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邊都賣，兩邊都不討好——兩伊戰爭中的中國軍售與它的后遺癥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與伊朗之間爆發戰爭，直到1988年8月20日，戰爭才正式停止。這場戰爭持續長達八年之久，被稱為兩伊戰爭。

長期的戰爭使得雙方對武器都擁有極大的需求。兩個國家滿世界的找武器，這給中國軍工產業帶來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趁著這個機會，戰爭期間中國向交戰雙方和其他相關國家出口了大量武器，包括69式主戰坦克、63式裝甲車、59-1式130毫米加農炮、63式107毫米火箭炮殲-6、殲-7戰斗機、轟-6D轟炸機、C601反艦導彈、蠶式導彈、紅旗-2防空導彈等等重武器，以及大量的輕武器。幾乎是能賣的都賣，敞開了賣。乃至1987年敲定出售給沙特36枚東風-3導彈，是沙特為了威懾伊朗和其他對手，也可以說是來自兩伊戰爭的紅利。

同時向交戰雙方出口武器，也讓中國軍火交易額達到了一個創紀錄的頂峰。整個80年代中國武器出口總額超200億美元，其中兩伊戰爭期間占了大頭。比如1987年，當年出口額就達到37.5億美元，占全球軍火市場的12%，中國一下成了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國。

這件事讓許多軍迷振奮至今，創下武器出口記錄固然值得欣喜。但從另一面看，在戰爭期間同時向交戰雙方出口武器，讓當時的中國在中東諸國眼中一定程度上成了逐利的武器商人形象，缺乏政治盟友的基礎信任。

缺乏信任會導致什么后果呢？戰后就體現了出來，除了國際聲譽受到損失以外，最直接的后果，是使得兩邊都沒有真正信任中國。中國也因此失去了在兩國戰后重建中本來可能獲得的份額。

伊朗在戰爭中是被圍堵的一方，西方制裁、蘇聯冷眼。中國在此背景下賣給伊朗大量軍火，伊朗當然接受。伊朗從中國大量引進武器彈藥，一度成為中國最大軍火客戶之一。但1983年起，中國開始向伊拉克出口武器，尤其是火炮、導彈、裝甲車等。這在伊朗眼中等同于賣給敵人，伊朗方面對此極為不滿，公開表示“深感遺憾”。伊朗官方媒體當時批評中國的行為為“逐利主義、不可信賴的中立國”。

并且，伊朗的批評反映到了行動上。他們在外交文件與新聞中開始弱化對中合作的正面表述，一度嘗試通過朝鮮、利比亞等替代渠道減少對中國軍火的依賴。在外交上，原本高級別的政治互訪計劃推遲，可能上升的政治合作停滯。

其結果，使得伊朗宗教精英層始終不信任中國，留下唯利是圖的印象。因此，戰后伊朗的重建工作，中國企業雖然也有參與，但只限于外圍工程，始終未能獲得戰略級信任，也并沒能深度參與大規模重建。總體參與度有限，遠不如日本、德國、韓國、甚至印度那樣的國家。

這種信任缺失導致戰后伊朗與中國的關系一直低調謹慎，直到2000年后才逐漸轉暖。

那么伊拉克呢，伊拉克在戰爭中也購買了中國不少軍火。但由于伊拉克有蘇聯、法國等供應重型裝備，從中國進口的武器以輕武器和彈藥補給為主。相比蘇聯的主戰坦克與米格戰機、法國提供的幻影戰機和飛魚導彈，中國的軍火更多是用于補缺，不具備決定性作用。另外，由于質量問題，比如59式坦克在前線表現不佳， 63式裝甲輸送車散熱差，在沙漠地形容易陷車等等。伊拉克對中國的武器也不怎么放心。有時干脆棄用或擱置。

而當中國也向伊朗大規模出售導彈、反坦克系統甚至教練機之后，薩達姆雖未公開表達不滿，但已在外交層面明顯冷處理中方。伊拉克軍方在戰后的總結報告中，就曾對中國產品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戰時“一人賣兩邊”策略表達擔憂。

這種態度對后續產生了影響。在戰爭接近尾聲時，中國曾主動向伊拉克提出一種“打包式合作構想”，核心內容是我們不僅提供軍火，還可以幫助你們戰后重建。包括武器維修、軍工廠建設、基礎設施修復、民用工程、通信項目、電力系統等。

根據當時的公開和半公開報道，如外交人員的回憶錄《中東戰地日記》，《人民日報》1988年11月標題為《加強經貿與工程合作，中伊友好邁出新步伐》的報道，和一些國際問題研究論文等等。其內容包括：建立彈藥組裝線和輕武器生產廠；出口完整的軍需維修系統；承包城市重建與水利電力工程，和一攬子“以物易工”建議。

這個方案在1988年由中方通過外交渠道和駐伊使館渠道正式提交伊拉克政府。88年下半年，中方派出多個軍工與工程考察團赴伊拉克；1989年初：中方草擬了一份合作備忘錄，伊拉克方面進行了初步評估。

但是到1989年中，項目進展戛然而止，方案未獲伊拉克總統府與國家安全會議通過，被無限期擱置。伊拉克方面給出的理由無外乎兩點，即技術和政治方面的顧慮。說到底，還是缺乏信任。

總之，1988年停火后，薩達姆政府著手重建軍工與基礎設施體系，并未優先考慮中國。中國當時提出的“基礎設施+軍工”一體化方案被擱置。在戰后伊拉克的重建工作中，中國企業也沒有能夠得到伊拉克的信任。

最后列一組數據，伊朗戰后項目超1000億美元，每年還需持續補貼約 200 億美元。外國參與項目中，德法日占了大頭，合同金額往往為數億美元級。中國在其中簽訂約2500萬美元工程合同，建成約 12 個小型通信、水利項目 。

伊拉克戰后重建資金估算在 750 億美元，中國在伊拉克重建中幾乎無參與：沒有電力水利工程合同，也未涉及主權性建設項目。中國在伊拉克的市場空白，直到2000年后才逐漸填補。

所以軍火買賣是把雙刃劍，假使中國只賣給一方軍火，或是完全不介入，不賣任何軍火。會失去一筆不菲的軍火出口利潤，但能收獲道義高度與外交中立，不傷害任何一方感情。更利于戰后同時與兩國建立合作關系。中國可以在國際組織中作為調解者、建設者出現，也更容易在戰后重建中得到更大的份額。

當然也有一種觀點，兩伊戰爭中出售武器，為中國武器提供了實戰驗證的機會，為中國軍工事業發展做出了貢獻。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但不絕對。

兩伊戰爭中出口的是老裝備，并非技術突破性產品。比如59式坦克、63式步兵車、107火箭炮等等，這些裝備都屬于中國50–60年代模仿蘇聯早期產品的成果，到了1980年代，在國際軍火界已屬落后裝備，吸引客戶的主要是價格而不是性能。換句話說，它們在戰爭中更多是被動驗證舊產品極限，并不是對高新武器的主動驗證。這種實戰檢驗，很難說對軍工創新有多少啟發。

出售軍火對軍工產業而言，最大好處是掙了許多外匯，減緩了一些軍工廠因軍隊削減訂單帶來的生存壓力。

誠然，不出口武器會少了一次實戰檢驗的機會，也會損失不少外匯，但軍工主線不會中斷。你說有的軍工廠會倒閉，或許是實情。但在國內戰略體系框架下，不用擔心軍工發展會因此停滯，總會有人填補。

因為軍工不是完全依賴出口的產業，核心任務還是服務于國家戰略安全與解放軍裝備建設。事實上中國軍工發展并不依賴于兩伊戰爭，軍工發展真正提速要到90年代末后。受益于國防現代化戰略、信息化作戰需求、體制改革，以及引進國外技術等，而不是兩伊戰爭出售武器。所以，不出口武器會有損失，但不會改變主線邏輯。

失去短時間內上百億美元的外匯收入，與收獲長期、良好的國際形象，以便長期深度地參與中東事務。孰是孰非，如何抉擇。每個人心中可能有不同答案。但同時賣給雙方軍火確實留下了后遺癥，今天回望，更能理解為什么中國在當前中東政策中格外強調“中立”“不干涉”和“和平發展”，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當年的修正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