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五星酒店走上街頭：中國高端酒店的尊嚴與焦慮

圖：鄭州一家五星級酒店在門口支起攤位，以平價鹵味和小吃招徠過路顧客。“沒想到五星級酒店也開始擺攤”，引發了大眾對高端酒店業現狀的熱議。

行業背景：高星酒店“內卷”下的發展困境

經濟下行和消費收縮的大背景下，中國高星級酒店業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近年來高端酒店供給快速增長，但需求增長乏力，行業呈現明顯的供給過剩和“內卷”態勢。

據中國旅游飯店業協會發布的數據，2024年我國關店比例最高的不再是經濟型酒店，而是中端及高端酒店；全年共有超過1000家中檔及以上檔次酒店停業，涉及客房約10萬間。關閉酒店中68%為中檔酒店，加上高端酒店合計達95%，許多曾風光一時的老牌星級酒店在激烈競爭中被迫退出市場。

與此同時，新開業酒店仍在增加——2024年上半年全國新增酒店2.3萬家，使全國在營酒店總數超過36萬家。供給激增與需求走弱疊加，行業競爭演變為紅海廝殺，價格戰頻繁，“內卷”趨勢日益加劇。

高星酒店市場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在近兩年更加凸顯。其一，商務差旅需求下滑。疫情后的復蘇并未帶來高端酒店想象中的繁榮，反而因為全球經濟低迷、企業削減成本，商務旅客和會議會展的需求持續減少。

今年大量外企和國內大廠縮減差旅預算，超六成企業選擇砍掉一部分出差開支，科技、金融等行業過去三年差旅預算平均砍掉15%–20%，有的甚至砍掉三成以上。

據麥肯錫最新數據，中國企業商務出行和會議的支出連年下降，許多五星酒店賴以生存的商旅會議市場大不如前。其二，居民消費趨于謹慎。疫情反復和經濟預期轉弱導致大眾消費心態保守。

圖表：2021–2025年五星級酒店總營收變化圖

調查顯示，2024年餐飲消費支出增加的消費者占比僅為31.3%，相比2023年大幅下降（此前為50.0%），而消費支出減少的比例上升了近5個百分點。高端餐飲不再是大眾優先選擇，反而是剛需強、頻次高的平價小吃快餐在逆勢增長—

2024年小吃快餐市場規模逆勢突破1萬億元，同比增長7.5%，呈現出消費降級下“低價為王”的趨勢。

其三，高端酒店自身定位受沖擊。在消費分層時代，一邊是國際高奢酒店在中國市場的營收下滑（萬豪、希爾頓等品牌在華RevPAR同比下降2%–5%），另一邊是本土中端連鎖的崛起和下沉。

高端酒店為搶客源紛紛下調價格或推出子品牌下探市場，而經濟型酒店也向上升級蠶食份額，市場出現“高端酒店下沉、平價酒店升級”的混戰格局。

強敵環伺下，不少高星酒店陷入“高投入、低產出”的惡性循環：整體每間可用客房收入（RevPAR）同比下滑約3%–5%，平均房價（ADR）下降1%–3%，以價換量變成常態。即便行業龍頭錦江、華住等2024年營收略有增長，凈利潤卻同比下滑達10%–25%，中小酒店更是舉步維艱。

市場的殘酷使高星級酒店業績承壓，不少曾經的城市地標酒店出現“跌落”跡象：出售、換牌、降級頻繁出現。《高奢酒店也做不下去了？》一文指出，北京已有索菲特、勵駿等老牌五星酒店掛牌出售卻乏人問津，2024年上半年國內高端酒店資產拍賣342個項目中流拍率高達85%。

更令人警醒的是，高端全服務酒店的盈利能力在下降。有行業專家直言，目前五星級酒店的平均RevPAR竟低于國內中高端連鎖亞朵酒店的水平。高星酒店昔日的輝煌光環正在褪色，當“五星”不再意味著高利潤，高端酒店業正步入存量市場的殘酷淘汰賽。

經營現狀：營收結構失衡與政策沖擊

面對行業低迷，五星級酒店的經營現狀可謂“冰火兩重天”。一方面，傳統主營業務增收乏力甚至下滑。根據權威報告披露的數據，2025年第一季度錦江酒店集團營收29.42億元，同比下滑8.25%；歸母凈利潤僅3600萬元，大跌81.03%。

另一家老牌高星酒店集團金陵飯店同期營收4.47億元，同比下滑20.48%，凈利潤僅645萬元，下降18.26%。可出租客房收入和入住率也呈下降趨勢：2024年國內酒店整體平均RevPAR約118元，同比下降9.7%，平均入住率58.8%，比上一年降低2.5個百分點。

圖表：五星級酒店餐飲盈利結構圖

北京作為高端酒店最集中的城市之一，2024年五星級酒店共接待賓客453萬人次，居然同比下降4.1%。到了2024年第三季度，全國五星酒店平均房價降至599.7元，同比降幅4.78%，平均出租率僅60.7%。

這些官方數據表明，高星酒店近年來營收增長停滯甚至倒退，經營壓力在疫情后并未減輕，反而因消費降級而加劇。

另一方面，五星酒店營收結構中的“半壁江山”——餐飲宴會業務遭遇重創。傳統上，高星級酒店的收入不僅依賴客房銷售，還有相當比例來自餐飲板塊，尤其是商務宴請、婚慶酒席、公務接待等高端宴會消費。

酒水銷售更是酒店餐飲的重要利潤來源。然而從2013年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倡導節儉起，高端餐飲消費開始走下坡路。近兩年這一趨勢演變為“斷崖式”下跌：

2025年5月起，中共中央出臺史上最嚴的新禁酒令，明確規定公務接待用餐一律不得提供酒類。多地政府迅速跟進嚴控公務宴請，“禁酒令”如同最后一根稻草，令高星酒店原本就不景氣的宴會生意雪上加霜。

權威媒體的報道指出，以往五星級酒店動輒有40%以上的營業收入來自公款宴請，如今這部分收入幾乎歸零。北京海淀區一位高端餐飲業者透露，“禁酒令”實施頭兩周，他所在餐廳的包間預訂量暴跌了八成。

深圳南山區一家粵菜酒樓經理也無奈表示，即便官方后來強調“禁違規吃喝，不是禁正常餐飲”，高端包廂生意仍較之前減少三成以上——“比如今晚10個包間只訂出2個，包間人均消費也從原來的300元腰斬到不到150元”。

五糧液、茅臺這樣的高檔酒曾是五星酒店宴會上的常客，如今公務飯局連啤酒都不點了。婚宴市場的萎縮同樣讓酒店經營雪上加霜：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量僅610.6萬對，同比銳減20.5%。

結婚人數連年下滑導致婚宴場次大減，曾是許多高星級酒店餐飲支柱的婚慶業務大幅縮水。可以說，“禁酒令”以及公務消費和婚慶消費的全面收縮，擊中了五星酒店營收結構中最脆弱的一環。

餐飲業務不振，使不少五星酒店的餐飲部門陷入盈利困局。有業內人士坦言，許多高星酒店的中餐廳、西餐廳平日里門可羅雀，即便引入米其林廚師、裝修富麗堂皇，也難以吸引足夠的日常顧客，常年處于虧損或微利狀態。

圖表：2023–2025年高星級酒店餐飲營收走勢圖

一組數據顯示，2023年度全國星級飯店人均實現利潤僅0.46萬元，而2019年這一數字還有0.52萬元，單位盈利能力下降明顯。

上海市統計局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點：2025年一季度上海限額以上住宿和餐飲業營收同比下降4.3%，全行業虧損額達8.74億元；同期北京的限額以上住宿業營收同比下滑7.3%，虧損額高達9.7億元。

這意味著不少高星酒店集團頂著光鮮的營收數字，實則出現了“增收不增利”甚至虧損的情況。高昂的人力和運營成本、逐年攀升的能耗和租金，再加上餐飲消費疲軟，使得五星酒店傳統盈利模式難以為繼。

擺攤的深層原因：高端酒店為何放下身段？

當高星級酒店陷入經營困境時，一個出人意料的現象出現了——五星酒店走出“象牙塔”，開始在街頭擺攤賣盒飯和小吃。

2023年以來，從一線城市到三四線城市，多地的五星級酒店紛紛加入“擺地攤”的行列，仿佛一夜之間豪華酒店經理們集體化身路邊小販。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酒店業主動求變，還是被迫求生？究竟是營銷作秀，還是無奈之舉？

首先，這股“五星擺攤”潮的直接導火索，正是傳統客源的大幅流失。如上所述，商務會議和高端宴請這兩條高星酒店曾引以為傲的營收支柱同時動搖。

酒店行業資深人士總結道：“過去高星酒店靠兩條腿走路：商務會獎和高端宴席。如今這兩條腿都在變得不穩”。公務接待沒了、外企不開會了、大公司削差旅了，曾經趨之若鶩的高端客源紛紛退場，酒店寬敞的大堂和宴會廳反而空空蕩蕩。

面對突如其來的客流斷崖，很多酒店別無選擇，只能放下身段“彎腰”向大眾尋求生路。正如一位酒店老板所言：“五星酒店不彎腰，就只能空著大廳等客人”。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俯下身去抓普通消費者的胃口，“攤子和掃碼槍是酒店對現實的回應”。因此，高星酒店擺攤更多是出于被動求生的現實考量——先顧住飯碗、活下去，再談高端形象。有人一語道破：“星級酒店‘擺攤’這一步不是情懷，而是先把飯碗保住”。

其次，不可否認，一些酒店把擺攤當作自救式營銷的手段，希望借此博取關注、開拓客源。在社交媒體時代，“五星酒店大廚路邊賣包子”天然具備話題性，能夠迅速吸引眼球，給酒店帶來討論度和人氣。

例如今年“五一”假期，浙江紹興的老牌酒店咸亨酒店把臭豆腐和酥魚搬到路邊試賣，結果剛一出攤就被游客圍個水泄不通，新聞在網上熱傳。不少酒店嘗到流量的甜頭，從周末試水改為天天出攤，甚至形成跟風之勢。

有評論調侃：“如果連麗思卡爾頓都能擺攤，別的酒店還好意思端著嗎？”這句話在業內不脛而走，反而成為很多五星酒店搶先行動的理由——與其被對手捷足先登賺走名聲和客流，不如自己也趕緊下場。

于是，一二線城市先試水，三四線城市緊跟進，如今走在一些城市街頭，不經意就會遇到酒店擺的攤子，“塑料盒、小推車、掃碼槍一應俱全”，儼然成為全國星級酒店心照不宣的新習慣。

再次，從深層次看，五星酒店擺攤既有主動創新的成分，也是對消費趨勢變化的回應。傳統酒店餐飲模式正在被顛覆：外賣、生鮮電商、網紅餐廳等新業態分流了大量客戶，高端酒店的餐飲被嫌棄“高高在上”，與尋常百姓日常需求脫節。

于是，一些酒店管理者選擇跳出固有思維，去“街頭”尋找增量市場。酒店餐飲正在出現“正餐快餐化”“餐飲零售化”的轉型苗頭。

比如天津麗思卡爾頓酒店大膽推出了平價漢堡移動餐車，把昂貴的正餐菜品做成快餐出售，售價僅幾十元，結果成為網紅產品；上海靜安瑞吉酒店也曾讓廚師開餐車進辦公樓和小區賣英式松餅和咖啡，每份不到20元，主動把餐飲服務送到消費者身邊。

這種“降維創新”一方面迎合了追求性價比的新生代消費者，另一方面也為酒店打開了線上線下全場景銷售的新思路——堂食、外擺、外賣、團購多管齊下，打破酒店餐飲只能在店內四壁之間賺錢的局限。

不少酒店高管開始研究如何把大菜小做、將精品菜品商品化包裝，通過短視頻和電商帶貨。河南有五星酒店嘗試在抖音上售賣招牌菜“虎皮肘子”，推出線上下單、酒店門口掃碼提貨的模式，結果單品在線賣出2萬多份。

這表明，酒店擺攤背后是一場業態革新的試驗：高端酒店希望以更接地氣的方式觸達大眾，用“平價+便利”的新產品重新撬動市場需求。從這個角度看，五星酒店走出大堂擺攤，不單是被迫自救，也蘊含著主動轉型的探索意義。

然而，高星酒店“放下身段”真的能帶來實際效益嗎？目前來看，這種嘗試更多是象征意義，大于經濟意義。消費者的反響雖然普遍正面，不少人覺得“五星大廚”的手藝物美價廉、愿意捧場。

但從酒店自身收益考量，外擺攤位收益有限且良莠不齊。據媒體調查，不同酒店的擺攤業績差異很大：有的酒店經理對鏡頭透露一天流水可達3萬元，比如鄭州某五星酒店下午5點出攤、37分鐘售罄，一天賣出3萬元的盒飯和鹵味；但也有酒店坦言日均營業額只有一兩千元。

即便像鄭州這家號稱日入三萬的酒店，總經理也承認那只是“純地攤營業額”，并未扣除人力、食材等成本。

究竟擺攤能賺多少錢、凈利潤幾何，幾乎沒有酒店愿意透露。畢竟，相較路邊小攤，五星酒店擺攤的人力成本、食材標準依然很高，廚師、服務人員穿戴整齊上街頭，本錢就比普通小販大得多。一位酒店高管坦言，如果酒店沒有很強的供應鏈和成本管控優勢，靠賣10塊錢一份的菜肴很難真正增加利潤。

換言之，不少酒店擺攤可能只是增加一些現金流入，卻無法覆蓋酒店高昂的固定成本。這種“增收不增利”的隱憂，令理性的業內人士對擺攤模式的可持續性存疑。

荒唐之處與不可持續性：高星酒店“放下身段”背后的焦慮

表面上看，五星級酒店擺攤賣包子、賣鹵味，是近年餐飲市場上一道頗具戲劇性的風景。然而冷靜分析，這種現象背后折射出的恰是一種行業性的結構焦慮，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荒唐而不可持續的自我矮化行為。

高端酒店以“擺地攤”方式求生，無論對其品牌形象、盈利模式還是行業定位，都帶來了不小的沖擊和反思。

首先，高端品牌形象受損，定位模糊。五星酒店之所以能夠制定高房價、高菜價，靠的是多年積淀的品牌價值和服務溢價。一旦酒店管理者親手端著路邊攤的煙火氣拉近與大眾距離，也等于親手打碎了自己“高大上”的形象壁壘。

有酒店經理在被質疑擺攤有損五星招牌時反問：“面子值多少錢？”。此話固然直率，但值得警惕——當五星酒店自己都不在乎“面子”，消費者自然也不會再為你的品牌溢價買單。

酒店擺攤所售賣的多為低價菜品，這可能重塑消費者心智中對該酒店餐飲價值的認知。那些沖著便宜商品而來的顧客，未必能轉化為酒店堂食的忠實客源，反而可能因為習慣了酒店提供的廉價選項，今后更難接受其高價菜單，長期看削弱了酒店的高端形象。一旦“自降身價”，高星酒店如何再吸引高端客戶回歸？這是每一家參與擺攤的酒店都無法回避的品牌難題。

其次，盈利模式沖擊：增量不增利，難以為繼。前文提及，從財務角度看，五星酒店擺攤多數難有可觀利潤，僅能聊勝于無地增加一點營業收入。

但酒店擺攤背后的機會成本往往被忽視：酒店將廚師、人力從本職工作中抽調出來擺攤，如果只是賺“辛苦錢”，還不如集中精力提升店內主營業務的服務和品質。

更何況，酒店戶外擺攤還面臨衛生、安全等方面的監管要求，與五星級標準流程存在沖突。一些酒店在街邊現炒現賣，環境和設施簡陋，難免影響食品品質和衛生水準，要維持五星級水準的出品和服務并不容易。

長遠來看，高星酒店擺攤并非可復制的標準化盈利模式。它無法像連鎖快餐那樣規模化擴張，一家五星酒店能輻射的周邊客源有限，擺攤收入很難承擔起酒店龐大的運營開支。

更重要的是，一旦經濟環境回暖或政策環境變化，這種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隨時可能失去存在的必要。許多業內人士認為，酒店擺攤只是暫時性的應急表象，等“風頭”過了，酒店還是要回歸主營業務本質。指望靠擺攤長期支撐五星酒店的盈利，無異于緣木求魚。

再次，從行業定位來看，五星酒店擺攤暴露出高端酒店集體焦慮和轉型迷茫。當豪華酒店紛紛涌向馬路邊同小吃攤販爭利，這本身就是一種行業退化的荒誕寫照。高端酒店原本代表著品質和品位，引領的是服務和體驗的標桿。

如今卻放下身段賣起平價外賣，這種“降維打擊”恰恰說明高星酒店對自身未來缺乏信心和清晰戰略，只能追逐眼前的小利、迎合一時的市場噱頭。

這種結構性的焦慮源自行業深層挑戰：當主要客戶群和消費場景發生巨變，酒店過去賴以生存的發展模式走到了盡頭，卻一時找不到新的增長點，只能用一些象征性動作來緩解壓力。擺攤、賣盲盒、做平價團購……這些舉措固然體現了企業求生的努力，但背后隱藏的是對中長期出路的茫然。

正如紅餐產業研究院調查所揭示的那樣，在經濟放緩的大環境中，越來越多消費者開始“精打細算”過日子，不再為面子和檔次買單。高星酒店寄望昔日的高價高回報已不現實，唯有從商業模式上進行徹底革新，才能擺脫這種深層焦慮。

最后，我們需要思考：五星級酒店擺攤究竟是作秀還是真悲哀？也許二者皆有。不可否認，一些酒店的外擺多少帶有市場公關和炒作意味，通過制造反差來吸引流量，這在短期內確實為酒店贏得了關注度和客流。

但當一個行業的頂尖玩家都不得不以如此極端的方式來博取眼球時，這本身就透出幾分悲涼。堂堂五星酒店淪落到街頭叫賣，聽起來有些荒唐，卻折射現實之無奈。

對于整個高端酒店業而言，這并非長久之計，而更像是一次被迫參與的集體實驗。正如有評論指出的：五星酒店擺攤是一場“被迫的實驗”，但只要能活下來，就沒有白折騰。

這話道出了現階段酒店人的心聲。然而，活下來之后又該何去何從？如何在不損害品牌核心價值的前提下實現轉型創收？如何走出低價競爭的泥潭，找到可持續的新模式？這些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卻已經迫在眉睫。

高星級酒店擺攤一事表面熱鬧，實則反映出行業深層的痛點與焦慮。它既是市場蕭條下的非常舉措，也是對高端酒店傳統運營模式的一記警鐘。

與其將其視作一場作秀，不如承認其中蘊含的悲哀和警示：曾經高高在上的五星酒店，只有真正直面自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在“高端+大眾”兩條腿上重新站穩，才能走出擺攤賣盒飯的尷尬，迎來新的生機。

畢竟，彎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彎腰之后再也直不起身來。高端酒店業唯有痛定思痛，創新求變，方能擺脫作秀式自救的怪圈，在新的市場環境中找回屬于自己的定位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