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 | 社媒禁令與《怪奇物語》，一切被封鎖的終將被突圍

2025《怪奇物語第五季》劇照

文 | 韓浩月

12月10日，一項針對16歲以下人群的社交媒體禁令，在澳大利亞正式生效。幾天前這一消息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傳播時，我曾心中一動，但念頭轉瞬即逝。動心是因為，作為曾經的家長，我也曾嘗試通過“禁令”方式，對家中少年進行“管制”，而放棄這個想法，是因為現(xiàn)在依然是家長的我，發(fā)覺并承認“此路不通”。

在歐盟層面，以及馬來西亞、新西蘭、丹麥、愛爾蘭等國，類似禁令也在醞釀中，但目測的嚴厲程度，要弱于澳大利亞，諸如“不得單獨瀏覽社交媒體平臺”、“未經家長同意不得訪問”之類，其禁止力度約等于中國家庭內部“禁令”——“不寫完作業(yè)不得看電視”，“家長不在家不允許上網”。但網絡生活的全面覆蓋，包括教育與家校聯(lián)系的密集度，都決定了學生與網絡已經密不可分——在這一背景下，將社交媒體單獨“剝離”或“驅逐”，這一嘗試是復雜的，也定會遭遇考驗與挑戰(zhàn)。

幼兒園與小學階段的孩子，對社交媒體不感興趣，他們更關注身邊三米內的人與事物。12歲—16歲之間，恰是對社交活動產生好奇并勇于實踐的時期。最近熱播的Netflix作品《怪奇物語第五季》，講述的就是這一年齡段孩子們的社交故事，如果看過前幾季，就會知道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是如何突破家長封鎖、建立團隊、對抗怪物、終結黑暗的。澳大利亞的社媒禁令，使我想到《怪奇物語》塑造的霍金斯小鎮(zhèn)，這個因絕密實驗而被軍事力量控制的小鎮(zhèn)，并無法阻止一群孩子們聯(lián)結并聚集，在執(zhí)著的友情、萌動的愛情以及對科學的好奇等力量的驅動下，勇敢地探索并成長。

2016《怪奇物語第一季》劇照

我為什么將澳大利亞的社媒禁令，比喻為《怪奇物語》中的霍金斯小鎮(zhèn)？其一，社交媒體與霍金斯小鎮(zhèn)中的地下城，都有虛擬特征，有著想當然的危險性與未知性；其二，社交媒體被當成了《怪奇物語》里的“奪心魔”，唯有軍隊和政府才能打敗它，青少年只會被侵襲腦海與心靈；其三，管理者認為，封閉“奪心魔”出口（關掉孩子們的社交媒體賬號），將會一勞永逸……但就像每一季《怪奇物語》結尾所講述的那樣，不被大人們所重視的孩子們，才是抵抗地下陰影的主力，他們害怕、恐懼，但最終取得勝利，獲得行為自主權。現(xiàn)實生活中，也有一種觀點，讓孩子們生活在“無菌環(huán)境”下，終于他們也難獲得免疫的抗體。

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發(fā)達與發(fā)展中國家，霍金斯小鎮(zhèn)所展示出來的屬于上個世紀的青少年社區(qū)社交活動，作為一種美好回憶與生活方式，再難得以完整復現(xiàn)。量子化生存使得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便擁有了網絡社交意識，包括不使用社交媒體的低齡兒童，與屏幕的每一次互動，都是他們與當下、與未來建立關系的練習。對于中學生而言，社交媒體的存在，在現(xiàn)實社會交往被大幅度壓縮的背景下，其重要程度甚至超過其校園社交的價值，那是他們作為網絡原住民初步建立形象、塑造性格、打造未來人際關系乃至生存空間的開始。可以這么說，擅長使用社交媒體的中學生，與完全被隔絕在社交媒體之外的中學生，在視野、見識、判斷等方面的能力，會有著明顯的區(qū)別。

碰巧的是，我有一個正在邁向16歲的女兒。我經歷過從“禁止”到允許她使用手機與社交媒體的過程。我知道這個年齡的孩子，有同齡人聚集的平臺，知道她在那個平臺上開設了繪畫賬號，知道她常玩的游戲中有多位自己的好朋友，曾經在沒有網絡時代流行的筆友，在社交媒體時代又成為時尚，她給線上認識的朋友郵寄禮物，我來與她一起選購、包裝并快遞出去，我支持她適當使用社交媒體、學會向AI提問、識別真假洞察丑惡……

每當我嘗試給她一些善意的提醒時，話剛出口她即了解我要表達什么，她會笑著回答“我知道”。而在每兩周僅有總數(shù)不超過20個小時的社交媒體活動時間里，她所獲得的信息，使得我們可以毫無障礙地談論“特朗普為什么如此不靠譜？”、“《瘋狂動物城2》中‘氣候墻’的隱喻”等話題。也許我可能也會像《怪奇物語》中那個暴躁的警長父親那樣，對有“超能力”的女兒進行必要管教，但最終還是要承認，在孤獨城市，在斷親時代，作為這一代孩子重要的甚至在將來可能是唯一的社會化訓練，社交媒體有其存在的價值。

以成年人的眼光看，網絡提供了工作、生活、社交、娛樂等多個版塊的便利。16歲以下孩子除了“工作”被替換為“學習”外，其它版塊的需求是一致的。在中國的社會、家庭、校園、網絡等管理層面，比如家庭接送上下學、住校學生出校園需要出門條、未成年人不得開設銀行賬號、對未成年開通網絡支付必須監(jiān)護人代辦且設定限額等，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保護。如果說存在短板的話，那么最不容忽視的，是家長與孩子的交流，無論在頻率上還是質量上，都還有提升空間。獲取孩子的信任，讓孩子擁有足夠的歸屬感與安全感，實現(xiàn)與孩子的平等交流，制定雙方都能夠遵守的規(guī)則并良好的執(zhí)行……若能在這些層面與孩子達成共識，他們的抗壓能力、適應能力、溝通能力都有可能得到同步增長，這樣的話，所擔心的社交媒體，就不算個什么事兒。

誠然，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不同時間段內，對問題的看法，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區(qū)別，澳大利亞所執(zhí)行的社媒禁令被認為是“數(shù)字治理的一種嘗試”，它的成功或失敗尚有待觀察。從長久來看，如果被禁止的事物，本身就存在一體兩面，而且需求并不會被一刀兩斷的情況下，往往會被無數(shù)雙手形成“推墻效應”。靈活的頭腦，青春的能量，以及新人類所建設的網絡新世界，或快或慢都會讓一紙禁令形同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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