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書坑儒背后的反復辟斗爭

大家好，我是歷史有深度也有趣
秦滅了六國，但是沒有全部消滅六國貴族，這些貴族們無時無刻不想著顛覆秦朝復辟六國。改朝換代之后，出現復辟運動是再正常不過的，清朝末年，張勛就搞過一次清帝復辟運動。但是秦的特殊之處在于，它的復辟與反復辟斗爭，明顯帶有“路線斗爭”的味道
公元前226年，燕國剛剛被滅，統一戰爭還在進行時，最早被滅國的韓國貴族在其故都新鄭發動過武裝叛亂。參與者中就有后來為漢朝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張良。在秦帝國建立之后，張良還策劃了著名的博浪沙刺殺秦始皇的事件。也正是由于張良一直以來秉承貴族復辟的主張，這與漢帝國承襲秦制完全背道而馳，因此劉邦對張良從始至終都是用其“智”但不用其“志”的態度——他始終只是作為劉邦的高級顧問，在漢定天下之后，張良也就逐漸淡出漢帝國的政治舞臺了，這都是后話。

秦律

相比于北方的五大戰國來說，江淮流域的楚國故地局勢更加動蕩不安。這主要是因為：其一自戰國以來，齊燕韓趙魏五國都在不同程度上進行了變法，雖然不及秦國的變法深刻，但大致的方向是差不多的，貴族在其政治框架中的權重都已經被削弱不少，其中不少在前期就已經被邊緣化；民間輿論上，因為有本國變法“墊底”對《秦律》的接受程度比較高——《秦律》強調不存在法外之人、法外之地，這一點比強調貴族特權的所謂“王道”更加令人信服。
而楚國在整個春秋戰國時代一直是封建制最為頑固的地區，“吳起變法”事實上對楚國的改變非常有限，比如在秦末最為活躍的項氏貴族，在戰國時代，他們的封地就一直處于高度自治的狀態，楚國貴族在自己的封地往往是樹大根深，完全壟斷了當地的山川、田地、人口等等重要資源，中央政府沒有這些數據國家管理就無從談起。當地百姓也會對領主有超越國君的忠誠度。
其二，秦的滅國大戰，前后只用了十五年時間。帝國疆域大幅擴展超越了帝國的國家機器原本的承載力，這一點在疆域遼闊的楚國被滅之后表現的尤為明顯。《秦律》的核心首先在于“治官”，除了對官員的賞罰、績效考核、行為規范有明確的規定之外，對官員的選拔、培養也有著嚴格的程序，這就保證了秦國官僚體制的整體質量。《荀子》中有對秦國官僚體制的描述：各級政府部門“百事不留”；部門間“恬然如無治者”；官員“出于其門，入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也”。
然而這種人才選拔、培養機制無法跟上版圖的擴張速度，更不要說，對基層官員而言還要面對完全陌生的民風、習俗。而且眾多地區的人口、田畝，連當地原有的官員都沒有數據。至此，任用部分六國舊官吏，甚至是老世族子弟，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否則你就得面臨無政府狀態。
如此一來，秦國官僚機構，特別是基層政權的質量以及對咸陽的忠誠度就必然會大幅下降。關于這一點，透過《史記》對劉邦等人在起事前的描述就能夠感覺出來，作為基層官吏，無論是蕭何、夏侯嬰亦或是劉邦，無論彼此之間如何講義氣，但于公而言，絕對談不上“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
由此不難看出，作為帝國根基的《秦律》，其權威性一方面在秦二世登基后遭到了破壞，另一方面在基層也逐步被架空。
一方面六國貴族在不斷密謀復辟，另一方面秦廷內部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早在帝國建立之初，朝堂上就曾掀起過關于實行郡縣制還是封建制的“路線”大討論。從過往來看，秦上層的這一復辟趨勢其實可以說是由來已久，在秦王政登基之初，時任秦國丞相的呂不韋就曾企圖對始于商鞅的《秦律》進行修正：在法家中央集權的框架下，重新融入部分分封的元素。
這一次的復辟運動，最終釀成了秦國上層一次慘烈的政變，最終政變以秦王政一方獲勝結束，秦國路線重新回到法治的傳統軌道上。歸根結底，一武一文兩次復辟的根源還在于一個“利”字。
在秦帝國無論是做官還是做貴族都很累。秦的獎懲制度即便放到今天，也依然是非常公正的，依照秦律，秦的國家功勛體系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階層。且依照秦法，個人待遇與爵位絕對掛鉤，爵位與功勞絕對掛鉤。
再者，秦的爵位體系也有別于山東六國。第一，依法受爵，非功不賞。你是否可以受賞，只取決于你是否立功，賞賜多寡，也完全依據《秦律》而定，多不了也少不了，只取決于對你功勞的量化計算。
第二，爵位不得世襲。自商鞅變法之后，秦國臣子中爵位得以世襲的只有一個特例，就是武成侯王翦，他的爵位傳給了他的長孫王離。但這個特例的前提是，山東六國中，三個是王翦滅掉的，而這其中滅趙、滅楚是秦國十五年統一戰爭中懸念最大的兩戰。魏國被王翦之子王賁所滅。
第三，雖然秦制并不吝惜爵位，但是要得到侯爵一級則非常困難，十五年的滅國戰爭，最終獲封侯爵的不過28人。后來的楚漢戰爭中，劉邦為得到精英階層的支持，大肆封侯，使得漢帝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面臨勛貴集團尾大不掉，帝國內耗嚴重的問題。
此外，秦的爵位無論高低，都是虛封，雖然名為xx侯、xx伯，但是這并不意味受封者在這一地區有任何治權，而且爵位與官位并不掛鉤。也就是說，秦對于功勛，是“賞利不賞權”。你的功勛可以換來物質利益和榮譽，但是要做更大的官，管理更大的行政區劃，那只能取決于你的能力是否勝任，歸官員考核系統的管。

商鞅變法

對于秦的精英階層，在秦孝公和商鞅時代，這種體制給了布衣精英們前所未有的上升渠道。可是到了秦始皇時代，布衣精英們早已實現階級跨。這個時候的秦制于他們而言，就太累人了。畢竟只要是人，都會趨向于“好逸惡勞”，勤勞永遠是被逼出來的。正是因為這個緣故，，秦廷前后兩次復辟運動才都能成勢。而巧合的是，呂不韋和王綰又都是以丞相身份向君主發難。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咸陽頒布了一道新的法令——“使黔首自實田”，即對全國土地狀況進行普查、登記。在農業時代，這其實就是對全民的資產調查。在商鞅時代，為了壓制封建貴族，秦法實行了土地私有化，國家采取授田制。到了秦始皇時代，授田制很可能已經松動，大族富戶對一般自耕農的土地兼并已經初露端倪。“使黔首自實田”正是針對這一趨勢所采取的應對手段。正是這一法令，引發了秦帝國的第三次復辟浪潮。
當年末，秦始皇在蘭池再次遭遇行刺，而且在秦嚴密的社會管控體制下，這次在帝國核心地帶對皇帝的刺殺行動，事后的調查竟然以一無所獲而告終。
三年之后，秦廷又一次掀起了郡縣制和封建制的大論戰。正是這次論戰，徹底激怒了始皇帝，隨即啟動了焚書令，并且取消了博士官的議事制度。而正是這次激烈的反應促使儒家的博士淳于越、叔孫通、侯生、文通君孔鮒（孔子九世孫）的出走。同時逃亡的還有以盧生為代表的大批方士，只不過后者是因為“求仙問藥”騙了皇帝。
逃亡中的這兩撥人很自然的又和六國貴族攪在了一起，而且無論是儒生還是方士，雖然對于務實未必精通，但是對于輿論戰則是絕對的內行。于是，諸如“始皇死而地分”之類的流言便開始在帝國流傳開來。這樣一來，帝國內部的路線之爭就演變為了敵我矛盾。

焚書坑儒

隨著政府介入調查，方士和儒生又開始相互檢舉揭發，最終涉案人數達到了460多人。最終“焚書坑儒”的“坑儒”指的就是處死了這460多人，而這其中，絕大部分其實都是被儒生檢舉出來的方士。現在看來，這的確很血腥，但是不要忘了，在后世朝代可是動不動就會連坐、砍頭甚至滅族的，而《秦律》對邢殺的限制恰恰是最嚴的。后世漢武帝的巫蠱之亂，直至明清時代的諸多大案，牽連人數往往都是數以千以萬計。
反過來講，秦的反復辟斗爭從朝堂的論戰最終演化為鐵血鎮壓，其實也說明了咸陽所面臨的壓力正在極速增大。國家內部表面統一，實則早已是暗流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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