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袈裟的CEO”有什么不可以？

少林寺住持釋永信被開除僧籍了，原因是他嚴重違反佛教戒律：涉嫌刑事犯罪，挪用侵占項目資金寺院資產；長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并育有私生子。

這兩條說到底，就是涉及“財”和“色”，確實與中國社會對出家人“六根清凈”的道德期待背離。不論背后還有什么隱情，至少這兩條就已足夠扳倒他了。

一時之間，網上全都是嘲諷他的段子，“對佛祖不忠誠，不老實”，“摟著姑娘念著經，不負如來不負卿”，把少林寺變成了藏污納垢之所。

有人說，釋永信是個“穿袈裟的CEO”，言下之意，當然是說他是個“假和尚”，其實私底下借著少林寺的招牌斂財。然而，在此有必要較真一下：“穿袈裟的CEO”，為什么不可以？

01

少林寺屬于禪宗“五宗七派”中的曹洞宗，釋永信就是其第四十七世傳人，然而同樣是曹洞宗，這一派的僧人在日本卻可以娶妻生子，寺院也常常就是其私有產業，相當于一個家族企業，通過寺院經營賺錢完全是正當合法的。

多年前，日本的曹洞宗還爆出過轟動全日本的新聞。2008年，橋本英樹從父親手上接任見性院（位于埼玉縣熊谷市）住持一職，隨即宣布廢除千余年來的檀家制度，任何人只要繳付3萬日元，便能在寺內供奉先人骨灰靈位，并由住持處理各種供奉儀式，其它各項服務業全都明碼標價公布在網上。

▲見性院張貼在寺廟參道入口公告欄上的“施舍清單”（圖/網絡）

“檀家制度”是日本的佛教制度，信徒（檀家，相當于中國的“施主”）向寺廟布施供奉，以換取寺院滿足其精神需要。這種長期關系是自愿的，但也存在大量模糊曖昧之處，例如，你給寺里捐了一大筆錢，但不清楚能換來什么服務。橋本英樹打破了這種慣例，把寺院的宗教服務完全變成了明確的收費項目，因而招來了強烈非議，認為他是把宗教商品化了。

橋本英樹可說是“穿著袈裟的CEO”無疑。這間寺廟是他的家產，他也完全把宗教服務當作和其它按項目收費的服務業，沒什么本質區別，強調“清晰的會計”和“服務重點”。即便在遭受非議之后，他也沒有動搖，反倒認為那些不能透明公開的寺廟才是腐化的。

在一次接受采訪時，他坦然說：“在當今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競爭中，只有寺院不能與時俱進，僧侶也墮落了。”（今の資本主義経済の自由競爭の中で、お寺だけ時間が止まり、僧侶も墮落していました）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傳統寺廟的收費是個保密的黑箱，橋本英樹認為，天價但不明確的收費，正是年輕一代疏遠佛教儀式、導致日本寺院衰落的主因之一，而其中不知去向的資金也使僧侶腐化了，現代服務業都是明碼標價的，為什么宗教就得例外？

02

在推行改革之前，橋本英樹的月收入僅10萬日元（日本一般大學畢業新人的月收入都能達到20萬日元），維持生計都成問題，一度不得已四處兼職。他很了解顧客的需求，不但明確價目，而且像僧侶守夜和葬禮上誦經的服務，他收費減半，甚至考慮到一些人生活太忙，他可以接受郵寄過來的骨灰。

正是他打破傳統的做法，讓見性院起死回生，走出了經濟困境：收入擴大到過往的4倍多——2016財年約1.28億日元，而他接手前還不到3000萬日元；信徒達到改革前的兩倍；葬禮服務的請求比以前增加3—5倍；他本人每月領取的收入也增至50萬日元。

橋本英樹在這么做的時候，完全像是一個挽救瀕臨破產的家族企業繼承人。他是正宗的曹洞宗僧人，在曹洞宗的駒澤大學（這所大學其實一度就叫“曹洞宗大學”）研究生畢業，然后在曹洞宗總本山永平寺修行3年，再回家子承父業。

他本人對此也直言不諱：

我是住持的孩子，我自己也結婚了，實在不能說自己是出家人，只能說是以出家為目的的在家僧侶而已。所以我做法事，只能說是提供服務而已。

像橋本英樹這樣娶妻成家、把寺廟作為家族企業來經營，在日本社會早已習以為常。

親鸞圣人像

日本全國有多達77000座寺廟，絕大多數都是私有財產，實際上就是特定家族世代經營的家族企業，而住持就是“企業CEO”。這種做法始于親鸞上人（1173—1262），他主張“在家成佛”，帶頭打破傳統，食肉娶妻，過世俗生活。

到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于1874年發布《肉食妻帶解禁令》，宣布肉食、結婚都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僧人也無須出家取法號，姓名乃至各項權利都與普通國民相同。

不僅如此，還進一步允許僧侶可以繼承，不但可以破戒生子，孩子還可以子承父業。一百多年下來，僧侶實際上逐漸變成了一個家傳職業，大量的寺廟也就都私有化了。

03

如果說日本的寺院看上去像是為社區提供服務的家族企業，那么像少林寺這樣的中國名剎，則更像是國企。

少林寺既不是釋永信所有，他更不能娶妻生子，將資產傳給子女。盡管身為住持擁有巨大的權力、也有政治地位、各種榮譽，但那些利益不是他個人的，他要清楚地知道那都屬于公共財產，他只是組織的受托人。不僅如此，如果他不能嚴于律己，破戒犯規，德不配位，那就要被拉下馬，接受嚴厲的制裁。

這種公有制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專長研究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日本歷史學家岸本美緒曾研究指出，在中國的家族內部，家長其實也只相當于是“臨時受托管理家產的人”：

在此，作為所有的主體的“人”，與其說是個別的“人”，不如說是從祖先到子孫永遠連續的生命之流的一部分。作為家族全員直系尊長的家長，在該時間點是體現這一生命之流的人，對于該生命的持有物即家產，當然是由家長來做出決定。但是，如同家族的人格被家長所涵攝了一樣，家長的人格也已經被死去的祖先所涵攝，要想違背從祖先到子孫的生命之流所命令之事，即使是家長也不被容許。

一個人想把產業私有并予以支配的觀念，在這樣的社會觀念之下是缺乏正當性的：

即使是皇帝，如果以天下為“我一人之產業”，以天下之收入為“我產業之花息”，也要被責難其忘記了本應奉獻全社會的任務。

誕生在中國社會、且中國化程度最深的禪宗，當然也無法逃開這一觀念的影響滲透。

早期的禪宗連自己的專門寺院都沒有，四處云游為生，倒也沒有寺產的問題，直到晚唐的百丈懷海才開創禪宗修法道場，那時的禪寺更像是一座眾僧集團生活的學校。可以說，禪寺在納入國家管理之前，其寺院財產是集體所有制的。

這種產權不清晰的狀態，在以往清貧的年代倒也沒什么，但少林寺近40年已急速發展出一個龐大的產業，其利益之巨大，就連釋永信本人，在1981年入寺時都絕對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40多年來，“少林寺”在他手里實際上已被打造成一個超級品牌，擴張成為一個資產數十億的巨大商業版圖，也難怪他這次出事后，網上有人戲稱他是“少林寺佛教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釋永信，正佛級”。

這和日本寺院那種家族企業式的經營方式全然不一樣。日本的寺院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是葬儀，但在國內這屬于殯儀館、公墓等民事范疇；有些日本寺廟還開民宿，我在北海道小樽就住過，佛堂樓上就是客房，這在我們國內也是不可思議的。

少林寺龐大的收入依靠的不是對本地社區提供什么明碼標價的服務，而是品牌授權、文化IP、武術表演和培訓、香火捐贈乃至商業地產投資，而其中的絕大部分都未公開，那恰恰是橋本英樹所指責的那種讓僧侶腐化墮落的模式。

04

像釋永信這樣，手握巨大的權力和利益，但這些又不是他本人所有的，同時只靠道德和戒律約束，那就算換個人，只要少林寺的管理制度不改變，后續也還是會有人栽在這上面。想想某些國企領導為什么會“前腐后繼”，就明白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和尚在這方面并不見得更高尚。

從這一意義上說，現在輿論對釋永信的問題其實模糊了重點，關鍵不是他在“財”和“色”上破戒，而是少林寺在他手上的運營方式太不透明。至少參照日本的情況來看，住持娶妻食肉、將寺院私有化，其實并不重要，也完全能把寺院管理好，重要的是它的產權是否清晰、運營模式是否現代化。

這倒并不是說少林寺也要私有化，因為從國內的環境來看，且不說佛教戒律不允許，就算允許了，也還是會有新的問題。

像海南玉蟾宮住持羅星道人，俗名陸文榮，是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海南省道教協會會長，他在出家前就曾是個成功商人，頓悟入道教之后也照樣經營出色。

玉蟾宮實際上就是他家的產業，他和妻子張媛控制著十多家企業，涉足文旅、酒店、地產、農業、教育等諸多領域，夫妻倆僅支持道教、教育、扶貧等就捐款超過1億元，玉蟾宮的投資更高達3.75億。

▲海南玉蟾宮（圖/CFP）

但羅星道人并沒有犯戒，因為他所屬的道教教派正一教是容許“食肉娶妻”的，要不是他兒子陸萬禎2019年炫富被綁架，外界還不知道他家多有錢。

也就是說，在中國社會，如果宗教團體變成家族企業經營，那么大概率就是“大肆斂財”，說不定還會養出幾個富二代，但同樣不見得能服務于社會福祉。

在此，臺灣證嚴法師創建的慈濟功德會（1966年成立，1980年代中期興起）非常值得參照。它的模式是完全用基金會的方式透明運作，學者龔鵬程說得很準確：“此一佛教團體，雖以其偉大管理經營成就為世人所稱羨，其經營管理本身卻并未運用任何佛法佛理。”

穿袈裟的也能當好CEO，但既然是CEO，就得按現代方式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