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彈終結辯論，maga旗手隕落

文 | 丁毅超

當地時間2025年9月10日中午12時10分，美國保守派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Kirk）在猶他州奧勒姆市的猶他山谷大學戶外演講時遭槍擊身亡，終年31歲。當時他正在參加一個名為“美國卷土重來之旅”（TheAmericanComebackTour）的活動。這一活動由當地大學的“美國轉折點”（TurningPointUSA,TPUSA）分會主辦，吸引了多達3,000人參加。

柯克當時坐在一個白色帳篷下，帳篷上印有“美國卷土重來”和“反駁我”（ProveMeWrong）等標語，這是他標志性的公開辯論形式，旨在鼓勵學生就相關議題向他提問。

現場視頻顯示，柯克在演講中頸部中彈后捂住傷口，鮮血噴涌，數百名聽眾驚慌逃散。槍手疑似從約180米外的洛西中心大樓遠程射擊，隨后被警方控制，但身份及動機尚未公布。猶他州州長斯賓塞·考克斯將事件定性為“政治暗殺”，特朗普下令全國降半旗至14日，并稱贊柯克是“青年領袖”。聯邦調查局（FBI）已介入調查，初步判斷為單人作案。

與兩黨排面人物試圖維持虛假的體面不同，不同意識形態者在社交媒體上對柯克死亡的態度已經公開分裂。筆者認為這是政治極化進入到下一階段的標志性事件。

隨著政治非人化的完成，譴責政治暴力將日益淪為儀式性行為。政治暗殺，或則說公開的政治仇殺將會日益擴大化和激烈化。可以預見的是，施米特的幽靈已不再是俳佪在我們上空，現在他即將在墳墓里發出自己的嘲笑。

誰是查理·柯克

雖然想要直接開始分析問題，但鑒于可能有相當一部分人并不清楚查理?柯克是誰，以及他干了什么事情，筆者將首先為讀者填補一些基本信息。

柯克于1993年出生，在芝加哥郊區長大，其政治覺醒與2008年金融危機和奧巴馬政府的政策緊密相關。或者更準確地說，他的政治觀念建立在新自由主義的自我崩潰上。在短短一學期后，他從社區大學輟學，全身心投入到政治行動主義。

這是一種在美國，甚至西方年輕人中非常流行的想法，重要的是行動，而不是思辨。用Vaush之類政治播客的話說，就是要不停去Push，從而最終改變政治生態。環保少女格蕾塔可能是政治行動主義最令國內民眾熟悉的人物。更廣義上看，包括AOC在內的一批左右兩翼青年激進政客都可以劃入這一范疇。

投身于共和黨草根運動的柯克很快與茶黨活動家比爾·蒙哥馬利（BillMontgomery）相遇。在柯克18歲時，他們就共同創立了上文所說的“美國轉折點”組織。這一組織的目的就在于對抗自由派大學校園團體，并在年輕人中推廣保守主義觀點。

之后，他迅速將美國轉折點打造成一個“資金雄厚的媒體機構”，其活動包括發布“教授觀察名單”（ProfessorWatchlist）和“校董會觀察名單”（SchoolBoardWatchlist），同時通過他的廣播節目《查理·柯克秀》（TheCharlieKirkShow）和社交媒體積聚了數百萬追隨者。

隨著特朗普的崛起，他迅速擁抱特朗普時代的“好斗、民粹主義保守派”，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基督教民族主義，并堅持通過對抗性言論來挑戰他眼中的“覺醒主義”。他最廣為人知的表演就是在大學里與美國大學生公開路邊辯論，并表示他將在一分鐘內說服對方。

柯克短平快的打法確實暴露出美國很多大學生在政治議題上沒有什么深入的思考，更多是隨著群體領袖的意見而起舞。但作為社交媒體時代的民粹領袖，柯克也不乏“出格之語”。比如他宣稱民主黨人“代表了上帝所憎恨的一切”，“伊斯蘭是左派用來割斷美國喉嚨的劍”，這些爭議性言論在極大動員己方支持者的同時，也增加了對立面的仇恨值。

客觀而言，柯克的很多辯論遠非無懈可擊。比如在自由市場經濟這一問題上，整個特朗普陣營內部也存在不同聲音。班農這樣的人物就更傾向資本管制。柯克往往會對MAGA陣營自身的理論內在缺陷一筆帶過，不過分深究。但考慮到柯克并非思想家，這種做法也無可厚非。

更重要的是，柯克的一系列舉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國大學中的進步話語壟斷地位，填補了保守派在高校內部的話語空白。他高度社交媒體化的風格，令柯克成為動員共和黨青年選民的關鍵人物（甚至未來可能會成為共和黨版本的AOC）。

這種角色定位使柯克在保守派運動中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并鞏固了他作為“青年耳語者”的地位。甚至特朗普本人以及萬斯都對柯克贊賞有加。在柯克槍擊身亡后，特朗普宣布下半旗全國哀悼就是非常明顯的信號。

柯克這樣的青年為何可以通過政治行動主義取得如此大的影響力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由于這個問題過于偏離本文主旨，筆者簡要指出這可能與整個冷戰后自由主義話語體系的崩潰搶相關。越來越多的年青人，無論是左右哪一邊，都對冷戰后的傳統媒體審查和議程設置失去興趣。他們更需要的是有效的情感共鳴。柯克和AOC這樣的人物則很好地滿足了這一需求，從而幫助他們與追隨者建立起直接的情感聯系。

仇恨政治與非人化

在柯克被槍殺之后，兩黨政治領袖紛紛對政治暴力進行強烈譴責。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所有這些暴力都不應該發生。查理·柯克真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真正俘獲了年輕人的心，激發了他們的想象力。他是一位令人難以置信的愛國者。他真正讓數百萬年輕人相信，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才是出路。”

眾議院民主黨領袖杰弗里斯發表聲明，“任何形式的針對個人的政治暴力都是不可接受的，完全不符合美國價值觀。我們為他的家人在這場悲劇中祈禱。”奧巴馬也表示“但這種卑鄙的暴力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不應該存在。”

顯然，在公開的頂級政治場合，兩黨人物依舊試圖維護某種程度的共同公民準則。盡管在言辭上可以激烈對抗，但身體暴力是不可接受的。然而，即便在這一時刻，兩黨在譴責中的微妙差異仍然存在：民主黨人傾向于從反對普遍政治暴力的角度發聲，而共和黨人則更多地將柯克描繪為一位愛國者、父親和英雄。這種框架差異顯示，即使在悲劇面前，人們理解事件的根本黨派框架依然未變。

然而與兩黨排面人物至少愿意維持基本共識的表演相比，社交媒體上的態度可謂是涇渭分明。在保守派集體哀悼的同時，以左翼和自由派為主導的反特朗普陣營機會毫不掩飾地調侃甚至公開諷刺柯克的死亡。

他們引用柯克在槍擊問題上的看法，將柯克的死亡視為巨大的回旋鏢。其中的潛臺詞不言而喻，柯克的死亡即便不是罪有應得，也是咎由自取。不得不說，這種幸災樂禍的心理與上一次特朗普遇刺失敗的失望之情一脈相承。

這種社交媒體上的情緒變化至少表明了以下幾點。第一，自認為進步派的大帳篷人群并沒有像學術界的捍衛者一樣真得那么反感暴力。恰恰相反，大部分左右兩端的人士更多討厭的是對自己不利的暴力，而不是討厭暴力本身。一旦出現符合進步派愿景的暴力，它的社交媒體支持者即便不表示公開支持，其內心深處也沒有多少反感之情。

第二則是和平主義的儀式化。和平主義憑借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整個國際社會的政治正確基石。對暴力的反對成為這種和平主義最具識別性的外顯表現。然而在整個二戰后的世界秩序日趨瓦解的今天，這種和平主義也正在日益喪失自己的客觀性。

與上一次特朗普遇刺相比，在本次事件中對政治暴力的譴責愈發趨于儀式化。甚至譴責本身成為了一種禮儀化的姿態。反而在政治日常中，美國兩黨在煽動暴力這一點上狂飆突進。

第三，同時在筆者看來最重要的是，當今政治極化已經進入到新階段，即政治上的非人化。非人化不是什么新鮮問題。更準確的說，納粹帝國對猶太人的系統性屠殺就是這種非人化最極端的表現。這因而也成為二戰之后思想家反思的重點。

只不過從今日的政治現實看，這種反思的實際效果正在加速消散。無論是以色列將加沙地區的哈馬斯非人化,還是烏克蘭將俄羅斯軍隊稱之為獸人，這種非人化已經在當代的地緣政治沖突中直接常態化。

零星的反思依舊存在，幾乎沒有任何主流政治力量對此進行譴責。NGO的進一步衰弱也可以視為佐證。聯合國亦是如此,這是整個二戰后政治秩序瀕臨瓦解的結果。

絕大部分人都已經意識到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二戰后政治機器趨于瓦解,只不過大部分人對這一機制的衰退并沒有深入理解，也無法理解聯合國復雜的官僚迷宮和作為衰退組織的殘余效力，所以只能轉化為聯合國已經沒用了這種過于容易被抓住漏洞的說法被某些人批評。

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問題筆者會放到下一節再討論。現在更重要的問題是非人化與社交媒體之間究竟擁有什么樣的關系。事實上，社交媒體正是這種非人化的加速器。社交媒體本身就鼓勵以挑動對立的方式獲取流量。柯克的成名之路本身就是以來這種社交媒體傳播效應。通過深入敵營的方式（指直接在高度傾向于自由派的大學內部與人辯論），他成功將自己符號化，成為了MAGA陣營插入民主黨大本營的象征。

然而，也正是他這種以文化戰爭為導向、充滿對抗性的政治風格，使他成為了一個巨大的爭議性人物，也為他最終的悲劇性結局埋下了伏筆。他所參與的，正是他所助長的“殘酷戰斗”式的政治環境。從這一點看，柯克確實“咎由自取”。

更進一步說，社交媒體本身就是政治極化的“賦能者”。社交媒體的算法通過推薦與用戶已有觀點相似的內容，創建“回音室”（echochamber）和“過濾氣泡”（filterbubble），從而在技術層面固化了意識形態對立。在即時的信息流中信息被壓縮、簡化和極端化。

所以在這一意義上，社交媒體不僅僅是加速器，它本身就是重塑政治生態，使得“非人化”成為常態的結構性力量。它將政治人物去復雜化，將其簡化為可以被點贊、分享和攻擊的符號，這從根本上為非人化的發生提供了溫床。

歡迎來到施米特世界

到現在為止，我們幾乎可以承認，任何將查理·柯克的遇刺視為悲劇性個案的想法都可能過時，政治暴力在全世界的回流是日益明顯的事實。比如特朗普在競選集會槍擊受傷以及捷克總理遭受槍擊重傷，一系列事件表明政治刺殺的烈度已明顯攀升。可能某些中道派還幻想著黃金時代的和平，但不得不令人遺憾地指出，這種虛構的和平假象已經結束了。世界正日益回到施米特所預言的世界。

友-敵關系是施米特對政治最經典的論斷。在《政治的概念》一書中，他認為政治的本質在于“敵友”的區分。這種區分根植于人類的多樣性，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身份、信仰和生活方式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施米特將政治的最終可能性歸結為“極端情況”，即“真正的戰爭”，物理暴力是政治存在的終極證明。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中道派所懷念的和平時代本質上是一種幻想，這種幻想試圖通過將敵人轉化為“競爭者”或“辯論對手”來規避政治的真實本質。冷戰后的中美關系就是這種幻想的典范。通過將中美間的沖突轉化為商業上的競爭，從而消除兩者之間可能的差異。用施米特的話說，自由主義試圖“廢除政治”，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國家和政治不可能被消滅”。

查理·柯克的遇刺恰恰證明了這一點。無論柯克言論具有何種煽動性，他在所謂的進步派大本營中也是通過辯論這種被哈貝馬斯這樣的中道派極力贊賞的方式，與意識形態反對者對抗。

然而這種交往理性非但沒有產生正反饋，反而導致他愈發被某些人視為眼中釘。

最終，當一場旨在進行言語辯論的政治活動被單發子彈終止時，它便從施米特所批判的自由主義“辯論”領域，諷刺般地直接跨入了“物理對抗”的“極端情況”領域。沒有什么比這次暗殺可以更明顯地證明交往理性的脆弱，以及充分理性交流的不可能。反而在漫長的理性辯論中，柯克一步步從討厭的對象被日益非人化，以至于他的死亡只能受到意識形態反對者的嘲笑而非憐憫和同情。

更為糟糕的是，全球化將施米特的敵我對抗也全球化了。我們完全可以捫心自問一下，今日政治中是否存在一個沒有日益政治極化的國家。反而我們發現，各國因為不同的議題而極化。在某些國家這可能是移民問題，在另一些國家就變成了性別爭議。

當然大部分情況中總是各種問題兼而有之。這種普遍性論述不否認每個地區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在社交媒體時代，極化往往容易跨越過境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對自由主義的共同反抗則為相互見的共鳴提供了條件。阿美利加只不過作為一個槍支泛濫的國家，率先打破了國家機器對民眾武力的絕對控制。

那么，結果是什么呢？政治刺殺的擴大化和激烈化將是可以預期的未來。今日保守派青年明星可以被暗殺，那么明天那些左翼的youtuber和政治明星同樣可以需要加強自我保護。畢竟在另一群人眼中，他們的仇恨值并不比柯克低多少。

隨著暴力禁忌的進一步解放，臺面上人物譴責暴力的行為將無法發揮出捍衛共識的效果，反而會成為一種令人厭倦的虛偽表態。所有的激進分子都只會質問，既然對面可以動手，“我們”為什么不動手。

當然，有些敏銳的讀者會指出，那么主權者在這一事件中究竟具有何種意義。畢竟在施米特的理論中，主權者是作為例外狀態的決斷者，國家內部也不是國際社會這樣的無政府狀態。

那么主權者本身為何不壓制這種暴力。原因很簡單，主權者本身也在施加暴力。在一個共識機制瀕臨崩潰的時代，主權者需要通過決斷的方式盡可能調動有利于自己的暴力。這種具體的刺殺暴力恰恰為主權者更為廣泛的暴力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如同911事件一樣）。

最終暴力的連鎖將會上升到國與國的對立中。國際政治本質上是弱肉強食的，聯合國這樣的多邊議事機構更多是八十年前的遙遠回聲。更為本質地說，聯合國是主權意志的產物，而非對主權意志的真正限制。主權國家就是巨大的eva，在日常的管理中它可以接受抑制器的限制，但在真正的生存時刻，或者說面對到自己的存在性威脅時，抑制器必須屈服于生存意志本身。

這才是聯合國日益衰弱的實質性原因。它無力解決大國之間的糾紛，甚至開始無力解決中等強國之間的糾紛。聯合國將始終沉淪于自己的官僚主義之中，持續不斷地進行名為改革的無用游戲。直到在一場決定性的地緣政治沖突中，在醉生夢死之中，聯合國徹底喪失自己的實存意義，和國聯一樣被掃進垃圾桶。

查理·柯克的遇刺是一個具有多重意義的事件。從意識形態層面看，柯克的一生與他所代表的青年右翼運動，反映了美國政治從傳統辯論向以社交媒體為導向的、高度對抗性的文化戰爭的轉變。然而，這一事件最深刻的啟示在于它所揭示的社會與哲學困境。

形式性的暴力譴責日益無力阻擋政治暴力的盛行，它揭示了當言語的對抗性達到極點時，其與物理暴力之間的界限將變得何其脆弱。當政治人物被簡化為純粹的意識形態符號，而其人性和個體性被系統性地非人化時，他們的生命安全便失去了神圣的光環。美國政治，乃至當今政治，都可能正在日益走向一條施米特所語言的道路。政治終將回歸自己的本質，它是關乎生存的敵友斗爭。

是誰殺死了查理·柯克？他既死于刺殺，也死于“自殺”。他是施米特所預言的世界最新的祭品，也是自由主義崩潰的最新注腳。歡迎來到施米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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