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1：毛主席是怎樣與“共產風”“浮夸風”作斗爭的

1961年1月13日，毛澤東主席對全黨干部發出號召：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毫無疑問，這個時間點非常特殊，正是在我們三年自然災害進入到最困難的關頭。毛澤東主席在此時發出這種號召，自然頗有深意。毛主席這次號召中指出：

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 發那么多表格，報上來說糧食增加了，豬也增加了，經濟作物也增加了，而實際上沒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報表我是不看的，實在沒有味道。河南要求下邊報六類干部情況，今天通知明天就要，這只能是假報告。

就在這篇《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有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內容：

有了好的方針、政策，你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于沒有。鄭州會議的方針政策是對的，只有一條不對，就是不要算賬。鄭州會議是三月初開完的。有浙江的經驗，有麻城的經驗，到了四月上海會議就搞了十八條，決定舊賬堅決要算。我寫的那個批語還早嘛。那兩個月我動筆批的文字有兩萬字以上。打筆墨官司沒有多少用，兩萬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縣、社、隊封鎖，你有什么辦法。

這些會議是什么會議？是反對浮夸風、放衛星、虛報占產量、強征糧的會議，主席自己說了，他寫的相關內容就有兩萬多字，想打筆墨官司我都能給你翻出來。但是呢——不起作用。底下縣、社、隊封鎖，你有什么辦法。

可以看出來，老人家已經非常生氣了。半年之后還有一段吐槽，他用“等于放屁”來形容自己當時的重要批示，還說出了“不懂社會主義”這種重話：

我在北京召集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什么叫等價交換。——1961年6月20日

為了解決先鋒隊出現的問題，除了大規模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領袖還做出了兩項重要呼吁，一是不要壓制群眾反映意見：

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第二，是鼓勵干部去工農業生產第一線參加勞動：

我們希望爭取在三年內能使全國全體農村支部書記認真參加生產勞動，而在第一年，能爭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書記參加勞動，那就是一個大勝利。城市工廠支部書記也應當是生產能手。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人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

毫無疑問，這一系列組合拳，是與引發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有著直接關系。

我們把時間撥回到1958。

“這樣下去一定垮臺，垮了也好，垮了再建。無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毛澤東，1959年3月5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這次講話的背景是反對彌漫全國的“浮夸風”、“共產風”，他老人家發了這么大的火、說了這么極端的話，一方面因為全國這一問題已經很嚴重了；另一方面因為官僚集團沆瀣一氣、欺上瞞下，他屢次強調這個問題，依然遏制不住這股歪風。他老人家氣憤之下只能說出“我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反對畝產萬斤的浮夸風，被某些人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像小孩子斗嘴一樣說“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在1958年11月9日政治局會議上《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講話中，毛主席就指出了現在全國盛行的“浮夸風”，并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

并強調：“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最詭異的地方在這里，派人去調查了一番，調查結果是——產量沒有虛報，共產主義實現形勢一片大好。

毛主席是正兒八經身經百戰的人，怎么會不知道一畝地產量多少。在隨后的武昌會議上，又強調了這個問題：“聽說有幾個姑娘說，不搞畝產八萬斤不結婚，我看她們是想獨身主義的，把這個作擋箭牌。據伯達調查，她們還是想結婚的，八萬斤是不行的。”

還有鋼產量的問題：“西北去年只有一萬四千噸，比蔣介石（的鋼鐵產量）少一點，今年五萬噸，超過蔣介石，明年七十萬噸，增加了十三倍，這里頭有機會主義嗎？華南去年兩千噸，今年六萬噸，增加三十倍，馬克思主義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萬噸，增長十倍。”

可以看到，這時候主席的話還是比較輕松的，用“她們是想獨身主義”“馬克思主義越到南方越高”這種又詼諧又諷刺的話敲打他們。但是問題必須還是要解決的，做出了如下強調：

“這些數字，還要核實一下，要各有根據，請富春同志核實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聲。”

“任務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從反面考慮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幾十番，就要考慮。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雖然你們說要搞基點（鋼、煤），但要幾個月才能搞成？河北說半年，這還要包括煉鐵、煤炭、運輸、軋鋼等等。這要議一議。今年有兩個側面，中國有幾個六千萬人，幾百萬噸土鐵，土鋼，只有四成是好的。我看還是穩一點。水利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億了嗎？我說還是留一點兒給兒子去做，我們還能都搞完哪？”

與此同時，還以事實為論據，批評了基層中出現的種種魔幻現象：

“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過去打仗發捷報，講俘虜多少、繳獲多少，也有這樣的事，虛報戰績，以壯聲勢，老百姓看了舒服，敵人看了好笑，欺騙不了的。”

“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

最后，毛主席總結說：“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要進行教育，講清楚，要老老實實，幾年之內能做到就好。”（1958年11月21日）

結果呢？“這TM8歲？”“這就是8歲！”

人家一口咬定這就是八歲，你能有什么辦法？要是斯大林，早就命令手槍隊上子彈了。然而毛主席還是宅心仁厚、菩薩心腸，還是想著拯救同志、改造干部、整頓風氣。

某些地方盲目追求產糧，或者說為了宣傳效果，盲目推進莊稼密植，有的甚至要在莊稼上面站個人，來證明自己種得夠密、產糧夠高。這個小問題毛主席都注意到了，他苦口婆心地在《致六級干部公開信》（六級為：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里寫到：

“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1959年4月29日）

對啊，小孩擺拍好管教，大人喜歡擺拍可就難辦了。大人代表的是一個在共產風、浮夸風中獲取政治資源利益團體，所以這不是打大人的屁股，是這一大群人的臉啊！

強調了半天有用嗎？沒有用。事態開始越來越嚴重，因為有些地方衛星放得過高，農民開始出現自發的瞞產情況。對于這一問題，毛主席批示說：

“我對隱瞞產量是寄予同情的。當然，不說實話，是不好的。但是為什么瞞產？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點，值得同情。瞞產，除了不老實這一點以外，沒有什么不好。隱瞞了產量，糧食依然還在。瞞產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對發展生產沒有大不了的壞處。虛報不好，比瞞產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

“有個下放干部寫信回來說，他所在的那個公社規定要拔掉三百畝包谷，改種紅薯，每畝紅薯要種一百五十萬株，而當時包谷已經長到人頭那么高了，群眾覺得可惜，只拔了三十畝，但上報說拔了三百畝。這種造假是好的。”

“犯錯誤的干部，主要是強迫命令，講假話，以少報多，以多報少。以多報少危險不大，以少報多就很危險，一百斤報五十斤，不怕，本來是五十斤報一百斤就危險。”——可以看到，毛主席永遠是站在勞動人民這一邊的。

很明顯，毛主席心里是門清的，上面說大煉鋼鐵好鋼率只有四成，農村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可見他早就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了。但是他提，有人反對——或者說當時大多數人都反對，說這是打擊積極性、說這是機會主義。在八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就與這一派人馬進行激烈的交鋒：

“安徽去冬今春水利開始搞八億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變成十六億。八億是機會主義，十六億是馬克思主義。沒有幾天又搞了三十二億，十六億就有點‘機會主義’了。后來提高到六十四億了。我們把改變面貌的時間說長一點，無非是當‘機會主義’者。這樣的機會主義，很有味道，我愿意當，馬克思賞識這種機會主義，不會批評我。”

“其實今年好鋼只有九百萬噸，軋成鋼材要打七折。 只有六百多萬噸。 不要自己騙自己，糧食是不少。 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億斤，我們講七千三百億斤，即翻一番多點，那一千一百億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虧。 東西還存在。 我們只怕沒有，有沒有，沒有查過，在座諸公都沒有查過。

就算有八千六百億斤，四分之一是薯類。要估計到不高興的這一面，索性講清楚，把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縣開個會，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別人講不愛聽，我就到處講講倒霉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臺，黨分裂，脫離群眾，被美國占領，國家滅掉，打游擊。”（1958年12月9日）

主席這些話是論辯的最高境界——有數據支撐、事實打臉、調研為基石，又詼諧幽默、諷刺爆表——然而依然沒有什么卵用。于是就有了上文中那段話“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不是代表你們官僚；“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就是旗幟鮮明的反對浮夸風、共產風；“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

為什么浮夸風難以遏制呢？歸根結底還是官僚主義的問題。譬如說吧，官員考核肯定是看KPI的，我說今年我們鄉畝產一萬斤、密植三千畝，這就是我的政績。我匯報到縣里，縣里一看不錯，作為我們縣先進鄉的樣本申報到省里；省里一看很不錯，作為我省人民積極推進“多快好省”實踐的典范匯報到中央，建議全國推廣，咱們是省的日報先給宣傳一波，先號召別的縣鄉學習一下。

結果報道中央，毛主席一看不可能，我們都是種過地的，怎么可能你這說一萬斤就一萬斤了，批示建議核實，不要吹牛。但是你這樣不是打下面一串人的臉么，下面人的政績怎么算？然后一層一層核實下去，縣里向省里匯報，木有問題我們調研過了就是畝產萬斤；省里向中央匯報畝產萬斤真真切切，主席你別這樣，這不打擊我們干部積極性么？就是上文中毛主席講話說的“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后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

那么問題來了，是誰在“扛著紅旗反紅旗”呢？是誰在主席三令五申之下，依然頂風作案不思悔改，甚至還想顛倒黑白呢？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毛澤東傳》的作者之一李捷在講座時說過：有些材料不能公布“不是因為說出來以后有損于毛澤東，而是說對現在有些人不利”，所以只能采用“著而不述”的春秋筆法。大家自己體會。

去年建國七十周年的紀錄片《我們走在大路上》，其中一段話擦了一點邊，但沒有明說，這就叫春秋筆法，可以與本文互為照應。

這一問題在“共產風”中體現的更加典型。“共產風”雖然跟“浮夸風”一直相提并論，但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們先來看一看毛主席批評“共產風”的言論：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雞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

“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看看我們的歷史吧。我們只是無償剝奪了日德意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糧食等生活資料。所有這些都不是侵占別人勞動成果，因為這些被剝奪的人都是不勞而獲的。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我們沒有采取無償剝奪的辦法，而是實行贖買政策。因為他們雖然是剝削者，但是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現在又不反對社會主義改造。同志們，我們對于剝削階級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們對于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么可以無償占有呢？”（1959年2月27日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周之后，毛主席又開火了：“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如不愿不等價交換，就叫沒有共產主義風格。這叫什么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歸公。現在什么公？豬、鴨、雞、蘿卜、白菜都歸公了，這樣調人都跑了。河北定縣一個公社有七、八萬人，二、三萬個勞動力，跑掉一萬多。這樣的共產主義政策，人都走光了。勞動力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

還是那句話，無論是浮夸風還是共產風，毛主席心里是門清的。他至少掌握了相當一部分基層事實：“甚至征購糧款也被公社拿走，國家出了錢，公社攔腰就搶。這些人為什么這樣不聰明呢？他們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問題是省、地、縣委沒有教育他們。”（3月1日、3月5日的講話）

共產風的本質與浮夸風相同——都是官僚主義，但是表現邏輯是不同的。生產隊是以村為單位的，生產隊長是村民公選推出的、德行和能力足以擔任的農民，一個村可以有好幾個生產隊；而人民公社是相當多個生產隊與村莊的聯合體，領導就不是農民了，而是干部，通常是副縣級或縣級的領導。那么他們把生產隊的糧食全部收集上來，還要把豬、羊、雞甚至茶幾、剃頭刀都要收繳上來，為什么？趙本山回答過這個問題——腐敗啊。

腐敗是一方面，彼時共和國從上到下還是非常清廉的；更多的則是官僚的權力，天然就處在一個集中的趨勢，這是官僚的本性決定的。把生產隊的生產資料、糧食甚至農副產品都集中起來，越集中權力就越大。英國諷刺喜劇《是，大臣》中，常務秘書漢弗萊為什么這個活也要攬過來、那個職務也要兼任，而且天天想著擴大預算和編制，這就體現了官僚的本性——他們渴求權力就像魚類之于水。

權力集中了就怎么樣呢，比如說就會有脫產的文工團，選一些適齡少女唱歌跳舞——我們領導操勞一個大公社這么累，連農民家的剃頭刀都要管，需要勞逸結合適時放松，這很合理吧？毛主席批評過這個現象：“勞動分配，現在極為不合理，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分配太少，而工業，行政人員和服務行業的人員太多（有的多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必須堅決的減下來。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

但是批評沒有用，你不可能指望官僚被你罵了幾句就良心發現，欺上瞞下是他們最擅長的技能。毛主席不止一次對這個問題發過火：

“六中全會公社決議的一套制度，二個半月來根本沒有實行。問題不這樣提，共產風會繼續發展。為什么六中全會的決議沒有阻止這股風的發展？是不是只有冀、魯、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別高尚，馬克思主義多？我就不相信。”

“整社三個月沒有整到痛處，隔靴抓癢，在武昌會議時，不感到這個問題，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著覺，九月就充分暴露了。”

“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未執行，等于放屁。”（三月五日的講話）

但凡下面這些官僚有毛主席百分之一的良心，他們也會睡不著覺。就比如說文工團這個事，三番五次強調，并在1959年2月28日專門下發了一個文件，題目就叫做《公社不允許有脫產的文工團》——但是正如上文所說“根本沒有實行”。

毛主席點名批評了一些“扛著紅旗反紅旗”的省份，看看他們找的是什么借口：“河南說‘雖有本位主義情有可原，不予處分，不再上調’，安徽說‘錯是錯了，但不算錯’。不是人家本位主義，而是我們上級犯了冒險主義，翻箱倒柜，‘一平、二調、三收款’，一張條子，一把秤，一頂帽子，這是什么主義？”

——后面這半段是毛主席在嘲諷，因為地方督撫（尤以五大金剛為首）吹出來這種風：我的小弟們雖然做錯了，但是初衷是好的，所以就不處分啦；反倒是你毛主席，今天讓我們干這個，明天讓我們干那個，做出了工作還不表揚，實在是打消干部積極性啊。他老人家就直接指出本質——不要把鍋甩給基層，就是你們這些督撫的錯，你們搞這種強盜式的征調，算什么主義？

還是那句話，毛主席永遠是站在勞動人民這一邊的，對于欺上瞞下的官僚與苦苦應付的人民，他老人家做出了如下定調：“勞動力到處流動，磨洋工，對這點我甚為欣賞，放一炮，瞞產私分，勞動力外逃，磨洋工，這是在座諸公政策錯誤的結果。”

如何解決現在的問題，主席提出了兩點措施，一個是經濟的，一個是政治的。經濟的是：“現在銀行不投資農業，我建議每年增加十億，十年搞一百億無利長期貸款，主要支援貧隊，一部購買大型農具，十年之后國有化了，就變為國家投資了。”

政治的是：“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適當積累，合理調劑，收入分配，由社決定，多勞多得，承認差別，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不解決這個問題，大躍進就沒有了。我這篇話不講，就不足以掀起議論，這幾個月許多地方實際上破壞了價值法則。去年鄭州會議，就吵這個問題，拉死人來壓活人。”

“拉死人來壓活人”就是某些集團，認為主席指出浮夸風、共產風的問題屬于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這個回應我們上文說了，主席表示： “這樣的機會主義，很有味道，我愿意當，馬克思賞識這種機會主義，不會批評我。 ”

上上下下這么多問題，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主觀主義，怎么辦？怎么解決？毛主席走了兩條路，一條常規的一條非常規的。常規的就是“整風”的老套路，他老人家力主推進了“干部下放、軍官當兵、五項并舉、螞蟻啃骨頭”——包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干部參加勞動”。

還有一條非常規的路，烈度就比較高了，是不到萬不得已不會用的“天魔解體大法”。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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