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版“工業革命”打響：誰能拿下智能原生高地？｜大象贈書

近日，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文件提出，要加快推進六大重點行動——“人工智能+”科學技術、“人工智能+”產業發展、“人工智能+”消費提質、“人工智能+”民生福祉、“人工智能+”治理能力以及“人工智能+”全球合作。這不僅為中國AI發展描繪了一幅宏大的未來圖景，更釋放出兩個關鍵信號：一是戰略高度。

《意見》直指2035年“全面進入智能經濟與智能社會”，AI已經不再只是技術升級的助力，而是國家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二是結構挑戰。隨著“AI虛擬治理代理”等概念逐步成形，技術力量可能深刻影響治理結構和權力格局。這份文件的分量，折射出中國在AI賽道上追求的，是“跑得快”同時還能“踩得穩”的平衡術。

從“工具”到“引擎”：

AI成了重塑國家生產力的“超級發動機”

過去我們總說AI是產業升級的工具，但《意見》直接把它提升為“重塑國家生產力版圖的核心力量”。這種戰略地位的躍升，在我的新書《AI風暴：中美博弈與全球新秩序》里也寫道：“人工智能正在引發第四次協作革命，其影響深度可能超過前三次變革的總和。”

文件里的三階段目標很能說明問題：2027年AI要和六大領域深度融合，智能終端普及率超70%（也就是說每10個人里，至少有7個人天天用AI產品，就像現在離不開手機一樣）；2030年智能經濟成為增長極，普及率超90%；2035年則要全面進入智能經濟與智能社會。這種“從工具到引擎”的轉變，本質是用AI推動新質生產力形成，給國家發展裝上“智能渦輪增壓”。

圖：《AI風暴：中美博弈與全球新秩序》劉典著

然而當AI成為核心引擎時，是否意味著傳統行業會被徹底顛覆？美國硅谷的科技巨頭早已通過算法壟斷重構了全球產業鏈，而中國若想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在“智能渦輪”中植入本土化基因。

例如文件中提到的“工業全要素智能化發展”，表面上是技術升級，實則是通過AI重新定義生產關系——工廠里的工人不再需要操作機器，而是監控算法運行；農民手中的鋤頭被替換成智能農機等等。傳統行業的從業者不會被完全取代，但他們的工作方式和思維模式必須隨之轉變。只有當從業者能夠熟練掌握新工具，并理解其背后的邏輯時，AI才能真正發揮“引擎”的作用。

智能原生爭奪戰：

誰掌握AI基因，誰定義未來產業

《意見》里提到“智能原生企業”這一新概念，其實是產業競爭的“底層話語”之爭。所謂“智能原生”，即企業從出生就帶著AI的基因，就像魚天生會游泳。文件明確提出要培育這類企業，推動傳統產業全要素智能化，不僅僅是因為“誰掌握AI運行邏輯，誰就掌握產業主動權”，更因為“智能原生”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這些企業通過深度整合人工智能技術，能夠在產品設計、供應鏈管理、市場預測等環節實現全面優化。它們不再依賴傳統的線性增長模式，而是借助AI的自我學習和迭代能力，快速適應市場變化并搶占先機。

這種“與生俱來”的優勢，使得智能原生企業在未來的產業競爭中占據了制高點。同時，這也意味著傳統產業若無法完成智能化轉型，將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比如工業領域要突破軟件瓶頸，就得讓AI深度融入工業互聯網；農業要推廣智能農機和無人農場，服務業要催生新型商業模式——這些本質上都是在爭奪“下一代互聯網”級別的機會，并將深刻決定未來產業格局。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企業的轉型成本與新興企業的顛覆性創新之間如何平衡？“推進工業全要素智能化”看似美好，但現實中很多中小企業連基礎的數字化改造都難以承擔。《AI風暴》同樣點出：“開源策略為更多中小企業乃至個人開發者提供了降低AI門檻的機會。”而中國若想實現開源生態繁榮，就必須在政策扶持與市場公平之間找到支點。

人機共治的想象與風險：

當治理有了虛擬代理

《意見》里最前瞻的部分，在于“人機共生的社會治理新模式”。文件提出要推進政務服務智能化、公共安全AI化、生態治理智能化，甚至提到構建“數字人-智能體”共治體系。這意味著未來的治理體系里，除了公務員，還將會出現AI“虛擬治理代理”，如預測犯罪風險、自動審批政務、動態調控交通等。這種模式毋庸置疑會帶來治理效率的躍升，（比如從“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用跑”），但《AI風暴》也警示了潛在風險——人機共治可能引發算法黑箱下的權力真空。

圖：黑箱原理

來源：《AI風暴：中美博弈與全球新秩序》

舉個現實中的例子，中國聯通的“元景城市一體化管理平臺”憑借AI技術實現城市治理事件“1分鐘響應、1小時受理、1天內辦結”，但它的成功背后是異構算力池化調度和RAG技術的深度應用。當這樣的系統擴展到全國時，普通人或許永遠不需要面對人工審批窗口，但誰來監督AI的決策邏輯？如果算法誤判導致某個社區被錯誤標記為“高風險區域”，這種錯誤的代價由誰承擔？更值得思考的是，《意見》中提到的“社會治理人機共生新圖景”，是否會讓政府權力過度依賴技術系統，反而削弱了社會自治能力？因此，在效率與公平之間找到平衡點至關重要。

開源生態里的“技術朋友圈”：

既講普惠，也爭標準

在全球合作部分，《意見》提到要推動AI成為國際公共產品，支持聯合國主渠道，參與全球治理規則制定。這背后其實是“普惠+標準”的雙線戰略。例如繁榮開源生態，形成全球影響力的AI社區，既幫助發展中國家（技術普惠），也通過參與規則制定塑造全球AI秩序（標準競爭）。這種“一邊開放代碼教別人怎么用，一邊參與規則制定怎么說”的策略，本質是技術合作與發展議題的結合，也是國際博弈的新戰場。

然而開源是否真的能打破技術壟斷？國際清算銀行（BIS）在《The AI Supply Chain》報告中指出，硬件層作為 AI 算力的底座，GPU 市場由英偉達憑借超 90% 份額占據主導，其通過 CUDA 生態與戰略并購構筑堅實壁壘。中國雖然通過“普惠”口號吸引發展中國家，但若不能在基礎算法和芯片層面實現突破，所謂的“開源社區”只會是西方技術生態的延伸。《意見》中提到的“構建開源開放生態體系”，需要警惕這種“偽開放”陷阱——當開源代碼依賴國外框架，當AI模型訓練數據來自西方主導的數據集，所謂的“技術普惠”將淪為另一種形式的依附。

結語

《意見》里的AI既是國家角力的“硬實力”，也是老百姓能摸得到的“智能生活”。中國在AI賽道上的每一步，都是在“跑得快”和“走得穩”之間尋找平衡，這也是“人工智能+”行動里，最核心的命題。無論是推動產業升級，還是改善民生服務，AI技術的落地需要更多元的場景支撐和更扎實的基礎研究。只有將技術創新與社會需求緊密結合，才能真正實現從“追趕者”到“引領者”的角色轉變，讓智能技術惠及每一個人。

技術本身沒有善惡，關鍵在于人類如何設計它的邊界。當AI開始參與社會治理、重構產業生態時，我們更需要思考：究竟要創造一個怎樣的智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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