死。

還有一個原因是，我看到一些反面證據(jù)。

姚遷擔任20年院長，和龐家有直接交集，而龐家和南京博物院的沖突，恰恰姚遷也是極為重要的當事人。

在龐家于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贈137件文物之后，南博繼續(xù)動員龐家將剩余文物征集給南博。根據(jù)2009年出版的曾昭燏日記里都有記載。從1962年12月至1963年11月之間，南博向龐增和家征集了11件“虛齋舊藏”古畫。其中除了宋徽宗趙佶的一幅《鴝鵒圖》出價1萬元外，其他幾件都以象征性的價格給了南博。

1963年，南京博物院征集員徐沄湫找到龐增和，請求借兩件畫用來辦畫展（元四家之一吳鎮(zhèn)的 《松泉圖》軸、清初吳歷的《仿古山水冊頁》），說好展期三個月后就歸還，不料，這兩幅畫就此杳無音訊。

偏偏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自殺身亡，龐增和就不好意思去討要這幅畫，偏偏緊接著就是WG，龐家全家被下放到蘇北大豐農(nóng)村，龐家也被抄家。家中古畫全部被抄走，包括借據(jù)。直到1979年，龐增和一家才得以回到蘇州，這時，他們開始聯(lián)系南博。

根據(jù)2016年《東方早報》報道，龐增和之妻王念瑛說：自1979年到1988年間的十年內(nèi)，夫妻倆幾次到南京博物院討要兩幅被借走的畫作，卻被干晾在辦公室無人接見。“特別是當年到蘇州參與征集的姚遷院長，曾經(jīng)的殷勤變?yōu)槔淠过嬙龊头蚱扌乃岵灰?/strong>。龐增和遂在1988年向南京市玄武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希望確認兩件“虛齋舊藏”古畫的所有權(quán)。”

法院的判決是：兩幅畫是南京博物院從龐家“征購”的，判令南博支付2.6萬元畫款、2.8萬元利息。

法庭上的證據(jù)也令龐家唏噓，因為1978年的藏品簡目顯示，被借走的《松泉圖》和《仿古山水冊頁》，卻被登記為捐贈，且捐贈人不是龐家，被登記為南京藏家陶白。時任南京博物院院長徐湖平向法庭解釋說：“是當時的院長姚遷關(guān)照，將這件藏品登記在陶白名下。”

從這些信息來看，院長姚遷在龐家古畫文物上的態(tài)度令龐家心寒，而且有意改捐贈人名字的操作也相當可疑。

我非常希望姚遷是一位為保護文物而殫精竭慮、四處奔走、不懼權(quán)貴的人，這會讓我更安心，只可惜，如今，卻得知姚遷在院長任上未能善待龐家。龐家如此，其他文物藏品是怎么管的呢？我不知道。

因此，對于姚遷之死，我還停留在“同情”上。

1964年，姚遷38歲，擔任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長，而這個位置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崗位，它的要求是極高的。或者，他就是那種中規(guī)中矩的、努力的但最終又受了委屈的行政干部吧。

或許他曾試圖守住某些邊界，也或許在另一些地方選擇了妥協(xié)。歷史的殘酷之處在于，它往往同時容納這兩種可能。

歷史常常是灰色的。在制度混亂的環(huán)境中，一個人既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問題鏈條的一環(huán)。

似乎，也不能責怪誰。畢竟，在本土，管理混亂缺乏章法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即便早就建章立制的領(lǐng)域也是如此。我記得2004年時，我曾經(jīng)進入一個古戰(zhàn)場開掘現(xiàn)場采訪，當時來到一個單位，地上成堆新出土的青銅器，但凡我當時起了一點歪心思，拿走了也就拿走了，了無痕跡。這種場合太考驗一個人的道德水準了。

斯人已去，關(guān)注姚遷，不如關(guān)注文物管理制度本身：為什么龐家作為捐贈者想要知道捐贈文物去向如此之難？

有沒有可能，我們不需要去不斷考驗那些文物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就能管理好文物呢？有沒有可能，當一個博物館拒絕查閱、公開賬冊，負責人就立即會被制裁呢？

或許，少一些道德模范，少一些英雄，少一些“圣人”，自然而然地按公開規(guī)則運轉(zhuǎn)，才是一個更加讓人安心，更加穩(wěn)健的社會。

另一個線索是《江南春》的公開拍賣。

這個線索更加明確，《江南春》手卷出現(xiàn)在2025年拍賣會上，且起拍價8800萬元，可見，這件大概率是真品。

那么，它是從哪來的呢？

在《南京藝術(shù)學院學報》2006年3月刊上，我找到了南京師范大學美術(shù)學院博士生丁蔚文的《仇英 < 江南春>卷考辯》一文。

這篇文章第一段說：“藝蘭齋收藏的《江南春》卷， 得于龐氏后人”。

這位作者丁蔚文，恰就是藝蘭齋陸挺的妻子。

從文章看，這件《江南春》手卷是流傳有序的，上面一共有60方印鑒，按年代順序排列，其中，龐萊一共蓋了12枚收藏印：

“龐萊臣珍藏印、虛齋珍藏、虛齋至精之品、萊臣欣賞、虛齋審定、虛齋秘藏、萊臣欣賞、虛齋、虛齋秘笈之印、虛齋秘玩、龐萊臣……”

可見，龐萊臣對《江南春》手卷的喜愛。愛到極致的那種。

《江南春》手卷價值點在哪？簡單說就是“傳統(tǒng)中國文人的詩情畫意”。它記錄的是一場詩文集會，先有了倪云林一首《江南春》詞，沈周和了兩首，仇英補上了繪畫，，然后文征明、王寵、文彭、王榖祥、文嘉等等，繼續(xù)和《江南春》詞，累計三十多名文人名士在此留墨，陳鎏為此題了引首“江南佳麗”。

這幅長卷有7米，從題跋到繪畫，花費了幾十年。所以，這是一幅集體作品，是文學史、美術(shù)史上的一個片段，它描繪的是一個文人理想中的世界：詩酒唱和，山水悠然，時間被拉長，世事被暫時擱置。它可以帶著我們，完成一次對逼仄現(xiàn)實的短暫疏離。

對于某些人來說，什么文人名士，什么詩情畫意，一文不值。但對于傳統(tǒng)文化來說，這就意義非凡。

《江南春》手卷局部

2006年《南方周末》對藝蘭齋的報道中，使用了這張圖片：陸挺(左)與鑒定大師楊仁愷先生共同鑒賞仇英的《江南春卷》

在《瞭望新聞周刊》的報道中，陸挺說，《江南春卷》是藝蘭齋的鎮(zhèn)館之寶。

那么，藝蘭齋是從哪位“龐氏后人”手上得到它的呢？

前面說是得自“龐氏后人”。在2016年的《東方早報》、2025年澎湃新聞的報道中，龐家訴南京博物院名譽權(quán)案的法庭上，南京博物院研究館員龐鷗提供的證據(jù)說，《江南春》原屬龐萊臣在蘇州的女兒，90年代被藝蘭齋所收藏。

“后人”明確為“女兒”。但這件事最大的漏洞在于：龐萊臣并沒有女兒。

根據(jù)當前已有信息，龐萊臣只有一個兒子，但31歲時病故了，給龐萊臣留下兩個幼孫龐增和、龐增祥，由于獨子早逝，龐萊臣將侄子龐維謹過繼來作為嗣子，因此，龐萊臣在1949年去世之前，將藏品分為三份，分別留給兩個孫子和這位嗣子，另有一小部分藏品由繼室龐賀氏保管。

清晰的時間線是：龐萊臣1949年將《江南春》手卷留給了龐增和，龐增和1959年將它捐贈給南京博物院。

那么，藝蘭齋這件到底哪來的？

藝蘭齋的上一家是誰？是一個很接近真相的線索。無論最終答案為何，總有一個人在說謊。

如今，南京博物院的《情況說明》說，1959年龐家捐贈的《江南春》在1961年就被鑒定是偽作，是假的。

這種說法對捐贈者的名譽當然是一種損害，這意味著當年龐家竟拿偽作欺騙新興的人民政府。

捐贈人龐增和的女兒龐叔令說，家中保存有父親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贈時，親筆寫的全部137件（116種、268幅）藏品清冊，字跡端正如同印刷一般，分為冊頁、立軸、成扇，時任蘇州文化局局長的段東戰(zhàn)和蘇州博物館館長錢鏞都在各頁分別寫下“以上逐件點過”，不久江蘇博物館和南博出具公函確認收到“虛齋舊藏”古畫。

我有一個簡單的疑問是：既然《江南春》手卷如藝蘭齋丁蔚文所說，是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點名“非要不可”的，所有當事人都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么，如果1961年就認定是“偽作”，為什么不立即提出并向龐家詢問真品去向呢？為什么直到2025年當龐家查到《江南春》手卷去向不明了，才告知他們這是偽作呢？而且，這件“偽作”為什么不見了？還有，為什么上世紀90年代藝蘭齋宣布收藏《江南春》手卷之后，南京博物院不去找他們核查呢？

其他問題還挺多的。

迄今為止，這件事唯一讓我感動的就是龐家。自1979年從大豐農(nóng)村回到蘇州后，他們就一直沒有放棄對這批文物的追問，雖然屢屢碰壁，不斷吃閉門羹，坐冷板凳，被潑臟水，但，從龐增和、王念瑛到龐叔令，他們兩代人接力，不斷申請、申訴，王念瑛甚至因此氣得心臟病發(fā)作而故去，最后通過法院讓南京博物院打開了庫房大門，也才終于將藏品不知去向的事實大白于天下，將當前文物管理體系的弊病展現(xiàn)在所有人面前，“國家收藏”因此避免了一次與“無法核查”劃等號的命運，恰巧也中止了一次起拍價8800萬元的可疑拍賣。

由此受益的，是中國的文脈，而一直以來受委屈的，是他們一家。

1979-2025，他們跨越46年的耐心本身，就很了不起。時局波云詭譎，而時間將證明一切——這種對待文物的態(tài)度本身，就令人尊敬。

文物不應在黑箱里消失。昨天的文章里，我提出了“退捐還畫”的建議。今天，寫完這篇文章后，仍覺得這個建議最為合理。

江南依舊，春色何辜？愿你我仍能唱和，愿江南秀美暖人心。

呦呦鹿鳴2025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