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直言：德國再強硬也撼不動中國，德國對華籌碼越打越少

近段時間的柏林，呈現出一種頗為反常的景象，

幾乎所有站得上臺面的政客，都在用力向外界暗示，

自己才是那個“懂中國、能和北京說得上話”的人。

有人強調自己堅持價值觀底線，有人強調自己能談成生意、穩住供應鏈。

姿態各異，卻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誰能搞定中國，誰就能在德國內政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這并不是一時的外交偶然，而是德國在世界權力結構重新洗牌中的一種集體焦慮。

對北京來說，德國此刻的各種姿態，其重要性已經遠不如從前。

無論柏林揮舞的是“道德大棒”，還是端出“務實合作”的笑臉，

中國既定的戰略路線并不會因此輕易改變。

真正發生變化的，是德國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坐標。

兩年前，“去風險化”還是德國政壇最時髦的政治術語之一。

2023年出臺的對華戰略文件，正式將中國定義為“伙伴、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

并首次系統提出要在關鍵領域削減對華依賴，

把“去風險化”作為對外經濟政策的關鍵詞。

在不少柏林政客的設想中，只要調整幾份文件、出臺若干監管工具，

就能引導德國企業把供應鏈從中國撤出，再配合“友岸外包”和與美國的協調，

既維持出口型經濟的繁榮，又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然而，真正有說服力的從來不是文件，而是統計表。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在2023年還是德國第一大貿易伙伴，

2024年被美國超過，但是2025年中國再次反超美國，重新回到榜首。

德國不僅沒有完成去風險化切斷與中國的聯系，

反而對中國的依賴越來越深。

不僅德國，整個歐盟都與中國有著極大的貿易往來，

2024年中歐之間貿易規模達到了7320億歐元。

德國在政治上討論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但是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卻沒有下降，尤其是和德國工業緊密相連的產品。

主要是因為德國如今的經濟核心仍然是制造業和出口，

汽車、機械設備、化工、新能源裝備等行業根本離不開中國市場，

而且這些產品的原料和零件很大一部分來自中國。

這背后并不存在什么復雜的陰謀，更多只是產業現實的自然延伸。

中國既是最大的潛在客戶，也是成本和效率都難以替代的供應中心。

這種“雙重角色”的疊加，使得“擺脫中國”在宏觀敘事中聽上去有吸引力，

在企業財報和產線規劃中卻顯得十分蒼白。

更讓柏林感到失落的，是它原本寄托厚望的“大西洋選邊”策略，

并沒有換來預期中的安全感。

隨著特朗普重返白宮，美歐關系并沒有進入某種“價值同盟的蜜月期”，

反而在關稅、補貼和產業政策上摩擦不斷。

2025年以來，美國政府大幅提高對歐盟商品的關稅，

美國對所有進口商品加征了統一的基準關稅，

并對歐盟設定更高稅率，平均水平約在20%左右；

鋼鐵和鋁的“232關稅”則被重新提高到50%，

而對來自歐盟的汽車和零部件，也加征了25%左右的額外關稅。

對于高度依賴汽車、機械和化工出口的德國而言，這無異于當頭一棒。

德國央行和宏觀政策研究機構先后發出警告，

指出美國關稅會在數年內顯著壓制德國經濟增速，德國這種傳統出口大國對外需變化尤其敏感。

從德國企業的角度看，這意味著一個長期安全、利潤豐厚的美國市場突然變得布滿不確定性；

而在中國市場，雖然也面臨競爭加劇和政治爭議，

卻至少在關稅層面仍保持相對穩定。

德國本想通過向美國靠攏，來對沖中國風險；

結果美國的關稅墻先一步對著德國豎了起來。

中國成了“離不開但又想保持距離”的對象，美國則成了“想靠近卻總提價的伙伴”。

在中美兩極間試圖游走的德國，反而成了力量對比變化中的“夾層受氣者”，

既無力主導規則，又不得不承受規則變化帶來的沖擊。

在這個時候，德國也開始更坦率的承認德國不再是之前的超級大國，

而是在現在局勢下尋找最佳位置的戰略中等國家。

曾經引以為傲的產業和信譽不再能決定現在的芯片等核心產業。

面對這種情況，不出意外德國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派堅持之前的做法，要求對外政策要站在道德制高點，

通過在人權、法治等議題上不斷發聲，維護德國的“規范性大國”形象。

另一派就比較務實。他們更關心天然氣、電價和訂單。

德國外長瓦德富爾計劃出訪中國，他就在來華前先發表了一通講話，

試圖先聲奪人，但是沒想到北京根本不配合，直接表達了不滿，

這次訪問行程也不得不臨時取消。

與之相對的是，德國財長兼副總理克林拜爾緊急前往北京，

這次他和瓦特富爾完全不同，沒有在媒體發表言論，

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生意和供應鏈上。

對于稀土和關鍵原材料供應的憂慮，是德方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多年來，歐盟在稀土磁體等領域對中國高度依賴，

相關資料顯示，歐洲在某些稀土品類上的對華進口占比一度接近九成。

德國計劃在2030年前顯著降低這種依賴，卻很難在短期內找到成本可比的替代來源。

因此，克林拜爾此行爭取到中方對維持包括稀土在內的關鍵原材料穩定供應的明確表態，

被柏林視為一項頗具含金量的“外交收獲”。

從結果來看，瓦特富爾的“價值預熱”無功而返，

克林拜爾的“關門談生意”反而收獲頗豐。

在德國國內輿論場上，這立刻被解讀為兩種路線的分高下，

誰能從北京帶回有形的利益，誰就更能在選民和工商界心中累積政治資本。

德媒注意到，類似的“誰是通往北京的真正渠道”的暗戰，

正在德國執政聯盟內部悄然上演。

每一位重量級部長，都希望能展示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獨特話語權和“私人通道”。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競賽其實是一種對“去風險化”政策的靜默修正。

表面上，德國和歐盟仍然統一使用“de-risking”這一術語，

強調不是“脫鉤”，而是“降低風險”；

但在具體操作中，焦點已經從“如何遠離中國”，

悄悄轉為“在無法遠離的前提下，如何管理和分散風險”。

對德國工業而言，中國不再是一塊可以輕易退出的市場，

而是一個必須長期共存、同時又要防范過度依賴的結構性存在。

如果說經濟上的現實還可以通過時間與產業升級逐步調整，

那么政治影響力的下滑，則更刺痛德國人的自我認知。

曾幾何時，從科爾到施羅德再到默克爾，德國總理的訪華行程，常常被視為中歐關系的晴雨表。

1990年代，科爾在推動對華接觸與創建“亞太委員會”時，

曾試圖讓德國企業在亞洲浪潮中追回先機；

施羅德時代的“東向政策”和能源合作，使德國在莫斯科與北京之間扮演過重要橋梁；

默克爾在任內十余次訪華，更把德國打造成歐洲與中國對話中最重要的聲音之一。

那是一段柏林對自身角色頗為自信的時期，

一個在歐洲內部扮演“領頭羊”、在對華關系中扮演“主發言人”的國家。

然而到了今天，無論是來自中國學界還是德媒本身的分析，

都越來越多地出現這樣一種判斷，

在中國高層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框架中，歐洲國家整體被歸入“中等力量”一欄。

真正能與中國平起平坐、共同塑造全球游戲規則的，只有美國；

歐洲則更多是在規則成型之后，爭取在細節上維護自身利益。

歐盟在對華戰略文件中雖然強調“伙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的三重定位，

但在具體政策上，更多出現在美國主導議題的后續位置，而不是主動設計者。

從北京的角度看，德國無論是由哪一位外長、哪一位財長提出什么措辭強烈的批評，

或拋出什么示好的話語，其影響力往往被歸入“大國博弈背景下的戰術噪音”，

而非真正改變格局的“戰略變量”。

德國依然重要，卻不再具有那種“只要發聲就能改變氣氛”的關鍵性地位。

真正決定走勢的，仍然是中美之間圍繞科技、金融、能源和安全的長期競爭，

而不是歐洲內部的路線會如何微調。

與此同時，整個亞洲的變化正在加速。

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后，亞洲內部貿易聯系進一步緊密化；

中國與東盟、印度、中東之間的能源、基礎設施和高端制造合作不斷推進，

日本、韓國也在密切關注和重新布局自己的區域產業鏈。

即使在中美摩擦持續升溫的情形下，

兩國在氣候變化、金融穩定、危機管理等領域的溝通仍未中斷，

多層級的接觸在悄然繼續。

對比之下，德國在是否要參與、如何參與，

以何種姿態參與這些變化的問題上，卻顯得格外猶豫。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像西門子前總裁、被譽為“資深亞洲通”的馮必樂這樣的老一代企業家，再次走上德國輿論舞臺。

他最近在《商報》撰文指出，亞洲的經濟節奏不會因為德國的迷茫和遲疑而放慢，

德國如果不能重新找到與亞洲，尤其是與中國合作的有效路徑，

最終只會在下一輪產業格局重排中被甩在后面。

如果用一個形象的比喻來描述當下的德國，

或許可以說，它很像一個誤入新時代叢林的舊日容克貴族。

這個貴族依然穿著剪裁得體的禮服，仍然擁有豐厚的文化資本和精美的工業家底，

但在新的生存法則面前，他突然發現自己既缺乏真正能夠自保的“獵槍”

也缺少絕對可靠的“護衛隊”。

美國在關稅和產業補貼上更多是精打細算的現實主義者，而非無條件庇護者；

歐洲內部對防務一體化和對華路線分歧不斷；

在亞太安全事務上，德國更是遠離第一線，很難對區域安全格局施加決定性影響。

德媒對這一現實的感慨，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數據本身的層面。

它所指向的，其實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那個由西方單方面設計國際規則，并將東方視作被教育、被約束對象的時代，

已經不可逆轉地退場。

世界經濟和科技創新的重心正在更為多極化的結構中重新分布，

中國不再是一個可以被簡單歸入“世界工廠”或者“規則追隨者”的角色，

而是越來越多地參與乃至主導部分規則的制定過程。

在這種新格局中，德國面臨的真正問題并不是“要不要和中國做生意”，

而是如何在與中國深度交織的現實和維護自身戰略安全之間尋找一個可持續的平衡點。

繼續在“強硬”與“軟弱”的極端姿態之間來回擺動，

只會拖累決策效率，消耗本就有限的政治資源。

如果高舉價值觀之旗，卻忽視了自身在硬實力上的弱項，

只會加重外界對德國“說得多、做得少”的印象；

如果一味退回到狹義的經濟主義，

又難以應對技術封鎖、供應鏈武器化和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更現實的路徑，也許是重新校準自我定位，

不再幻想通過幾份戰略文件，就能“重新定義全球供應鏈”；

也不再寄望單靠向某一個大國靠攏，就可以換取長期穩定的安全紅利，

而是承認自身是一個擁有強大工業基礎、卻缺乏全方位硬實力的大型中等國家，

在這一前提下，圍繞能源安全、關鍵技術、自主防務和產業升級，

穩扎穩打地重建可持續競爭力。

對中國而言，德國若能以更加清醒的姿態參與合作，

中德關系也許不會回到“特殊伙伴”的時代，

但仍有可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保持長期穩定。

到是不論如何，中國都會沿著自己的既定道路繼續發展，

不會受德國影響改變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