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倉將軍：提前3個月安排家人撤離臺灣，距他被捕僅有兩個月。

明知臺灣已是白色恐怖的漩渦，卻在危險來臨前火速送家人離境，自己留在最險處；明明再撐一陣或許就能團聚，卻最終倒在刑場——陳寶倉將軍1950年的這個選擇，藏著革命者最沉重的取舍。

1949年12月中旬，臺灣街頭的特務越來越多，陳寶倉看著報紙上“破獲匪諜案”的新聞，夜里跟妻子師文通說：“這邊要出事，你帶著孩子去香港，我處理完手頭的事就來匯合。”師文通舍不得，問能不能一起走，他搖頭：“臺南岸防炮位的坐標還沒整理完，走了這些情報就送不出去了。”他知道正規渠道容易被盤查，特意找了香港老友、英商怡和洋行經理顧伯誠幫忙，托對方弄“商業考察團家屬隨行”的名額——這種身份能避開特務的重點檢查，走基隆港的客輪去香港。

出發前一天，陳寶倉把家里的金條分成兩份，一份塞給師文通：“到了香港先找個安靜的地方住，別跟人提我的名字。”又把兒子最喜歡的玩具車塞進孩子的行李箱，摸著孩子的頭說：“爸爸很快就來陪你玩。”1950年1月12日清晨，師文通帶著孩子登船時，陳寶倉沒去碼頭——他怕自己的出現引來特務注意，只在遠處的巷子口看著客輪駛離，轉身就回了國防部辦公室，桌上還堆著沒整理完的海防情報。從他12月中旬做決定，到家人撤離，前后才1個月，他心里清楚，多耽誤一天，家人就多一分危險。

送走家人后，陳寶倉和吳石的接頭更小心了。原本每月在臺北中山堂旁的茶館見兩次，后來每次見面，他都要換兩件衣服，繞兩條街確認沒被跟蹤。2月中旬，他發現家門口總有陌生男人徘徊，去辦公室時，身后也像跟著影子，他知道自己被盯上了。吳石那時也察覺危險，勸他：“先撤去香港，情報的事我來想辦法。”可陳寶倉蹲在茶館角落，小聲說：“最后一份炮位坐標還沒核對完，現在走，之前的努力就白廢了。”他沒說的是，自己走了，吳石身邊就少了個能接觸核心機密的人，這份責任他放不下。

1950年3月1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徹底叛變；3月3日，《中央日報》頭版就登了“破獲匪諜案”的消息，吳石當天就被抓了。3月4日，陳寶倉冒險去吳石家查看，剛到巷口就看見特務守著，他趕緊繞路離開，回去后連夜把沒送出去的情報燒了，灰燼埋進花盆。吳石的老部下勸他：“現在走還來得及，漁船我幫你聯系。”可他說：“得確認接收情報的人安全，不然我走得不安心。”

3月29日早上9點，陳寶倉正準備去國防部上班，剛出家門就被特務圍住。他沒反抗，只跟鄰居說：“麻煩幫我跟家人帶句話，我一切都好。”特務后來在他的辦公室里，搜出了2月4日他簽署的《臺灣海防部署概要》，末尾“倉”字的簽名成了鐵證。審訊時，特務問他為什么不跟家人一起走，他只說：“我做的事，得有始有終。”

1950年6月10日，陳寶倉和吳石、朱楓等人一起被押赴馬場町刑場。臨刑前，他朝著香港的方向望了望——那里有他1月送走的妻兒，距離分別才5個月，距離他計劃的“匯合”，也只剩2個半月。8月，師文通在香港收到臺北親友捎來的消息，知道他已經犧牲，當場哭暈過去；1953年，大陸官方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輾轉送到她手里，證書上“陳寶倉同志為革命事業犧牲”的字，她摸了一遍又一遍。

1954年，陳寶倉的骨灰被運回大陸，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師文通抱著骨灰盒，輕聲說：“你看，我們回家了，孩子們都還記得你說的話。”沒人知道陳寶倉送家人走時，是不是預感到自己回不去；但所有人都清楚，他留下的2個半月，是為了心中的信仰，把生的機會全給了家人，把死的風險扛在了自己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