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朱高熾建都思維本身就錯誤，朱熹早說過燕京最適合

通過五篇文章（詳見文末相關文章）我們談了明朝建立都城的問題。此文作為這個小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首先進行總結評述，其次談談南京在宣宗之后的基本態勢。

明朝建都的歷程從朱元璋最青睞的鳳陽，到不得已的南京，直到朱棣遷都北平。朱高熾曾經想遷都回南京，終因做皇帝時間太短而未成。自宣宗后，北京作為明朝的都城已經確立下來。

從1368年到1426年的58年里，建立都城問題一直在爭論。建都涉及國運不能不重視，那么，都城設置要考慮什么問題呢？

朱元璋和朱高熾建都思維本身就是錯誤的

都城的設置從表面上主要考慮的是皇帝的意志，但皇帝意志在官員的利益面前不堪一擊。在神秘的“中都鎮物案”中，朱元璋的心愿只好被放棄。一怒之下，幾千條性命被洪武皇帝殺掉。其后對官員文武的屠戮是否與此有關（失去對官員的信任，神秘的投擲鎮物人如果沒有官員指使是不可能的事情），很難知曉。

都城的設置也不能僅考慮皇帝和官員們的生活舒適度、自身的便利性。明仁宗要把都城遷回到南京就是基于這一考慮。他們的考慮都是錯誤的，不能以自己的愛好設置都城。應該根據政權的安全性、經濟平衡兩點作為都城設置的首要考慮點。

愛好這種東西，對于封建社會統治者來說最應該極力避免。即使后世對官員愛好也要控制，否則禍害無窮。

當時北平經濟發展落后、人口凋零，實際就是一個“軍事大兵營”，作為都城關于的便利性和愛好開展都方便，在北平建都反而使得“明朝的北宋化程度”沒有過高，因為受商品化影響不那么大。

明宣宗朱高熾是一個很會玩兒的皇帝，《明宣宗行樂圖》（作者宣宗時期錦衣衛指揮商喜）就顯示得很明顯。世人都知道宣宗愛斗蟋蟀，但實際上他的愛好何止這一個。

在“蟋蟀天子明宣宗真能與文景相比？皇帝的愛好禁止公開”一文中，我們對明宣宗的愛好問題進行了批評，但也說宣宗是一位明君，因為他的愛好并沒有耽誤工作，特別是沒有讓國家治理走偏。在考慮都城選址問題上，因為“父子問題”宣宗并不好最終表態，但其行動已經充分說明他的選擇。其子明英宗最終定調也就水到渠成了。

都城如果僅考慮自己的喜好和生活舒適度，那么，在南京建都肯定合適。但為什么在南京建立都城的政權都是偏安政權而不是朝代？其問題就在于：國家治理你想著愛好、生活舒適根本就是錯誤的，因為“人性本惡”“趨利避害”等早就告訴我們：富不過三代是有道理的。特別是統治階層，生活越好、越容易墮落。

我在前面五篇文章也介紹，建都首先要考慮的是國家安全，其次才是經濟發展問題。當然這里面沒有什么絕對性，比如國家安全并不等于不要經濟發展。

國家安全第一與發展經濟并不沖突，其建都本身就能促動經濟發展、彌補南北經濟平衡

遷都北平對于提高整個北方的經濟水平、彌補南北經濟差距的作用非常巨大。建立都城就要把都城經濟搞上去，就要從全國各地遷移富裕居民。人口特別是經濟人口、軍事人口大量進入，必然引發“商業流動人口”進入，所以，京師輻射周邊，周邊區域會逐漸擴大并對全國經濟都有好處。

當然你會說漕糧問題，但問題是京杭大運河為何修建？

開鑿京杭大運河本身不是隋煬帝去看瓊花，那是小說家之言。其本身就是為了加速南北經濟溝通、南方糧食運輸、軍隊調用方便。

漕糧問題其實就是京杭大運河問題，大運河周邊城市的崛起已經很明顯說明了看問題不能僅僅單一地看。漕糧對江南的沉重擠壓主要發生在明末，而非整個明朝。

對于建都北平的經濟問題已經說了許多。

朱熹曾說北京最適合建都

對于北平是否適合建都，南宋人朱熹曾有一段評論，就很說明問題他說“冀都天地間好個大風水，山脈從云中來，前面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于冀都”。

雖然，我不信風水說。但古人信，元朝建都于此，是第一個統一朝代。然而，自遼國開始幽州已經成為核心城市之一。作為幾百年來的北方重要城市，其建都已經水到渠成。

既然，說了這么多，北平作為京師完全正確。明亡前以及日后的諸多學者對其批評也僅僅是從對江南一地的賦稅問題。但這一問題也是在晚明時期才真正成為大問題，那是在整個明朝賦稅都嚴重情況下發生的。

明亡三大學者都反對白銀作為主體貨幣，他們的反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本質上白銀作為晚明的法定貨幣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促進晚明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三大學者所說并非絕對正確。三大學者的話都是如此，其他人說得也自然也有問題。當然，我說的內容也絕對有人堅決反對。

但沒問題，歷史發展趨勢就是如此。北平作為都城是既定事實，那么，南京該怎么辦？

這時的南京的地位其實比較尷尬。

南京的地位很尷尬，它有什么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南京、中都“兩京一都”形成，但實際上，南京地位已經夠尷尬了、中都地位得加個“更”字。南京的地理位置比鳳陽要重要得多，經濟發展、朝廷建制、明太祖的開國地位等諸多原因，使南京的作用變為：監控南方、褒獎臣下。

趙匡胤創立的“文臣治國”這一影響千年的國策，但因為“澶淵之盟”后因為武將的作用大幅度降低“重文輕武”政策才逐漸出現，最終成為“重文辱武”。直到出現宋徽宗這個歷史怪胎，愛好太多導致問題根本無法挽救。北宋的問題不賴趙匡胤、趙光義，主要是宋真宗以后的宋朝皇帝把這一政策玩壞了。

正因為有宋朝教訓，明朝宣宗朝的思想大內撤、領土大內撤本身就是北宋化。包括后來“九邊種樹”就是北宋的“宋遼邊境種樹”翻版。同樣，明朝的“南北兩京制度”也是“北宋化”的表現。

北宋的統治就是利用金錢、地位收買文人報效朝廷，明朝的“北宋化”因為有北宋的教訓顯得更為理智。南京的設置主要是給官員養老、鍛煉一些行政能力以備北調外，其留在南京的所謂六部沒有多少價值，說南京是官員的“養老地”并不夸張。這在明朝是主要作用。

南京設置的次要作用是將南京作為監控南方的社會、震懾藩王的作用。這在宣宗時期最為明顯。例如針對漢王、趙王，鄭和作為南京留守率領著兩萬多精銳部隊坐鎮也是一種威懾。其后這一作用也是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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