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瞎操心了，中國人不會因為給點福利就變懶

如果從“一切國有資源盡可能資產化，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角度思考農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內的財產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決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寬大。

撰文丨任大剛

“中國人不會因為給點福利就變懶。”

一年來，經濟學者李稻葵教授一直在強調這個觀點。最近在《財經》雜志舉辦的一次論壇上，李教授再次重申：

財政上思路一定要轉變，（要）減稅免費，要補的是消費，中國人非常非常非常勤奮，不會被這點福利養懶的，動不動（擔心）老百姓養懶怎么辦，我們以后跟歐洲、拉美一樣，不可能，中國人聰明得很，中國人勤奮得很，這點福利，人家不會變懶的。

李教授這段話里所說的提高福利，有三層意思：

其一，這是提振中國經濟活力的方法之一。

最近兩三年，上上下下一直在想辦法刺激消費，有人覺得福利兜底不夠，導致居民不敢消費；有人覺得可以給農村居民提高養老待遇，其養老金可以馬上轉變為即期消費，其子女減輕了贍養負擔，他們可以大膽消費。李教授認為，此舉可以拉動內需、增加企業銷售和稅收，形成“多贏”效果。

其二，是縮小城鄉居民養老金待遇上的差距。

李教授在2025年在多個場合講到，希望把農村居民的基礎養老金從目前的每個月200元左右，逐步提高到1000元或1500元，甚至2000元的水平。

其三，是回應提高低收入者養老待遇的質疑。

有的學者擔心兩個問題：第一，錢從哪里來？李教授的回答是，將農民養老金提升至每月1000元，年支出約1.25萬億元，占中國年度財政支出比例較低（2025年1—10月，中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86,490億元）；第二，直接給老百姓“發錢”，會不會把中國人“養懶”了？李教授認為，中國人很聰明，很勤奮，不會被“養懶”。

01

還有比中國人更勤奮的嗎？

勤奮的勞動者不僅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奇跡的關鍵創造者，即便是今天，他們也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人群。

資料顯示，依據2025年人社部新規，中國職工年工作日為365天減去104天休息日和13天法定節假日，合計248天。按每日8小時標準計算，制度層面的年勞動時間為1984小時。

但事實上，實際中加班現象非常普遍。

2023年，有報告稱，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達49小時，折算成年勞動時間約2548小時；2025年另有報告顯示，中國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時長46.1小時，人均年工作時間接近2350小時。不同統計口徑下實際年工時，基本處于2350至2548小時這一區間。

不同的報告都顯示，中國勞動者年勞動時間在全世界的排名，始終穩居全球前列，多數統計中僅次于墨西哥，或位居全球首位。

比如OECD（經合組織）相關統計及多個全球勞動時長報告顯示，墨西哥年工時約2128小時；而韓國、日本等曾以工時久聞名的國家，2023年年均工時分別比中國少578小時和839小時；歐美發達國家工時更是大幅低于中國，美國約1779小時，德國僅1300余小時，不足中國實際工時的六成。

又比如根據ILO（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統計，在167個有數據的國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時以上的國家共有9個，分別是中國、不丹、阿聯酋、蒙古、印度、文萊、馬來西亞、伊朗和哥倫比亞。

可以說，中國勞動者是世界主要成功經濟體中，最勤奮的一群人。而40年來，最勤奮中的最勤奮者，無疑屬于來自中國農村的勞動力。中國勞動者的不懈努力，使中國經濟總量和國民財富在40年中，實現了數十倍的增長。

但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么會有人“未雨綢繆”，擔心世界上最勤奮的人會因為有些福利提升，就變得懶惰了？哪怕是變得像以“過勞死”著稱的日本員工那樣“不勤奮”，中間都還有數百小時的差額需要躺平才能填補（日本為1598小時）。

02

福利為何不能好一點點？

李教授關于提高福利的言論，主要是指提升農村老人的福利待遇。

2024年底，農村領取基本養老金的人數約1.26億，他們每人每月可以領到143元養老金。各省市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疊加補貼，如蘇州達705元/人·月，嘉興達680元/人·月，黑龍江疊加省級補貼后達163元/人·月，四川調整后最低標準為173元/人·月。

城鎮企業退休人員約1.2億，退休金額差距較大。從地區和繳費檔次來看，北京國企職工若繳費33年，60歲退休后月養老金約7363.4元；武漢靈活就業人員按社平工資全額繳費25年，55歲退休月養老金約3054.5元；鄭州個體工商戶按最低檔繳費25年，60歲退休月養老金約2413.3元。

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規模在2250萬至2700萬區間，2025年全國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人均基本養老金約4860元。地區和職級差異明顯，三線城市工作35年的普通科員，基本養老金大概4500—5500元/月，基層鄉鎮職級低的人員可能僅4000—4800元/月；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因社平工資高，這類退休人員月收入能達到8000—10000元。另外，加上法定的職業年金后，他們每月還能多領幾百到一千多元。

比較而言，三類領取養老金的人群中，農村居民養老金最低。

在發展中國家，巴西實行全民統一積分制養老金體系，農民和公務員適用同一套標準，其農村相關養老金約合人民幣1700元/月；泰國的“500泰銖養老計劃”，雖約合人民幣100元，但結合當地物價，按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計算替代率可達35%，而我國農村居民養老金替代率不足20%；我國農村養老金和印度等少數低收入國家處于同一梯隊，印度非正規就業者（包含大量農民）的養老金替代率約18%。

中國農村戶籍的勞動力，不僅在改革開放前為國家建設作出巨大貢獻，他們也是改革開放的最大力量，是幾乎一切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力軍，為完成原始積累做出杰出貢獻，是城市建設的主力，應該有更好的福利。

03

錢從哪里來？

你要給農村老人增發養老金，錢從哪里來？有的朋友不無疑慮地問，他們認為，搞不好會額外增加稅費，增加普通人的額外負擔。

的確，改革要贏得公眾支持，就不能以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填補另一部分人，否則改革阻力重重。

李教授的辦法是減少基建投資。

不可否認，中國過去對基建一直有較高的投入，在造就了全世界極高水平的基建的同時，也為招商引資，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但同時也要看到，長時間大規模的基建投入，形成了極大的路徑依賴和特殊的利益格局。

由于良好的基建曾經帶來過巨大的經濟收益，所以直到今天，很多地方仍熱衷于搞基建，可以說，把正常應該發放給底層老百姓的養老錢，也用于搞實際必要性并不大的基建。結果基建完工后，企業用處不大，老百姓用不起，養護成本居高不下。

正常情況下，投資和消費應該有一種動態平衡，經濟才能健康發展。而基建作為一種投資，過大的投資規模，反過來壓縮了居民消費占比。最終的結果是，無論如何刺激消費，效果都不大，除了捂緊錢包不敢消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所獲不多，消費不起，形不成真實需求，反過來制約生產端，導致“內卷”更加嚴重。

如果要明白為什么消費不振，看看現在很多地方車行稀少的高速公路，空駛的高鐵，寬闊的綠化帶，人跡罕至的公園、濕地，等等，大概能明白一大部分原因。也就明白了李教授為什么說要減少基建投資。

不可否認，中國近年來基建已經從“鐵公雞”逐步轉向交通網絡升級、能源體系重構和5G基站、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平臺等等，但不可否認，這些新領域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壓縮的空間，照樣可以“擠”出大量資源，用于底層民眾的民生。

這不是額外征收稅費，而是李教授說的財政上轉變思路。

另一個是落實農村居民的財產權利，同樣可緩解養老問題。

農民養老成為問題，說到底還是因為窮困。而窮困的原因，根本上是沒有財產。今天雖然房地產下行，但城市居民最重要的財產，仍然是房產；而農民處于宅基地上的房屋，因為事實上不可交易，跟集體宿舍沒有本質區別，除了居住功能，實際上不是一種可資充分利用的財產。

7年前，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衰敗的農村重獲生機第一步：宅基地國有化》，其中提到——

宅基地和耕地兩者占有情況和使用性質千差萬別：一者在過去很長時間很少變動地界，一者經常變動地界；一者事實上擁有相對的永久使用權，一者使用權時限最長也就30年；一者占全部土地的極少數，一者占全部土地的多數；一者用于生活，一者用于生產。

因此可以說，宅基地既不承擔“耕者有其田”的道義，也不承擔“耕地紅線”的現實需求。

宅基地具有的獨特性以及經過確權，其集體所有性質已經沒有多少實質性內容。變更宅基地的土地性質便于其上市交易，應是題中應有之義。

而且可以預見的是，農村宅基地可以上市流通后，將是一個多方共贏的局面：

其一，毋庸置疑，農村居民的房產必定獲得極大的增值機會，農民將第一次獲得城市化的巨大紅利。

其二，城市資本將有序下鄉，不僅為農村發展帶來資本和就業機會，而且更為先進的居住理念，更為文明的現代人文理念、房屋和公共設施的建筑風格必將逐漸在農村發芽開花，衰敗的農村，完全可能重新煥發生機。

其三，由于住房市場有更多的供給，必定對平抑城市房價起到巨大作用。

第四，城市居民可以有更多的的投資渠道。

第五，在城市商品房已經上繳了70年土地出讓金，實際上已經相當于繳納房地產稅，要再次征收房地產稅困難重重的情況下，向轉變為國有土地的農村宅基地在其轉讓環節征收房地產稅，更有合法性和正當性。

第六，農村小產權房盡管被視為非法，但畢竟是社會財富，而不是毒品，也不是坑人的假冒偽劣產品，且數量驚人，隨著農村宅基地的國有化，它應當獲得合法化的機會，也可以合法地上市交易，但前提是繳納房地產稅。

在這個過程中，誰是利益受損者呢？沒有。它既可以維系和發展革命道義，也使參與各方——政府和城鄉居民從中獲得巨大利益。

農民有了可以自由交易的房產，事實上就有了錢，養老還是個很大的問題嗎？這個時候，真正需要照顧的，就只是極少數，而不是上億老年農民了。

我甚至認為，如果從“一切國有資源盡可能資產化，一切國有資產盡可能證券化，一切國有資金盡可能杠桿化”角度思考農村居民包括住房在內的財產制度改革，那么很多解決困境的思路，完全可以拓展得很寬大。

我也知道，現在不少研究“三農”問題的文化學者很反對農民擁有完整的財產權，他們想當然地以為，農民一旦擁有了包括土地房屋這些與城市居民一樣的財產權，農民就會流離失所，社會就會動蕩不安，集體經濟就會崩潰，他們就沒有鄉愁了。

但試問，城市居民買賣房屋自由，何以沒有流離失所？何以城市國有資產還在快速擴張？既然城市無房戶可以得到公租房照顧，何以農村不可以提供公租房（而且還便宜得多）的照顧？

既不為提高農民養老待遇提供政策建議，也不讓農民擁有可以自行處置的財產權利，如此困住農民以為可以高枕無憂，這些號稱最關心農民的“三農”學者，居心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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