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不相信職場「奮斗神話」

（圖/《我，到點下班》）

2019年，日劇《我，到點下班》在TBS電視臺一經播出，就引發了無數職場人的情緒共鳴。劇中32歲的女主角東山結衣，是一名在制作公司做導演的單身女青年，從小目睹著工作狂人不回家的父親長大，畢業后又進入了一家破爛不堪的公司，她堅持每天下午六點準時收拾電腦、打卡下班，不為「加班等于努力」的潛規則買單。

這部改編自朱野歸子同名小說的影視作品，沒有激烈的控訴，也沒有戲劇化的沖突，只是平靜地呈現了職場的另一種可能：高效完成工作，按時回家，喝美味的啤酒，陪戀人一起散步。這些曾經被視為奢侈的微小日常，成為了一種新的理想型職場。

表面上看，《我，到點下班》講述的是一個女性如何在高壓職場中捍衛生活邊界的故事；內核里，折射出了一代日本青年對「過勞文化」的集體反思。這種反思并非孤立的情緒宣泄，而是結構性困境之下，一代人對工作意義、生活價值、人生成功標準的重新思考。

令人意外的是，這些曾經被貼上「懶散」「不上進」標簽的工作態度，如今正在中國年輕一代中廣泛共鳴。他們似乎和上世紀90年代日本「就業冰河期」下的那代年輕人，站在了相似的歷史路口。

|01 日本「就業冰河期」的漫長陰影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裂，隨之而來的是長達二十余年的經濟停滯。對于當時剛剛步入社會的年輕人而言，這不僅是一場經濟危機，更是一次人生軌跡的永久性偏移。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1993年至2004年間，25歲以下青年的非正規雇傭比例從不足20%一路飆升逼近40%。大量高學歷畢業生被迫接受便利店店員、快遞分揀員、臨時文員等低保障、低技能的工作崗位。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玄田有史的研究指出，這種「第一份工作的鎖定效應」對一代年輕人的職場產生了深遠的「疤痕效應」

（Scarring Effect）

職業不穩定也直接抑制了婚育意愿。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數據顯示，1970年代出生的男性中，約有28%的比例終身未婚，遠高于1950年代出生群體的6%。不敢結婚、不敢生子，從個體焦慮蔓延為了社會常態。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心理認同的崩塌。由于長期處于邊緣化的就業狀態，日本社會催生了「蟄居族」

（ひきこもり）

（NEET）

與此同時，年輕人的價值觀也在悄然轉向「低欲望」和「小確幸」。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會》中曾這樣描述：

年輕人不再執著于升職加薪、買房買車這些傳統的成功標識，轉而從一杯咖啡、一次散步中尋求滿足。

這種轉變一度被老一輩批評為「缺乏斗志」，卻恰恰是「失落的一代」對單一成功學敘事的無聲抵抗。

|02 中國00后相似的困境

歷史的余音時常在不同的時空產生共鳴。今天的中國95后、00后，正經歷著與日本「失落一代」驚人相似的社會結構性壓力。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16~24歲的城鎮青年失業率一度突破21%

（后因統計口徑調整不再單獨發布）

但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的95后、00后并未經歷從繁榮到崩塌的劇烈落差，而是在「高預期—低現實」的撕裂感中走向社會。他們從小被灌輸了「知識改變命運」「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念，卻在畢業時遭遇優質崗位稀缺、晉升通道收窄、房價高企、育兒成本的飆升的現實。「個人努力對職業發展的影響有限」已經成為了不少年輕人的共識。

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反內卷」「精神離職」在職場年輕一代的身上應運而生。他們拒絕被無效競爭綁架，下班時間不回復工作消息，強調工作與生活的邊界，職場向上晉升的欲望日漸消弭，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心理與精神的豐盈。

婚戀意愿同樣走低。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2023—2024 年普通成年人與大學生婚育觀調查報告》顯示，18~25 歲青年對婚姻、生育的重要性認知均低于其他年齡段，超五成

（51.8%）

值得慶幸的是，這一代年輕人擁有著前所未有的信息獲取便利和自我表達的空間。社交媒體和數字工具的普及，人人都可以是自媒體，個體能夠用極低的成本實現共享信息、搭建社群。而龐大的互聯網應用生態，也催生了大量諸如「數字游民」「團長買手」這樣多元化的新型就業崗位，年輕一代也因此有了更多的選擇。

03 拒絕過「流水線人生」

盡管常被貼上了「整頓職場」「佛系」「反內卷」的標簽，但就我在日常工作中的觀察來看，00后無論是學習能力、協作意識，還是創造力，實際上都遠超外界的刻板印象。只是很多時候，他們的投入是「有選擇性」的。

就拿互聯網品牌運營這個崗來說，我發現00后同學普遍不太愿意做那些重復的、機械的「搬運式勞動」，比如模仿爆款模板、借助AI批量產出內容。相反，他們更樂意為像「品牌訪談」「紀錄片」「情景劇」這樣具有自我表達空間、能體現個人審美的工作付出熱情。更有意思的是，當他們做自己認可、喜歡的項目時，加班也不在話下了。

在我看來，這種「偏好驅動型」的工作價值觀，本質上正是對工業時代「標準化勞動力」邏輯的反撥。大家不再是流水線上整齊劃一的「零件」，而是主動去塑造工作價值的主體：通過跨境電商實現地理套利成為數字游民，深耕短視頻或知識付費把興趣轉化為一份收入，亦或是選擇低物質消耗的生活方式，換取時間上的自由和精神的富足。

其實這種多樣性，恰恰才是社會成熟的標志。普通人不必都擠在「升職加薪、買房結婚」這條單一賽道上內卷消耗。

當然，這種轉變并不是在否定工作的意義，而是年輕人不想被「工作異化」的體現。雖然不再迷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線性敘事，卻依然認可「認真做事值得被尊重」的價值觀。

與此同時，相較于薪資的高低或者是公司的名氣，他們似乎會更在意一份工作中個體有沒有的得到尊重和成長。他們厭惡職場PUA、畫大餅，不喜歡心靈雞湯，方案官架子十足的領導風格，這種觀念也在倒逼企業重新思考雇傭關系。

04 尾聲

前不久，新東方俞老師的全員信在互聯網上掀起了軒然大波。一封在南極寫的致謝信被員工吐槽「老板看企鵝，我們在加班」；隨后的致歉信雖然解釋了初衷，但仍然在強調「老板承擔更大風險」。

這場爭議的核心，本質上是傳統職場敘事和新一代年輕人職場認知的鴻溝。

上一代企業家和管理者，大多數都尚未意識到時代的斷裂，仍沉迷于用經濟上行期的敘事手法，去講述那些褪了色的奮斗故事，忽略了年輕人的真實訴求：不是鼓舞人心的雞湯，而是基于尊重的對等；不是人身或者是情感的依附，而是公平透明的合作。

正如《我，到點下班》中那句臺詞：「我不是不想努力，我只是不想為錯誤的方向拼命。」

年輕一代沒有「垮掉」，只是普遍「開了智」，更早地看清了系統運行的局限性和邊界效應。

而一個健康的社會，良性運轉本來就不應該建立在個體無限燃燒自己的基礎之上。普通人能活得輕松一點，老板甘愿賺錢的速度慢一點，企業利潤少一點，給到員工的福利多一點。這種動態的、更注重公平與福祉的平衡，或許才是我們值得期許的、更具韌性和可持續的未來。

當奮斗不再被神化，讓工作回歸為人服務的本質，也許我們才是真正走向了一種更健康、更人性的社會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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