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什么清軍和李自成，大明的根已死去，繁榮不過是瘋狂的狂歡

任何一種新生事物的到來，必然要經過與舊事物的纏斗才能夠形成正常的新秩序。可惜的是，弘治皇帝之后的正德、嘉靖、萬歷等基本上屬于不務正業的帝王。對于新時代地抵抗，只剩下一些官員、文人，如文徵明之流，以一己之力進行著抵御。但最終，新時代以誘人的方式瓦解了所有人的斗志。因為新時代更符合人們的本性，人人都喜歡過這樣的生活。

人人都喜歡的，未必是正確的。例如張揚個性，每個人都希望擁有自我，都喜歡與眾不同，但如果發展到眼中只有自我的時候那么，這種張揚個性就過度了。正如本篇第一節中所展現的那些內容一樣。

再比如，享樂。誰不喜歡享受？但享受也需要注意自己的生產力。享樂，本質上就是消費，如果沒有引導，人人就會在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圍而去拼搏。當靠自己的能力、靠正常途徑不能取得的時候，就會踐踏人世間的一切法律和道德。

那么，明朝的社會生產力到了人人享樂的地步了嗎？顯然沒有，否則就不會出現我們上文所說的，許多知識分子的理想就是多蓄養奴隸、多娶些青樓女子、青樓業也不會那么發達。顯而易見，當大部分人貧窮，支托起來的少數人的奢華是不會長久的。

1.工人日巧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個性張揚和享樂融合在一起就會變成奢侈，因此，奢侈行為幾乎沒有任何正當性。當然，個人奢侈只是害了個人或家庭，但當奢侈成為時尚之后，害的就是民族與國家。人們就會不顧及自身的條件，為了面子、為了意氣之爭，而競相斗奢，今日百萬富翁明朝乞丐之身，在一些人看來這種斗奢是自我個性的彰顯，對于貧苦人競相購買假品牌、注水雞（晚明就已經有了并非現代才有）等不正常行為就會成為風尚。

社會風氣大大變化，周暉（1546年——？）的《金陵瑣事·卷4》中就發出了感慨：

最不可偽者，金也。二十年來，金絲有銀心者，金箔有銀里者。工人日巧一日，物價日賤一日，人情日薄一日。

葉權（1522年—1578年）在《賢博篇》中就說了一些假冒案例，看起來非常令人覺得心痛，例如他說，蘇州賣花人挑花的擔子中，看著非常好看，但基本上沒有一枝花是真花。賣的楊梅為了好看好賣，往往用墨染成紫黑色。老母雞插上個長尾巴假裝當作敦雞賣。

當人們活在虛幻的繁榮中時，所有人都忽視了危險，覺得繁榮不但將依舊，而且會更好。但晚明越來越頻繁的民變，恰恰說明這種虛假的繁榮背后隱藏著的是更大的危機。民變，并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吏治更加清明，民變的領導者大多是有產階層，因此，他們并不希望改朝換代似的革命。然而，革命要來的話，任何人都無法抵擋。萬歷中后期，自然災害頻仍，吏治以及洪武荒政體制的衰落，直接造成農民起義的出現。農民企業則是以改朝換代為根本目標，革的就是朱家的命。

最終，在虛假繁榮下，明朝的大廈轟然倒塌。而在大廈坍塌前，明朝的娛樂業到了瘋狂的地步。個性張揚以及享樂我們上文行文中多有介紹，現在我們就先介紹一下個性張揚和享樂的極端表現以及兩者的融合奢侈之風。

2.全民奢侈化思想后，娛樂業畸形繁榮了

許多歷史學家對于乾隆時期的《消夏閑記摘抄》和《禁奢辯》中的一些合理情節，來論證奢侈有一定的正面價值，甚至催生了晚明的經濟大發展。著者雖然是后學，但仍然認為：如果僅僅是物質方面的增長，就是正向意義的話，歷史就不會今天這樣。

古希臘、古羅馬以及我國許多朝代，從經濟方面講都是在高峰時滅國王朝的。因此，如果歷史學者特別是經濟史學者，僅僅從經濟史或政治史或軍事史單方面來看待歷史的話，許多問題都不會想明白。明朝的經濟雖然高度發展，但這與明朝的生產力嚴重不符的。

陸楫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的觀點總結一句核心就是：秦淮歌舞是國家太平的表現，是一種社會的進步。節儉可保一人或一家不貧，擴大到全社會則未必。并且斬釘截鐵地說，我從來沒看到過奢侈可以把全社會變得更窮的案例。作為明代經濟學者，陸楫的這種觀點不值得一辨。

顧公燮則是一百多年后的乾隆時期的人，他的觀點比陸楫還要更進步一些，“有千萬人之奢華，即有千萬人之生理。若欲變千萬人之奢華而返于淳，必將使千萬人之生理亦幾于絕。”，他還是以乾隆時期的蘇州為例，舉了一些奢侈行業的門類“即以吾蘇郡而論，洋貨、皮貨、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戲院、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但是，鄭公燮顯然是在偷換概念。奢侈是一種行為，而不是一種職業。奢侈是一種思想，而不是消費行為本身。在我們的頭腦中，奢侈其實是一種發揚自我個性、尋求一種社會認同的手段。它實質上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滿足精神需求的手段。

奢侈其實是個人享樂與個性張揚合體后的畸形心理反應。奢侈行為，自古既有，首先就是皇室。

本來按照制度，皇室的花費由內帑支出。但內帑的錢來源于何處？同樣是靠稅收。盡管有一部分是靠派出去的太監稅使、皇店皇莊等自行收繳，罰沒部分貪官的家產等，但主要還是政府的財政劃撥。例如正德元年，皇帝登基的140多萬兩白銀皆出自戶部。皇室用度，除每年的糧食供給外，還有各種生活物資。生活物資最主要的兩項花費就是絲綢布匹和土木工程。皇帝本人的奢侈消費，大興土木造成巨大浪費，最終連朝臣都無法忍受。

嘉靖十九年（1540年）工部尚書溫仁和上疏：僅宮、殿、宇、壇、廚庫、陵、碑等就花了將近635萬兩白銀。修繕其做藩王時的住所也耗費了170多萬兩。為了修建宮殿廟宇，他還命令四川運木頭、天水山運石頭，而取材、運輸，皇帝則一分錢不掏；瓦則由蘇、松、常、鎮、天等地供給；結果造成天下窯工、木工、瓦工等紛紛逃戶。就連嘉靖都承認自己的做法是全都靠百姓。

其次，官員的奢靡之風。梁方仲先生指出：銀子的普遍使用，固然是貨幣經濟抬頭的表征，但是銀子的使用方法，隨著階級基礎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銀子自然是集中到少數高級官吏手中……在貨幣的流通范圍內，儼然已分成兩個世界。

典型的代表就是張居正，在張居正看來，每頓正餐若沒有上百種菜肴都難有一飽。張居正真的有那么大的肚量嗎？顯然，這是受了當時奢侈之風的影響。張居正算不得大貪，天下貪官污吏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太監高寀更是靠購買、拐賣、蒙騙童男童女以吸食人腦為樂，當我們在討論奢侈與節儉哪個更對國家與民族有利的時候，我希望有些人可以感受到晚明榮華富貴、畸形娛樂消費背后是絕大部分人的哭號以及被虐殺的場景。晚明盛行孌童、同性戀比較嚴重，這兩個詞特別是前者代表著什么，作者就不必贅述了。

再次，商人的奢侈之風。受慣了蔑視的商人在得到了比“士”還要尊貴的社會地位后，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行為規范。再加上明朝中后期，商人家族成員大規模進入政府，使官商一體化現象非常嚴重，從而加重了吏治腐敗。

白銀帝國給普通百姓帶來的是無盡苦難。之前是官僚壓迫，而白銀帝國時期則是官商共同壓迫百姓。白銀在破壞了舊的等級觀念的同時，又催生了新的等級觀念。一些儒家理念中的正面思想，如“愛國”被效忠家族利益所代替。再如，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員往往非常重視“名節”，然而，到了晚明，名節敵不過十兩銀子的官員大有人在。

在當時，商人中有文化的人可以通過科舉進入仕途，沒有文化的則可以通過捐錢成為官員。例如，正統年間的江蘇淮安人徐頤、常熟魏姓商人，二人花巨資買了中書舍人的官職，其后魏姓商人還當上了主事。當時，北京有一句口頭禪叫“金中書，銀主事”。到了1451年，明政府正式允許賣官鬻爵之后，大富大商可以買大官，一般商人和地主通過捐錢也可以成為“義民”，好處就是可以頭戴紗帽、免除勞役。

僅從成化十年（1473年）到弘治元年（1487年），長洲一個縣就有差不多三百人花錢買“義民”的頭銜，每人40兩銀。這一個縣，僅賣“義民”名號的錢就達到了1.2萬兩。然而，“義民”們不會做賠本買賣，因為可以免除勞役，這些人變著法兒地將不相干的人收攏在自己的家園內，形成了一大群不用繳稅的人。可以說，明政府在一方面增加了財政收入，卻在另一方面導致了長期稅收收入流失，并越來越對治理下的臣民失去控制。

商人買官、買義民稱號，其主要不是為了免除勞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到了后期隨著高利貸經濟的發展，官商的關系又有了新的變化，商人向官員放貸，從而緊緊地將官員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學，為了應付官場越來越奢侈的消費之風，怕被別人看不起，也向高利貸商人借了三四千兩銀子，最終給后世子孫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債務。即使國家處于危難時期，這些人同樣為了保護自己的榮華富貴拒絕幫助政府。例如，為了抵擋李自成起義軍，崇禎要求大臣、皇親國戚、宦官捐錢。結果如何呢？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崇禎皇帝號召捐錢結果官員也就捐了幾十萬而已，可李自成一逼問，至少得了兩千萬。正如崇禎所說：假如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大明就有救了。然而，這可能嗎？

晚明的畸形繁榮的背后是大量因土地被兼并、農業收入遠遠不如手工業、走私犯、為奴為閹的收入下，大量農民或進城務工而又沒有工作下而成了地痞流氓，這是在城市。在農村，大范圍內的流民出現。

過去一些經濟學家、暢銷書作家等津津樂道的東南部城市文化繁榮，其實是一成享樂者，二成狐假虎威下的白食者，七成被享樂者。青樓業發達的問題即在此，無數的青樓從業者難道都是大家閨秀、皇族高官的女兒不成？那些為享樂者提供服務的奴仆婢女，難不成個個也是腰纏萬貫的兒女？正如我們所見到的秦始皇陵、長城、大運河一樣。凡是能被后世所崇敬的古代建筑物，又有哪些不是隱藏著萬千亡靈。

一將成名萬骨枯。

晚明的繁榮是建立在少數人基礎上的畸形繁榮，必然是無根之本，蟲兒在里面侵啄到一定時候，風兒一吹，表面高大粗壯的大樹就咔的一聲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