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耗”大行其道，女性還有必要自省嗎？

一個二婚四娃，工作停滯的女人被丈夫指責有“情緒管理問題”；女兒對她極盡不滿，搬走和親生父親（女人前夫）生活；丈夫面對她的憤怒，質問與無助痛哭后提出離婚。她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錯了，明明照顧孩子、犧牲事業、受盡委屈的那個人是自己。在與婚姻咨詢師的溝通中，她發現原來自己有問題——自己正在使用情緒暴力綁架親人，渴望被愛卻不懂得如何回應愛。最終，站在鏡子前，她給了自己一個擁抱，選擇與世界和解。

你愿意理解這樣一種敘事嗎？這是今年北京國際電影節上最“成功”的一部電影，包攬四項重要大獎，被業內人士贊嘆“秒殺奧斯卡最佳影片《阿諾拉》”，是“女性主體性敘事的又一次升級”。這是本月初在國內上映的挪威電影《愛的暫停鍵》。

電影劇照 圖源|豆瓣電影

這是一部以“自省”為主旨的電影，女主Maria在困境中掙扎著認清了自己的課題。但對于這種向內尋求，自我調節的解困辦法，觀眾并不全都買賬。

“生孩子是原罪，不然女主也可以像那個混蛋男一樣拍拍屁股走人，而不是PUA自己獲得和解。”網友在豆瓣上給電影打出三星，留下評價。

“Maira的強勢固然令人不適，但應該看到她對家庭實實在在的付出和愛，Sigmund（丈夫）的冷漠才是包裹著無辜的惡，最該被批判和矯正。”

“最后強行自我勸解‘你很好，你擁有善良的心，你值得被愛’全都是空話。”

觀眾對電影的質疑聲讓我意識到，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對“主體性”十分敏感，對“內省”十分應激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下，“與其精神內耗自己，不如發瘋外耗別人”是被普遍信奉的處世哲學，而女主Maria偏偏經歷了一個相反的過程——從“發瘋”一般的憤怒輸出，到向內審視出自己深藏的不配得感。Maria的心路歷程到底是自我救贖，還是自我PUA？

在這個外耗當道的時代，正在努力走出規訓的女性們還需要反思與自省嗎？

“帶著期待去看，其實觀感不好。”觀眾在小紅書上表達著自己的不滿。

《愛的暫停鍵》不是一部批判現實的電影，但它十分寫實。電影準確還原了女性的普遍困境——因為無法兼顧工作和育兒而崩潰，因為丈夫在二者之間擁有選擇權而憤怒不滿，因為父母的暴力式親情而應激。

電影中有一幕，Maria在經歷了手忙腳亂的一天后看見了出差六周回家的丈夫，丈夫說酒店的床不舒服，沒休息好，她想起自己這一個多月里獨自面對的各種糟心事，對著丈夫陰陽道：是，在酒店睡覺一定非常難受，然后立馬拋出了孩子在學校惹事的消息，想讓丈夫因為錯過了子女的教育而自責。

在國內觀眾，尤其是女性觀眾看來，Maria的精神狀態簡直和典型的“東亞母親”如出一轍——永遠忙碌、永遠憤怒、永遠委屈、永遠走在“發瘋”的邊緣。女性們總能在她身上看見自己，或者看見自己那個用關愛包裹著控制欲的母親，然后潸然淚下，發出“原來我不是一個人”的感慨。

如今，許多人都知道這些女性的“瘋”通常是被逼的。她們的處境反應了現實社會中制度與意識層面存在的性別問題，比如母職懲罰，比如喪偶式育兒。但電影似乎并不想把解決辦法落在外部，比如呼吁制度的完善，推動男性責任意識的提高，而是落在了女主個人身上，讓她自我覺察，通過自身的調整與改變走出困境——這也是觀眾感到“觀感不好”的主要原因。

用網友的吐槽來說，還以為前面鋪墊的女主在家庭職責、職場境遇、社會資源中遇到的困難，最終會引來外界的體諒或男主的醒悟，沒想到最后是“女主覺醒了”，而且覺醒的答案是“這段關系中原來是我做錯了不配”。

“Excuse me?還是溫情治愈救贖向的結局，算哪門子的回應了女性困境？”

在小紅書和豆瓣上，類似的質疑聲很多。大家不滿意這種將困境歸因到Maria身上的敘事：面對親密關系，原生家庭和子女關系，明明都是她在努力尋找解決辦法，明明面對痛苦，解決問題的是女性，而電影卻通過如此視角將男性隱身，弱化了他們在婚姻與愛情關系中本應承擔的責任。

另一個讓觀眾感到“恨鐵不成鋼”的情節，是Maria在電影后半段的自我反思。在咨詢室里，婚姻咨詢師向Maira發出了一連串的靈魂叩問：

丈夫回家后擁抱你，你為什么要推開他，轉身離開呢？ —我不知道，我想讓他感到難過。

你為什么要讓他感到難過呢？他做了什么事？ —對，他離開了我們（指為期六周的出差）。

可是丈夫的離開經過了你同意的吧？ —對。

你想讓他感到內疚。 —對。

為什么？你為什么要讓他感到難過呢？ —……

對話發生后，Maria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行為與情緒中那部分隱藏起來的“無理取鬧”，最終發現，自己一直在刻意破壞家庭的和諧氛圍，以表達心中的不滿。而這份不滿的背后，是深藏的不配得感，不自洽，和與之相伴的恐懼——她認為自己配不上丈夫，需要通過不斷的指責，讓丈夫感覺離不開自己。

最后，Maria直言是自己離不開丈夫，但她尊重丈夫的選擇，也會努力過好只有自己的人生。

這種看起來脆弱，甚至處于下位者的姿態被許多觀眾詬病。觀眾們認為Maria的這種轉變是自我PUA的結果。他們不接受Maria就這樣把過錯攬在自己頭上，忽視了之前讓自己耿耿于懷的事實，即丈夫在婚姻中回避沖突與責任的行為。他們對此感到憤怒：“一個有四個小孩的女性，前夫不接小孩，現任不回家，銀行卡刷不出來，一堆家務事纏身，還得在現任回家的時候提供笑臉——這誰能做到啊我請問？”

觀眾對電影的不滿，甚至憤怒，來自一種失望，失望于影片精準捕捉了女性的普遍困境，贏得了女性的共鳴與代入，卻沒能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出口或解決方案。

正如觀眾們所說，相比自我審視與自我救贖，我們期待從電影中獲得的，其實是一種更加強烈的反抗，或者更加“圓滿”的和解。我們想看到一種足以推動外界發生改變的影響力，而非Maria單方面的心理和行為變化，因為這看起來好像太微不足道了，甚至有點背離她追求丈夫時展示出的強主體性，獨立自信的女性形象。不少網友認為Maria是一個沒從上一段婚姻中吸取教訓的“戀愛腦”，非要在一段段失敗的婚姻中重復著自己的錯誤——太相信愛情、太依賴男人、太輕易生育。

Maria最終在丈夫面前袒露了軟肋，還道了歉，這樣的結局讓觀眾感到不公平。

在小紅書上，網友Rea精準指出了這種不公平感的由來：女性在親密關系中太擅長反思了，明明不應該自己承受這種負擔——難道我們需要認清自己在親密關系中的不足，認清自己不會愛，乃至認清自己的深層心理本質，才能夠離開一段親密關系嗎，這樣離開的門檻是不是太高了？像影片所暗示的，男性同樣為親密關系的失敗負責，卻“不擅長”自我反思和承認錯誤，我們為什么不能像男性一樣，不舒服就要求分開，甚至逃避問題？

對女性反思與自省行為的應激式抵觸，對“自我”的極度追求——這不是個例，而是當下女性主義語境中的一種常見現象。

在一場辯論綜藝里，面對提問“怎么分辨我的審美是不是被規訓出來的？”辯手龐穎直呼“我認為女性太愛反思自己了。與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責結構”，引起全場喝彩，相關視頻在b站獲得近140萬次觀看。

面對失戀、職業挫折、財務規劃等問題，當女性表達出自我反思的意圖，提問“我需要如何改變”時，網絡熱評通常會將問題一股腦地歸咎為“是男的不行”“是職場文化需要改變”“是消費主義陷阱”等當下流行的“原罪”。

今年八月，Taylor Swift宣布訂婚在網絡上引發“失望熱潮”。不少女性將婚姻視為最具有代表性的父權制產物，而Taylor，一個開創了“無孩愛貓女”這一反傳統婚姻制度的女性形象，身體力行對抗身材羞辱，反對父權制的女性主義精神領袖，突然訂婚了，仿佛是對過去獨立女性身份的一種背叛——那個與你并肩對抗父權制度的成功女人，竟然放棄了徹底的獨立，主動走進了父權為女性編織的牢籠中。

Taylor在時代巡演中展示自己的肌肉 圖源｜AP Photo/George Walker IV

一些粉絲對Taylor選擇訂婚的失望，與觀眾對電影的失望類似，不滿的是女性在性別“戰役”中反抗的不徹底、不完美、不極致。我們擔心一種有所妥協，有所示弱的反抗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逐漸消磨女性群體爭取權力的意志，在一再的妥協和自省中讓渡已經爭取到的話語權，默許社會退回到倡導“女德”的舊敘事中去。

無論是對電影的爭論，還是對Taylor訂婚的態度，從類似的爭論中，我們能看見當下女性主義語境中存在的一種緊張感——許多人的心中都有一根繃緊的弦，它要求我們極度“自我”與“自信”，避免示弱，因為一旦承認自己的軟肋，比如自己需要成長，需要被愛（尤其是來自異性的愛），就有可能被父權體系利用，從而削弱我們長期以來對性別結構性壓迫的批判。

這種激進并不新鮮。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就已出現，且成為了美國第二次婦女運動浪潮中各類觀點中的佼佼者。1969年，女權主義活動家Carol Hanisch提出“個人即政治”的口號，強調許多與性別有關的，看似私人的問題不應由個人解決，而應作為根源于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問題來被共同解決。1976年，Andrea Dworkin提出觀點“每一種社會形式的等級制和凌虐都以男性凌駕于女性的支配為典范”。如今我們對所謂主體性的極致追求，失望于Maria和Taylor對社會問題的“選擇性忽視”，與激進女權主義的這些觀點一脈相承。

但這種“激進”何以在今天作為一種現象而出現？一方面，這與女性主義話題高度娛樂化、話題化、流量化的現狀有關。在注意力經濟時代，一個能夠激發情緒，引發討論與傳播的言論與收益直接掛鉤。相比于復雜，嚴謹的研究，那些帶有爽感的，口號式的觀點更容易被看到，甚至成為“爆款”內容，每一個傳播者都可能因此獲得流量，甚至間接獲得收益，如今脫口秀綜藝中越來越多的性別話題就是很好的證明。

當然，這并非批判激進女性主義觀點的表達，因為整個世界在性別議題上能做的都還有很多。以被普遍視為性別平等模范的北歐地區為例，只有挪威對公司董事會成員設定了具體的性別配額要求，盡管如此，坐到極高管理席位上的女性占比也少得可憐。還有研究顯示，在挪威，即使制度允許女性全職工作，女性也會出于家務負擔，伴侶支持等原因選擇兼職工作，以減輕壓力或沖突。這一研究結果也完美貼合了電影中Maria的處境與選擇。

北歐各國女性管理者占比 圖源 | SpencerStuart

另一方面，當我們對“自我”“自省”等概念高度敏感，奮力強調不滿與不公時，或許已經陷入了和Maria一樣的境地——我們還未獲得足夠的安全感，看著虛構角色重現我們熟悉的創傷情景也會感到應激，甚至將自己帶入了受害者視角，開始自我防御，自我保護。

這也體現了當下女性主義的另一困境——集體榜樣的缺席。我們缺少扎根于現實的，影響力足夠大的女性主義榜樣。她們不是直接以“女性主義”本身盈利的個人，而是能夠圍繞女性主義持續發聲的公眾人物群體或生態。

如今，這些角色通常由明星、博主、學者等替代，但明星博主的言行與利益高度捆綁，學者的觀點缺乏深入淺出，貼合時代的解讀，無法實現足夠廣泛的大眾傳播。這導致我們始終在討論女性主義，卻始終無法沉淀出長期、穩定、不斷積累的影響力。

也因為缺少現實榜樣，我們只能拼命向影視作品，向娛樂明星索要一個徹頭徹尾的“成功案例”，以證明自己對女性主義的堅持與戰斗是有用的，以撫平我們的深藏心底的不安與焦慮。

對于缺少現實榜樣這個困境，電影其實已經給出了一個合理、且能夠實現的解決方案：內觀，自愛，自省。這并非一種妥協，反而是自我負責的體現——

原生家庭的改善與社會制度的進步都需要時間，當外界暫時無法向你提供幫助時，你是否能承接自己，拯救自己，還是要等到世界都好起來了，你才能跟著好起來呢？

參考資料：

• 北京日報：獲天壇獎四項大獎的《愛的暫停鍵》有多牛？周黎明：秒殺奧斯卡最佳影片《阿諾拉》
• bilibili@陳小姐的十五樓：當女性故事超脫受害者敘事，這部電影炸了
• Reading Feminist TheoryFrom Modernity to Post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na Helg?y: What sustains feminized part-time work at the gender equality frontier? Evidence from a vignette experiment, Sage Journals
• Spencer Stuart: 2024 Nordic Board Index

//作者：Jacq

//編輯：吃不動餃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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