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集中采集DNA：必須獲得法律授權

科技創(chuàng)新才能真正服務于人民福祉，而不是成為懸在公民權利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錫林浩特市公安局近日通告稱，自2025年9月5日起，集中采集轄區(qū)內男性居民血樣錄入本地DNA數據庫，并聲稱此舉為了“完善公民身份信息”，且將“直接關聯(lián)到個人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辦理”。

通告強調，采集過程嚴格遵循相關規(guī)范，承諾依法嚴格保密。

然而，這一看似服務于公共安全的舉措，卻引發(fā)了法律授權、隱私保護與權力邊界等系列質疑。在依法行政成為共識的今天，任何涉及公民敏感信息的采集行為都應當經得起法治審視。

依法行政原則要求，公權力機關的行為必須有明確的法律授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居民身份證登記項目包括多項信息，但并未涉及DNA信息。《護照法》等相關法律中同樣沒有收集DNA的規(guī)定。

2015年4月，公安部在回應公眾咨詢時曾明確表示，“將DNA數據納入戶口資料管理應用的時機尚不成熟”，原因是“DNA信息采集涉及倫理、個人隱私等社會問題，需要社會統(tǒng)一認識，也需要法律授權”。

十年過去了，通過檢索國家法律法規(guī)數據庫，依然沒有發(fā)現任何法律或行政法規(guī)授權大規(guī)模采集公民DNA信息。

錫林浩特市公安局在通告中并未引用具體法律條款，僅模糊地提及“上級部門統(tǒng)一部署”。然而，根據行政法基本原則，任何上級部署本身也必須以法律法規(guī)為依據。沒有法律明確授權，大規(guī)模采集公民DNA信息的合法性存疑。

DNA信息不同于一般個人信息，它包含一個人全部遺傳密碼，具有唯一性、不可變更性和可遺傳性。《個人信息保護法》將生物識別信息列為敏感個人信息，要求處理此類信息必須具有明確、必要的法律依據及特定目的。

DNA信息一旦泄露或濫用，將對個人乃至家族造成不可逆的深遠影響。正因如此，多數法治國家嚴格限定DNA的采集與使用場景，通常限于司法偵查涉案對象或志愿者登記，而非無差別覆蓋特定群體。

錫林浩特市采集行動針對“轄區(qū)內男性居民”，預計覆蓋數萬男性，樣本將與全國公安DNA庫聯(lián)網。這種以性別為分類標準的全面采集，缺乏合理且一致的解釋，令人對所謂“完善信息”的實際目的產生疑慮。

警方在通告中稱DNA信息將“直接關聯(lián)到個人身份證、護照等證件的辦理”。這種表述實質上將DNA采集與基本證件辦理綁定，削弱了居民的知情選擇權

如果DNA采集確實是自愿的，那么拒絕提供血樣的居民不應在證件辦理中面臨任何不利后果。但通告中并未明確說明居民是否可以拒絕采集，以及拒絕后是否會影響正常證件的辦理。

考慮到公安機關的強勢地位，居民很容易將這種“關聯(lián)”理解為變相強制。真正的自愿采集，應當確保居民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做出明確同意，并可以隨時退出。

警方承諾“依法嚴格保密”，但在缺乏具體法律依據和系統(tǒng)監(jiān)督框架的情況下，此類承諾難以徹底消解公眾對信息濫用的擔憂。

DNA數據庫面臨多種風險：技術層面可能遭遇黑客攻擊；人為層面可能發(fā)生內部人員竊取或濫用。在現有身份識別技術（如指紋、人臉識別）已較為成熟的背景下，大規(guī)模采集DNA是否符合“最小必要”原則值得商榷。

以美國23andMe基因公司一案為例，當該公司申請破產并計劃出售客戶基因數據時，紐約州總檢察長聯(lián)合27個州提起訴訟，成功阻止了這一行為，保護了客戶基因數據的安全。這一案例表明，敏感生物信息的保護必須受到高度重視

此次事件引發(fā)的核心思考是公權力運行的邊界問題。依法治國要求公權力恪守法律邊界，尤其在涉及公民基本權利與自由的事項上，更須謹守“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

DNA信息庫的建立或許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但其推行必須建立在充分的合法性基礎、透明的程序設計和有效的權利保障之上。湖南省正在制定的細胞和基因產業(yè)促進條例也強調要規(guī)范細胞采集，嚴禁違法向第三方提供受檢者基因信息，這反映了對生物信息規(guī)范管理的趨勢。

在技術能力日益強大的今天，那些被認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舉措，更需要放在法治的框架下審慎考量。唯有如此，科技創(chuàng)新才能真正服務于人民福祉，而不是成為懸在公民權利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