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觀察｜美國外交政策偏好發生“劇變”，效果存疑【走出去智庫】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

近來，特朗普在外交上動作頻頻，對俄從“曖昧”變得“強硬”，并施壓歐盟制裁；在訪華問題上設條件博弈，試圖獲取更多利益；美國國防部更名為戰爭部，彰顯積極進攻態勢。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特朗普第二總統任期以來，外交政策以“美國優先”為核心，呈現顯著變化，以強硬、單邊施壓手段謀取利益。他頻繁“退群”，如退出TPP、《巴黎協定》等，削弱國際多邊合作；對多國加征高額關稅，不斷引發貿易戰；外交政策更具交易性，如要求盟友增加軍費、向多國提苛刻條件。這些變化重塑了美國外交格局，也加劇了國際局勢的不確定性。

美國外交政策有哪些變化？今天，走出去智庫 (CGGT) 刊發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辦公室（高端智庫辦公室）主任、研究員李巖的文章，供關注美國外交政策的讀者參閱。

要點

1、當前美國外交偏好的變化并非無跡可尋，甚至可稱為新的“回歸歷史”。

2、單純從特朗普外交政策調整的驅動力看，關注國家利益而非國際主義、重視現實利益而非“規則”“規范”“同盟”之類，均屬目前特朗普政府維護“美國霸權”地位和利益的鮮明特征。

3、美國識變應變的諸多政策調整能在多大程度上撐住“美國霸權”，效果顯然存疑。

正文

文/李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辦公室（高端智庫辦公室）主任、研究員

特朗普第二任期開啟以來，美國對外政策偏好呈現出種種“劇變”跡象。從針對全球、不分敵友的“解放日”關稅戰，到以稀土換軍援、以赴美投資換解除制裁等赤裸裸的交易主義傾向，再到通過脅迫甚至威脅動武來重新劃定領土邊界，如此種種，似乎正將美國外交政策的既有特征和運行模式付之一炬。

對于上述現象，從歷史思維、美國國內變化視角和國際變局高度予以看待，才能更好地把握其變化本質。

△4月2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宣布對幾乎所有貿易伙伴征收“對等關稅”。

從歷史上看，當前美國外交偏好的變化并非無跡可尋，甚至可稱為新的“回歸歷史”。美國學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曾系統梳理美國建國以來外交政策的演進邏輯，以四任總統的外交理念和實踐為基礎，歸納出四大流派：漢密爾頓主義、杰斐遜主義、杰克遜主義和威爾遜主義。

漢密爾頓主義即鮮明主張以關稅保護、金融霸權等經濟手段維護美國利益，強調聯邦政府對商業的介入。曾任常務副國務卿、世界銀行行長的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 在其新著中指出美國外交存在“五個傳統”，首要便是“聚焦北美洲基本盤”，“這決定了美國地理、幅員、邊境、人口、共和國的性質、安全、經濟和鄰國關系”。尋跡上述歷史，特朗普的貿易、移民政策以及對鄰國動武威脅等舉措，實為有深刻的歷史淵源。有鑒于此，如果說特朗普政府的國內政策重在所謂的“回歸常識”，其對外政策則在很大程度上可概括為“回歸歷史”。

△9月4日，特朗普與夫人梅拉尼婭在白宮舉辦科技領袖晚宴，與Meta、蘋果、OpenAI等公司高管討論美國科技政策。

從內外政策的聯動看，當前美國外交偏好之變本質上仍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維護的是當權階層的利益。作為由大大小小、盤根錯節、多元利益集團構成的復雜國家，美國政治運作無不體現利益集團的特征，外交政策也是國內各派利益集團復雜博弈的結果。特朗普的“關稅戰”雖然打著“對等”“維護美國利益”旗號，但本質上是對國內特定產業、特定州地層面的政策傾斜。針對移民、邊境管控、禁毒等焦點內政問題，特朗普不僅是維護其所稱的“國家安全”，更深層是回應支持群體的利益訴求，因為維護執政基本盤是其相關政策的核心考量。在加密幣、科技監管等領域，特朗普的政策出現重大調整和針對前任政府政策的重大逆轉，更加突出地表現為對特定行業乃至特定個人的“利益輸送”。

當然，單純從其外交政策調整的驅動力看，關注國家利益而非國際主義、重視現實利益而非“規則”“規范”“同盟”之類，均屬目前特朗普政府維護“美國霸權”地位和利益的鮮明特征。

從國際變局看，外交偏好的種種變化也是美國認識變局、應對變局的新路徑嘗試。2023年4月，拜登政府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提出“新華盛頓共識”，從根本上反思新自由主義，主張政府干預強化產業政策、振興制造業，建立以國家安全為導向的國際經濟伙伴關系。馬爾科·魯比奧（Marco Rubio)在今年1月出任國務卿的提名聽證會上宣稱，“戰后的全球秩序不僅過時，而且已經成為用來對付美國的武器”。美國兩黨高層的上述代表性言論，反映的是美國精英階層對當前國際形勢之變和美國政策調整之需的深刻反思。

△6月24日至25日，北約峰會在荷蘭海牙舉行。

雖然政策傾向多處對立，但兩黨均認識到，美國急需通過新的政策路徑來應對當前國際變局，否則“霸權地位”恐無從支撐、難以持續。出于這些考慮，美國的全球戰略、地緣重點、盟伴體系等戰略布局，以及對外政策工具的運用、外交風格等戰術特征，在當前及未來時期勢必呈現新的變化。

美國識變應變的諸多政策調整能在多大程度上撐住“美國霸權”，效果顯然存疑。特朗普政府對盟友和伙伴利益的不屑一顧，對利益交換的癡迷，加之政策變化的不可預測性，正在前所未有地加劇國際社會的“疑美論”認知。多項民調顯示，包括盟國在內的多國對美認知陷入低谷。美國不僅存在深刻的國內治理危機，在國際社會也正面臨愈發增強的信任危機。內外危機的共振不僅消弭了美國在關稅等方面的短期收益，也越來越導致其在移民、簽證、科技監管等領域內外政策協同的難度增大，從而消耗其長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根基。

來源：中美聚焦（太平洋國際交流基金會微信公眾號，原文標題"如何看待美國外交政策偏好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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