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被捧上神壇的囚徒

我上學時學過高爾基的課文，那時只知道他是個偉大的作家，成年后很長一段時間才知道，高爾基只是個被捧上神壇的囚徒。

1931年，高爾基受斯大林親自邀請，從意大利流亡歸國。蘇聯政府為他提供國家級待遇，還有極為奢華的住所，包括莫斯科高爾基街的豪宅與鄉間別墅，專門配有醫護、司機、廚師、秘書、保安等人員。人數據稱達到40余名，不過根據俄羅斯文學史學者帕佩爾諾的研究，高爾基住宅工作人員約十余人。

可是，表面受到尊敬的高爾基實際是被控制與圈養的，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監控之下。他被要求參加官方活動、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撰文、為政治運動背書。

在政治壓力下，高爾基發表了許多歌頌的文章，包括《論蘇聯文學》《論勞動》《斯大林時代的人》等。這些文字內容極度政治化，明顯是違心的宣傳性作品。

這并非高爾基所料，為此他在精神上非常矛盾，他的私人日記中多次流露出痛苦與孤立。他常在私下流淚，他對朋友帕斯捷爾納克說“作家已死，只剩下工具”。

更令他受打擊的是，他的馬克西姆·彼什科夫于1934年突然去世，年僅36歲。彼什科夫是高爾基唯一的兒子，當時在莫斯科文學與政治圈都頗有影響，是一些青年知識分子與非官方思潮的領袖人物。

彼什科夫的死是一樁懸案，蘇聯官方公布為“急性肺炎并發癥”，但當時普遍流傳的說法是被內務部下毒而死。1936–1938年的大清洗期間的“布哈林審判”中，檢方指控當時的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根里赫·亞戈達“謀害高爾基及其兒子”，作為政治陰謀的一部分。

指控稱，亞戈達命人“慢性毒害”彼什科夫，以削弱高爾基精神狀態，控制其政治立場。

高爾基的秘書兼醫生克里維茨基在回憶錄中記載，他曾暗示彼什科夫之死是非自然死亡，并稱高爾基本人懷疑“這是懲罰”。

蘇聯內部檔案也間接支持了懷疑：解密檔案顯示，彼什科夫病重時，內務部確實“安排專人護理”，且外人不得探視。同期，高爾基住宅也被嚴密監視。

如果說彼什科夫被下毒謀殺，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事。因為彼什科夫與反體制的左翼作家關系密切，被懷疑可能影響高爾基的立場。彼什科夫還對內務部強勢干預父親生活經常表示強烈不滿，多次發表公開批評，令內務部非常難堪。這樣一個不聽話的高層家屬，是極其危險的，除掉彼什科夫利遠遠大于弊。

高爾基的兒子之死，被許多后世學者視為他精神崩潰的轉折。從此之后，他幾乎完全屈從了，寫下了《斯大林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論》這些充滿自我否定的作品。

高爾基被迫淪為權力的工具和附庸，完全失去了自我，成為了一具歌功頌德的行尸走肉。但是在他內心，還殘存了一點點自我。

1936年，蘇聯宣傳部門希望高爾基主持編寫《斯大林傳記》，高爾基態度拖延、遲遲不肯動筆，這被認為是他的溫和抵抗，也是他最后的良知和底線。

但是高爾基沒有想到的是，自己死后斯大林也沒有放過他。

1936年6月，高爾基在極度抑郁中去世，斯大林主持了隆重的國葬。斯大林本人親自出席，并以“蘇維埃精神導師”之名紀念他。所有文藝界人士被要求公開悼念、發表忠誠講話，此舉確立了“文學必須服務政治”的制度邏輯。

從1936年中到1937年初，蘇聯官方媒體連續刊發數十篇紀念文章，紀念內容從文學意義逐漸轉向“警惕敵人”“凈化隊伍”。1936年8月：莫斯科舉行公審，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被控“陰謀殺害高爾基及其兒子”。

通過“為高爾基報仇”這個口號，斯大林獲得了清洗合法性，隨后他便借“紀念高爾基”之名發動了文學界和內務部內部的肅反，成為大清洗的開端信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