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鈞丨文革中周總理親弟周恩壽被捕始末

來源：選自《我的1976》 [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南方都市報聯合主編 ]

原題：周秉鈞講述——父親周恩壽被捕經過

作者：周秉鈞

▋父親被捕，七媽讓我連夜住進西花廳

“文革”中伯父（周恩來）除了應對全國的混亂局面外，不久，也必須面對自己家中的意外情況了。1968年1月，我正在北京參加空軍系統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大會。會開完了，我準備第二天就回部隊。所以，當晚買了條中華煙回去看父母。到家，卻發現爸爸不在。問15歲的小妹妹秉建，她支吾著說出去了。“這么晚了還能去哪兒？出遠門還是見朋友？”我接著問，秉建忍不住了，說爸爸昨晚被人帶走了。

我大吃一驚。因為家里沒電話，趕緊跑到外面用公用電話打電話給七媽（鄧穎超）。七媽說：“這事我已經知道了，你現在馬上來我這一趟！”

我趕到西花廳時，天已經黑了。大冬天的，很冷，七媽正穿著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面的臺階上等我。我上臺階，敬個軍禮。不等我說話，七媽就開口了：“秉鈞，你回答我，你對這事是什么態度？”

我也不愧是學毛著積極分子，（笑）說毛主席在1955年“肅反”的時候講過：“這次肅反不同以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殺可不殺的不殺。”這次既然抓了，看來是非抓不行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事實，沒法進一步表態。

七媽說“好吧”，轉身和我一起進客廳，又說了一句：“你知道我為何在此等你？就是要在你沒有進入客廳、腦子來不及轉圈的情況下問你。你這時說的才是真心話。你的態度是對的。”然后又告訴我：“你今晚就住我這里，不用回去啦。”

我說明天要回部隊，行李都在家，而且剛才還沒有見到媽媽，我得和她談談。

七媽說：“應該和你媽媽談談，但再晚也要回我這里來。”

我明白她的意思，在我爸爸剛被抓的情況下，我在家里住，日后萬一審查起來也說不清楚。住在七媽處，就不會有人說什么了。

我又馬上趕回家里，向母親詳細了解情況。母親說，昨天晚上，是北京衛戍區的政委黃作珍親自來家里帶人的。我媽問怎么回事，黃說還要了解才能真正搞清楚，只是要她相信群眾相信黨。該上班上班，教育好孩子，此事不能外傳，就連對兒子也不能講。還交代說，父親的退休金照發，但我們家人不能動，每月會有人按時來取30元作為他的生活費用。

一家人愁云慘淡。我對母親說，咱們都等等情況再說吧。母親還說，她在我爸的抽屜中發現了500塊錢，問我怎么辦。我說要問七媽，然后給母親留了200塊錢，拿上行李，穿上大衣，就又去了西花廳。

這時已經10點多了，伯父也回來了。我對他說：飛行員要忠誠老實，既然父親出了問題，我就不能隱瞞，回去要向組織怎么說？

伯父說，不要給你們的基層組織說了，直接給吳司令（吳法憲）說吧。

我又提到500塊錢的事。伯父說，告訴你母親，看看是不是新票子，號碼是否連起來的，如果是，就不能動。

次日早上7點，我起床到客廳，伯父已經從外面辦事回來了，告訴我：“不要再找吳司令了，我昨晚見到他了，已經說了此事。你何時能向你們基層組織講，我會告訴你的。”說完這些，又進了他的辦公室。

七媽說：“這事要盡快讓秉德（周秉鈞的大姐，時在西安工作）知道。我馬上寫一封信，你給小六（周秉鈞的小妹周秉建，讀中學）送去，讓她馬上去西安。”

我拿信找到小妹，因為學校里不方便說話，就到了西單電報大樓大廳，將信給她，讓她馬上坐火車到西安去了。

隨后，我也回到廣東。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只是聽母親說，每個月都有一個叫王金嶺的干部到家里來拿爸爸30元的退休金，或者一些換洗衣物。但父親具體關在哪里，一直不知道。直到1975年夏天，父親才被釋放，整整關了七年半。

1952年夏，周恩來、鄧穎超與周秉德、周秉宜、周秉鈞在頤和園內的諧趣園。

▋伯父親自簽署逮捕令，伯父去世后我們才知內情

但是，對我父親究竟為何被抓，我們一直不是很清楚，直到1981年，有一次七媽把我父親、母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叫到了西花廳，專門講述了這件事情的經過。七媽說：

“你們伯伯（周恩來）到后來”——七媽說話不喜歡用極端的詞語，“后來”也就是臨終前的意思——“拉著我的手說了一句話：‘一切都拜托你了！’我想，黨和國家的事情也不可能拜托我啊，只能是家里的事，而家里也只有同宇（即周恩壽）這件事最大了。我這兩年專門調材料來看，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周恩壽

原來，我父親當年有幾個比較投緣的朋友，其中一個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此外還有兩個老教授。四人經常在一起吃飯聊天，也難免有些牢騷。劉少奇一倒臺，王家也要清查。紅衛兵在王家抄家時發現一疊請柬，上面有我父親和另外兩個教授的名字。很快，除了我父親，王光琦他們三個都被紅衛兵抓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其中一個教授自殺了。紅衛兵一看死了人，不好辦了，就將所謂的案卷統統送到了中央文革。江青看到有我父親的名字，就批了一句：請總理閱。這等于是將了伯父一個軍：你的親弟弟，我看你怎么辦！

伯父就此給主席寫了報告，并提出兩個建議：（1）交給紅衛兵辦；（2）先由衛戍區部隊控制起來，再由組織查證。并說明“我以第二種為宜”。而主席的批示也很簡單：請總理酌辦。

事情到了這個份上，伯父就親自下令批捕了父親。此事交由當時的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執行。但是，父親被關押的地方是北京衛戍區一個營房騰出來的地方。所以，并沒有像關在秦城監獄里面的人受到很大的摧殘。這里氣氛相對平和，每人一個房間，可在走廊散步。

講到這里，七媽也說“幸虧是在北京衛戍區”。我父親接著說“否則就死無對證了”。七媽說：“‘文革’中，你伯父也是用這種方法保護了一批人。”

到了1979年，我父親得到平反。后來，我與當年主管我父親的干部王金嶺成了好朋友。他告訴我：你父親不愧是總理的弟弟，甚至可以說是偉大的弟弟。因為那時經常有人過來審查他，就是想從他話中找漏洞，“抓一句話就能置總理于死地！”開始問不出來，后來就想各種辦法，比如說審問連軸轉，或者跳著年代問，試圖把我父親的思想搞亂。但是，他在里面沒有說過一句錯話，沒有給人抓住任何把柄。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伯父親自下令抓自己的親弟弟，這該有多難啊！我父親不過是個小人物，退休前也只是一個內務部的專員。

我保存的當年那份逮捕令上寫著“立即逮捕周同宇”的字樣，伯父還在旁邊用蠅頭小楷注明：“其妻：王士琴；三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建；三子：周秉鈞、周秉華、周秉和，家住北京機織衛胡同27號”。

“文革”中，我們都能夠感受到伯父的艱難處境，但是誰也不能說什么。因為他絕對不允許我們問他工作上的事情。所以，即便父親被抓，我們誰也不再在他面前提及，更不敢說求情釋放的話。而且，在那個年代，連國家主席都被抓了，總理的弟弟又算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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