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丨《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

第三次讀書會

《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

導語

2025年11月19日晚，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民俗學專業成功舉辦第三次碩士、博士研究生線上讀書會。本次讀書會圍繞美國學者費·金斯伯格等人編著的《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一書展開。讀書會由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顧展鵬主持，所攬月擔任主講，王培育作為與談人，民俗學專業多名碩博生共同參與研討。

主講

所攬月同學的讀書分享從四個方面展開，分別是媒體人類學的歷史脈絡、媒體人類學的概念、全書章節與民族志方法以及自己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的問題與思考。

媒體人類學的歷史脈絡

所攬月講到，大眾傳媒長期以來在人類學中都幾乎被認為是禁忌的話題，因為大眾傳媒總讓人想到西方的現代性，所以人類學家對傳媒的研究晚于其他領域。在20世紀40至50年代，雖然就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并不充分，有學者把這個時段稱為媒體人類學研究的“朦朧時期”。美國學者博厄斯、米德、薩皮爾以及本尼迪克提，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當時在日美交戰的情況下，為了研究日本，她調查了居住在美國的日本人、戰時拘禁在美國的日本戰犯，并且參閱了大量的日本電影，從影片中來理解日本文化。然而，這些研究雖然和媒體有關，但它只是一個媒體工具化的階段，或者說只是在對媒體上的文本進行分析。因此在講到媒體人類學時，學者們通常不會把這些作為有關媒體的研究納入媒體人類學的范疇之內。

20世紀50到80年代，人類學家已不僅僅把媒體作為研究工具，而開始從媒體內容生產的角度展開相關研究，如鮑德梅克對好萊塢電影工業的調查即如此。1969年，美國人類學會（AAA）正式創造了“媒體人類學”這個詞。這與當時美國學界人類學研究的式微有關，美國人類學會創造該詞的目的是表明媒體在人類學研究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并希望借此使得學術研究更貼合公眾、面向公眾。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人類學家在關注媒介內容生產的基礎上，就開始陸續展開了對媒體生產與受眾關系的探討。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沃斯、蘇珊·艾倫、艾布·拉姆斯等。

圖為“媒體人類學的開拓者”鮑德梅克

至80年代晚期，人類學家開始將觸媒視為一種社會實踐來進行系統的關注。這一時期媒體人類學的研究議題非常廣泛，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開始關注與媒體相關的社會實踐。一方面，他們繼續延續了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即研究傳媒生產和受眾之間的關系；另一方面，他們把視野拓展到了民族國家的層面，把具體的信息接收行為與國家的政策制度聯系起來進行一定的考察，《媒體世界》正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因此金斯伯格在書的導言部分說：“必須將媒介生產、流通和接收與廣泛的、彼此交叉的社會和文化場域聯系起來，包括地區的、區域的、全國性的、跨國的場域。”

媒體人類學的概念

隨后所攬月同學對“媒體人類學”的概念進行了介紹。當前學界對這一概念尚未有統一的定義。美國傳播學者艾瑞克·羅森布勒從最寬泛的角度認為，媒體人類學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媒體研究中使用人類學的概念和方法進行的研究，另一類是人類學對媒體的研究。美國密歇根大學人類學家凱利·阿斯庫則認為，媒體人類學就是由對人們使用和理解媒介技術的民族志式的、歷史性的、語境化的分析所構成的。奧地利維也納大學人類學家菲利普·布德卡將其界定為，媒體人類學是對（流行或大眾）傳媒的民族志研究，它承諾要對文化差異進行精致的分析，是一種運用人類學理論和方法去理解顯在的媒介化實踐和潛在的其他實踐之媒介化方面之間關系的批判理論建構。此外，中國學者郭建斌則把媒體人類學理解為是對與媒體相關的社會實踐的民族志研究。

全書章節與民族志方法

接著，所攬月同學從章節設置的角度為我們介紹了《媒體世界》一書。

該書第一部分題為“文化激進運動與少數民族訴求”，主要講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許多地區的原住民和少數民族開始運用大量的媒介來扭轉他們在以往被外部觀察者代言的情況，重新向世界展示他們的形象。金斯伯格稱這個現象為“文化運動”，以此強調這些努力背后所蘊含的政治能動性和參與人士帶來的文化干預。所攬月認為，這組文章引出的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少數民族或曰被支配群體，是否能夠把傳媒同化為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政治關注，還是他們無可避免地會因為傳媒的到來而做出妥協？

該書第二部分是“民族國家的文化政治”。和以往以量化研究方法為主的受眾研究不同，媒體人類學的受眾研究更加關注的是，把受眾以及他們相關聯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結合起來考慮，而不僅僅是關注某一個特定的信息的接收行為。總之，這種受眾研究是放在整個社會語境和國家影響，尤其是國家審查當中去考察的一種質性研究。

該書題為“跨國流通”的第三部分中，第一篇文章《上海大眾傳媒與跨國主體性》以上海的大眾傳媒為例，討論了新中國前三十年時期由于集體主義取向帶來的媒體高度同質化，以及改革開放以后所展現出來的多元化。第二篇文章《心靈的馬歇爾計劃》認為肥皂劇是打破舊秩序的工具，并能夠傳播新的意識形態，舊的意識形態和新的意識形態建構敘事文本的方式并不相同，這也就帶來了不同的結果。第三篇文章《流散空間中苗族媒介的位置繪制》講到了美國的苗族移民，他們從原來的社會網絡當中脫嵌出來，通過苗族的影像資料在美國社會重新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在這個過程中，影像媒介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手段和工具。雖然這些苗族移民原先的社會關系在地方中變得支離破碎，但是他們的社會關系又通過媒介在流動的空間中得以重組。所攬月同學因此總結：一種新秩序推動了舊秩序的解體，媒介的出現使不同的社會關系在流動空間中實現了重新組合。

最后，該書第四部分“媒介生產的社會位置”與第五部分“科技的社會生活”，分別借用了西班牙、印度、尼日利亞等國家的例子，向我們介紹了媒介生產和信息技術如何影響著我們的現實生活。

綜上討論，所攬月又引出了“網絡民族志”和“虛擬民族志”的概念。媒體人類學并不等于虛擬民族志。進行媒體人類學的研究，并不意味著就要做網絡民族志，進行線上的參與觀察，而是要依據具體的研究問題來選擇。而后，她介紹了網絡民族志研究的具體操作步驟，分別是準備工作（包括提出核心問題、列出提綱等）、選擇和定位網絡社區、參與觀察與資料搜集、分析資料和撰寫研究發現。同時，她特別強調了網絡田野調查當中的四個道德義務，即非中傷的原則、匿名保護、數據的保密及取得知情同意。網絡田野調查不同于現實中的田野調查，因此在實踐中也會面臨一些特殊問題。以知情同意為例，比如說在一個群聊或一個網絡社群里，是需要核心成員同意，還是群主即可？抑或是要所有人都同意？但如果有一些人長期不上線，無法向其征詢意見怎么辦？此外，在網絡世界里，哪些算是私人領域，哪些算是公共空間？網絡ID的匿名又該如何處理？這些都是操作層面上比較復雜的問題。

問題與思考

最后，所攬月同學提出了自己的問題，即媒體人類學應當如何定義？面對媒體和媒介這樣非常模糊的詞，我們要怎么去理解？若作比較廣義的理解，則馬林諾夫斯基筆下的“庫拉”也成為了一種媒介，但這顯然不是今天媒體人類學的研究范疇。但如果從狹義的角度，我們把媒介、媒體理解為傳統媒體大眾媒體和新媒體，那么美團這種外賣平臺它能夠算是新媒體嗎？如之前非常出圈的新聞傳播學和人類學的學者對外賣騎手的研究，它能夠算是媒體人類學的研究嗎？此外，我們在這樣一個數字時代、智能時代，民俗學如何來研究媒介，如何關注技術和社會生活的變遷？

在隨后的討論環節，王培育同學就“如何來界定媒體”這一問題，結合了自己的研究領域，認為崖壁石刻就像古人們所使用過的巨大留言板，其也可以結合媒體人類學的知識進行進一步思考。此外，就物質影像而言，我們作為外部制作者在田野中應遵循兩項實踐原則：一方面是尊重，并且讓本土在地范疇主導影像的風格和敘事；另一方面是要在技術援助和合作中保留共決機制，然后明確檔案和傳播的權限，以及怎樣以本土的范疇去指導拍攝和剪輯。

顧展鵬同學就新媒體的發展聯想到了“網絡民俗”這一概念，大家在上網時可以有意識地對感興趣的研究話題進行一些截圖，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田野調查”。但正如所攬月同學所言，這方面的隱私保護值得關注。此外，影像資料由于其生動性，若使用不當也容易從負面角度加深人們對事物的刻板印象，如凌純聲、芮逸夫在湘西地區拍攝的部分苗族生活照片就是如此。因此，如何在幫助某個群體發聲的同時又能顧及他們的隱私和尊嚴，這是我們尤其需要關注的倫理問題。

結語

本次讀書會為同學們提供了深度交流與思想碰撞的平臺，與會者圍繞《媒體世界：人類學的新領域》一書展開多維度探討，所攬月同學的分享介紹以及她基于自己研究所作的思考對同學們都有一定啟發。

北師大社會學院民俗學學科將繼續通過此類讀書會，推動學術交流與思想啟迪，敬請期待后續系列推文。

總指導丨蕭放

內容顧問丨朱霞 鞠熙

指導教師丨賀少雅

公號主編丨所攬月

欄目責編丨顧展鵬

文案撰寫丨顧展鵬

圖文編輯丨文鈞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