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疾呼降低高考難度，中國孩子的勤奮都被浪費了

教育焦慮的根源不是題太難，而是“渠道太單一”“機會太集中”。

撰文丨青柳

日前，中國科學院院士、無機化學家李亞棟教授在接受采訪時的一番表態，引發了不小的關注：

教育要解放人，要整體降低高考難度，尤其是降低數學與物理的難度，大學以后可以在研究生階段拔高。

本來學生可以學得很輕松，我們現在是在中學階段“虛拔”，導致基礎教育階段很“卷”，這樣很容易讓他們對學習失去興趣。

權威學者說高考的數學和物理太難，這很有說服力。這不是學渣們不努力，而是院士都講了，這真的難，太卷。

那么高考的數學和物理，需不需要降低難度，降了又能不能“反卷”，確實需要分析一下。

01

應當說，高考數學和物理肯定不簡單。相比于每年高考結束之后，輿論場上鋪天蓋地的高考作文仿寫，數學、物理之類的科目可謂是“安安靜靜”。普通人別說參與了，只怕連題目也都看不懂。

當然說它們在熱搜上毫無存在感肯定也不準確。比如數學基本都是“高考數學很難沖上熱搜”“數學難到像趴在地上哭”“考生被高考數學難哭了”“呼吁把數學踢出高考”，等等。

從中可以看出，數學確實不簡單。當然，高考作為一項中等教育，數學、物理本身沒什么高深的。數學內容連微積分都沒有，連牛頓那個時代都水平都沒達到。也就是說，現在學生拼死拼活學習的內容，其實也不過是幾百年前的水平。

但是，這依然令學生頭痛。之所以如此，主要和數學等數理學科的特征有關，他們更依賴流體智力。

美國心理學家雷蒙德·卡特爾把智力的構成區分為流體智力和晶體智力兩大類。其中流體智力即一種以生理為基礎的認知能力，如知覺、記憶、運算速度、推理能力等，和先天因素高度相關。

相對的，晶體智力是指在實踐中以習得的經驗為基礎的認知能力，如人類學會的技能、語言文字能力、判斷力、聯想力等，像語文、歷史等文科則屬于此類。

數學、物理這種和運算能力相關的學科，就屬于典型的流體智力。這就造成了數學更依賴天賦，所謂“會就是會，不會就是不會”，碰到難題卷面上寫一個“解”就是能做的全部；而文科無論什么題，最起碼都能寫出兩句，哪怕語句不通，高考作文也能裝模作樣地仿寫。

同時這也造成了效率之分。數理學科的學習成本太高，哪怕天天做題，也未見得就能學會；而文科則性價比更高，多背一個名人名言，也許就能提高那么2分。

這也是為什么人們普遍覺得數學難的原因。不會做的題真是一個字都寫不了，挫敗感極其強烈。而且數學等學科學習效率太低，意味著哪怕學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最后也不會有多好的結果。

那么可以想見，學生高考焦慮大頭，恐怕就來自于數學、物理這類學科，天然不感興趣，缺乏“那根神經”，卻又不得不為此心力交瘁，最后迎來數理學科的無情裁決。

02

當然，以上是針對不愛數學、物理的學生。在很多人的認知里，雖然中國高考的數學、物理難，但是基礎知識牢啊，那些競賽拿獎拿到手軟的中國學生，不就是證據嗎？對于有數學細胞的學生，這套教育模式還是很成功的。

這是一種錯覺。

比如數學很難，各種做題、奧林匹克競賽卷到飛起，但是整體的效率似乎不是那么高。比如從1936年開始頒發的國際數學最高獎項菲爾茲獎，到目前為止華裔獲獎者只有兩位——丘成桐和陶哲軒。

而他們都不是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數學家。丘成桐1966年就考入香港中文大學，1969年赴美；陶哲軒則是出生在澳大利亞，在澳大利亞和美國完成教育。

也就是說，人們想象中的中國學生“數學好”“會做題”，至少從國際頂級獎項來看，并不能支持這一點。

而丘成桐甚至說得更直白，中國現今的數學還不及美國20世紀40年代的水平。對于國內流行的刷題那一套，丘成桐也是不留情面，稱刷題“刷”不出一流數學家。

這也不是丘成桐一位學者的意見。北京師范大學數學科學學院教授保繼光也曾經撰文批評：

國內高中數學教學中最突出的現象是機械刷題，它消耗學生的學習求知熱情。有些學生看似勤奮，花了別人多幾倍的時間刷一大堆題，但收效甚微，掉入“假努力的陷阱”，卻掩蓋了真正的懶惰。

當數理學科變成以升學為目的，以題海戰術為特征的刷題，自然過早地壓榨了學習興趣。學生對學習的認識是功利的，對學習的體驗也是透支的。

也許確實有不少有天賦的學生，但在完成中學教育之后，可能卻一頁書都不想再翻了。這也是為什么看上去中國學生在奧林匹克賽吊打全球一眾選手，但在真正的數學殿堂里，似乎還沒有多少存在感。

那么在這個背景下，高考數學或是物理等學科，是不是可以降低難度，還有沒有必要鼓勵刷題？既然這并不能起到多少培養尖端數學人才的效果，那么節奏舒緩一點，給學生容納一點興趣的空間，是不是更合理？

03

高考內容或許有改革的空間，這點學界似乎都是贊同的。但是，數學、物理簡單了，是不是就能緩解教育焦慮，恐怕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降低試題難度，試圖緩解考試壓力，事實上在有些領域已經開始了——中考。

比如在2022年（“雙減”的第二年）就有媒體報道，北京市中考成績整體較上一年大幅拔高，其中又以海淀區尤為突出：僅655分以上（滿分660分）就有517人，全區前2000名的入口卡在了651分，即失分率不能超過1.3%。

這一現象在不少地方都出現了，即難度確實變低了，分數也都提高了，但不代表考試輕松——學生不能輕易出錯，哪怕差一分，都會拉開巨大的名次差，學生必須得十分小心謹慎。

這也說明了一個本質——只要是一個選拔性考試，考試的難度就主要由選拔本身的比例所決定，而非試題的難度。

那么回到高考，目前“雙一流”高校本科錄取率不足5%。而這才和考試難度直接相關，無論是試題本身如何，目前就只有5%的學生能考上頂級大學。

因此，降低高考數學、物理等科目的難度，當然是有意義的，比如讓學習過程輕松點，讓更多學生不再被難題嚇退，也讓他們在基礎教育階段能有余力關注更廣闊的興趣與素養，而不是被無盡的題海鎖死。

但這種“減負”終究是局部的。只要升學通道狹窄、優質教育資源稀缺、社會分層仍深度依附于學歷體系，那么哪怕數學題再簡單、物理再直白，焦慮也會被轉移到別的地方——比如作文、英語口語、綜合素質評價，甚至面試特長。

換句話說，教育焦慮的根源不是題太難，而是“渠道太單一”“機會太集中”。

人們總希望教育體系本身可以作出某種調整，可以直接給社會進步提供某種路徑。但對教育的期待其實也沒法太高，所有和教育相關的命題，本質上都是一種社會機遇的命題。

社會能不能繁榮，能不能提供更多的流動性，不同的現實已經注定了教育會如何進行投射。對于一些宏大命題，教育本身其實做不了什么，更大的文章，終究在這張試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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