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長意外表態(tài)，高市宣稱“日本又回來了”的底氣，被揭穿了

高市早苗在當選日本首相后，喊出“Japan is back”的口號，試圖通過效仿其老師—安倍晉三，推出激進的經濟刺激措施，重振日本經濟和國力。

自從上世紀80年代被美國打壓后，日本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的狀態(tài)。

2012年，日本GDP約495萬億日元，與2002年的515萬億日元相比，下降了20萬億日元。在整整的10年時間里，日本GDP不增反降，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也面臨韓國等國越來越有力的挑戰(zhàn)。

一、高市試圖效仿安倍晉三，推出激進經濟刺激措施

安倍晉三在2012年年底上臺后，通過推出一系列激進的經濟刺激措施，并大幅壓低日元匯率，提升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促進經濟增長。

在這些經濟刺激措施的推動下，以日元計價的日本GDP終于出現了增長，日本GDP由2012年的495萬億日元上升至2024年的609萬億日元，增長超20%。

這也是日本歷史上首次突破600萬億日元大關，但比原定目標（安倍政府2015年提出“2020年前實現”）晚了4年。

但日元的大幅貶值，也使得以美元計價的日本GDP出現了明顯的下降，由2012年的6.27萬億美元下降至2024年的約4.1萬億美元。

從表面上來看，國際GDP統計通常采用以美元計價的方式，以美元計價的日本GDP大幅下降，日本看似輸了，但贏回里子。

受日元大幅貶值的推動，日本上市公司業(yè)績連續(xù)多年創(chuàng)出新高，日本大企業(yè)從中受益明顯、日本也逐漸擺脫了通縮。日元的大幅貶值也推高日本企業(yè)的海外投資收益，使得日本能夠長期保持國際收支順差等。

二、日本債務風險飆升，已經失去了推出進一步激進經濟措施的基礎

高市早苗想效仿安倍晉三，一直揚言要推出激進的經濟刺激措施，并要求日本央行配合，繼續(xù)推出降息等貨幣政策措施，振興日本經濟。

但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近日的表態(tài)，不僅與高市唱反調，同時也揭穿高市宣稱“日本又回來了”的底氣。

12月1日，植田和男表示，“希望在我們將利率提高至0.75%后，再進一步闡述未來加息路徑。很難說離中性利率還有多遠?！?/p>

這一表態(tài)被投資者解讀為日本央行結束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強烈暗示。

高市早苗不僅缺乏安倍晉三當年推出激進經濟刺激措施的時代背景，也缺乏空間，因為安倍晉三早已經將日本的經濟刺激手段用到了極致。

安倍晉三上臺時，日本處于長年通縮的狀態(tài)，而且日元處于高位，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也還有上升的空間。

但從2012年以來，日本央行資產負債表規(guī)模已經增長了4倍，目前約為4.8萬億美元，占其GDP的比重約為120%，是美國的四倍，再難以大幅擴張。

美元兌日元由2012年年底的77左右上升至目前的155附近，貶值幅度將近50%。

日元的大幅貶值已經引發(fā)美國的關注和不滿，美國近期多次暗示日本要加息，停止讓日元繼續(xù)大幅貶值。

美國財長貝森特曾表示，日元被低估了40%，很驚訝日本政府愿意讓它走這么遠，日本應該加息讓日元升值。

特朗普也曾對日元的大幅貶值表示強烈的不滿、并曾多次攻擊日本汽車貿易的不平衡。

同時，日本當前的經濟環(huán)境已經失去降息基礎，日本已經擺脫了通縮。如果日本央行再繼續(xù)大量印鈔，將會導致日元繼續(xù)貶值，引發(fā)輸入性通脹進一步上升，加劇日本債務風險，對日本將弊遠大于利。

目前，日本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超過 230%，為發(fā)達國家最高水平，遠超國際警戒線（60%），比美國高出將近一倍。

過往，日本未發(fā)生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低利率政策，日本曾長年負利率。

但在2024年加息后，日債收益率開始快速上升，日本未來不僅要面臨巨大的付息壓力，持有日本國債的日本國內投資者也將面臨國債價格暴跌的風險，日本債務危機風險正在迅速飆升。

日本國債收益率已經觸及歷史新高，日本30年期日債收益率從2020年的0利率，一路飆升到3.393%。

2024年，美銀首席投資官Michael Hartnett就曾警告，日本正面臨金融崩潰的風險，日本國債收益率處于十三年高點，日元匯率處于三十四年低點，而日本央行持有47%的日本國債，這些都是日本可能爆發(fā)債務危機的信號。

三、日本創(chuàng)新能力和企業(yè)競爭力每況愈下

三季度，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下降1.8%，自2024年第一季度以來再次出現負增長。

在此背景下，日本不僅缺乏繼續(xù)推出激進經濟刺激措施、振興經濟的基礎。日本創(chuàng)新能力和企業(yè)競爭力也在連年下降，日本汽車等支柱產業(yè)未來也面臨中韓企業(yè)越來越有力的挑戰(zhàn)。

根據瑞士IMD商學院發(fā)布的《IMD世界競爭力排名》顯示，日本競爭力已經從1990年的第1名下降至2024年的第38名，排名連續(xù)3年創(chuàng)歷史新低。

而中國則排名第14名，較2023年的第21名上升7位，名次創(chuàng)五年新高。

在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領域，日本也同樣缺乏競爭力，與中美兩國的差距日益擴大。

日本企業(yè)在全球的地位每況愈下，在過去20多年，日本全球500強企業(yè)數量減少了100家，中國則增加了130多家。

日本汽車等產業(yè)近年的強勢和利潤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日元的大幅貶值，以及日本和美國市場相對保守，特別是美國市場對中國車企的限制。

例如，以豐田為例，日元兌美元貶值10%，給豐田新增約22%的營業(yè)利潤，而近10多年，日元兌美元貶值了50%。

2025年，受美國關稅政策和日元反彈等因素的影響，日本七大車企利潤近期集體出現暴跌。

雖然日本和美國達成了貿易協議，但日本付出了極其高昂的成本，很可能將得不償失。

美國對從日本進口的商品征收15%的關稅，日本將設立5500億美元的基金用于投資美國。

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稱，很多日本官員擔心，美方可能會選擇對日本而言缺乏戰(zhàn)略意義的項目，屆時日本將被迫在兩難中做出選擇：要么接受，要么冒著被加征更高關稅的風險拒絕。

日本經濟再度陷入低迷，日本創(chuàng)新能力和企業(yè)競爭力江河日下、日本也缺乏推出大規(guī)模激進經濟措施基礎，高市所宣稱“日本又回來了”口號，根本沒有任何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