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燈對話胡建波，在“主流之外”尋找答案

5月13日下午，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作家黃燈做客西安歐亞學院，以“日常的力量”開展專題講座。主題分享之外，黃燈教授與西安歐亞學院創辦人、董事長胡建波教授、西安歐亞學院通識教育《寫作與表達》課程負責人盧卓元副教授圍坐漫談，透過二本教育與普通學生的生存境遇，探討“主流之外”的生命潛能。

黃燈
學者，非虛構作家
現任教于中山大學中文系
教授，博士生導師

胡建波
博士、教授
西安歐亞學院創辦人、董事長
中國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盧卓元
西安歐亞學院歐亞通識教育學院副教授
國家級混合式一流課程《寫作與表達》負責人
西安歐亞學院教學設計師
西北大學訪問學者

黃燈：今年我招了一個博士生，很聰明，學術能力很強，但是跟我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都不怎么看人的。而我之前在廣東金融學院教的學生，還有我在深圳職業技術大學教的學生，大多數時候都還是蠻活潑、蠻有生命力的。

所以我有時候會覺得，來到二本學校的孩子們，的確是被應試的嚴苛網格篩選下來的那一批，但這不代表著他們沒有個性、沒有思考能力，相反他們很有生命的力量感，甚至在面對生活的時候更具有執行能力。我的學生里有很多做生意的，有賣珠寶的、有開網店的。而重點大學、一流本科院校的學生們，除了家里有相關資源的，大多數通往的前途是考公、考編、做學術、當學者等等，他們對未來去向的想象力是更被局限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二本院校的學生們沒有那么“悲催”。因為作為人本身來說，年輕人之間的差異遠沒有想象得那么大。

胡建波：在社會科學中，“場域”被用來描述人與人之間“各自按照某種邏輯行動的場域”。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指出，場域是一種“可能性的場域”，人們在其中競爭、合作，追求場域目標、保持地位，例如學校或者職場。同時場域也是一種“灌輸”，通過灌輸預定行動方式的傾向，塑造慣習、塑造身在其中的人們的思想。

二本和二本以下的學生們，往往會被劃分成為“教育鄙視鏈”中的一環，又被這種力量塑造著，要向上奮斗、考一個名牌大學的研究生，慢慢地這種目標就成為一種默認的習慣。但是黃燈老師通過對學生和家長長年累月的觀察后，指出來這種目標、這種嚴苛的闖關模式跟大家內心真正想要的東西并不是一致的。

那么我們內心想要的是什么呢？黃燈老師寫了《我的二本學生》來指出問題。我在二十年前寫了一本書，叫做《教育的偏見》，“偏見”二字并不帶有立場，而是說我對教育這件事有著和當時的主流不太一樣的見解。三年前，歐亞校史出版，定名為《按你本來的樣子生長》，表達我們對于教育變革的一種勇敢的追求，以及歐亞倡導做自己的價值主張。今年我自己的第三本書《做平凡世界的一束光》即將出版，我認為在教育哲學層面，歐亞的辦學實踐與黃燈老師是完全一致的。
盡管我們都會被一種社會的慣習所塑造，形成一種趨同的思維，但我想我們可以通過自己實踐跳脫牽引，繼而改變這個場域。

黃燈：我一直講，年輕人首先要相信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要看見自己身上的價值。不要覺得自己卑微、不要自卑，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人之所以成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本身就是特別神圣的一件事情。

我們從沒看到過一只小鳥餓死在路上吧？連一只鳥都有它的活路，我們又有什么好擔心的呢？現在大家都在強調就業難，如果完全以就業為標準衡量個體，它的確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但是當你把人在大學階段的培養當成他生命歷程的一部分時，那么他終究有一天要走向社會，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其實廣東金融學院和深職院里混得好一些的很多學生，要比頂尖大學中混得差的學生好得多。雖然人的成長面對著很多外在的標準，但人的主動性也體現在這里，看到自己的力量，先自信起來，別人不把我當人也沒有關系，自己把自己當個人，這樣你就會有能量，別人的貶低也沒那么重要了。我自己在二本院校教書，也并不影響我跟頂尖大學的老師們平等地對話，就像你們在這里讀書，你們就把自己當所謂好大學的學生，又有什么關系呢？你們應該擁有這樣的自信。

胡建波：當年歐亞還在辦自考的時候，我做過一個演講，形容我們歐亞是“野生動物”。因為一開始我們是面向全社會招生，打廣告、搞營銷、辦班。后來我們變成了統招，統一分招生計劃給我們，我們不用再去那么辛苦地招生了。

這就相當于一個動物園，生態位有自己的層次，熊貓、老虎、大象，歐亞在其中最多是一個野豬級別的，顯然沒有熊貓那么有價值，所以歐亞就要像野生動物一樣，保持自己謀生的能力。今年我們再一次提出，歐亞要做創新型大學，因為我們已經預計到人口的發展趨勢，面對這些挑戰，我們必須要有自我生存能力，只有辦學質量更好、社會服務能力更強，包括我們校園的資產運營的效率更好，我們才能繼續生存。所以，歐亞一定是不斷保持辦學活力的，就像野生動物一樣。

胡建波：黃老師今天一開場就說她覺得自己有點后悔沒早到歐亞來辦講座，說我是辦學者里最懂她的校長。因為我們都是與二本教育密切相關，黃老師從一個一線教師的角度，結合社會學視角，來看待二本學生。我是從一個辦學者、一個教育制度研究者的角度，來看整體的教育制度設計。

前段時間白滔滔老師寫了一篇文章《很慚愧，我現在才知道歐亞》，文中有句話寫道“中國教育不需要每個省都有一個北大，而需要每個省都要有一個歐亞“。我再次引用這句話，并不是覺得這是在夸歐亞，而是它指出了一個更為合理的教育結構。每個省當然是辦不起一個北大的，因為每一個金字塔的尖，都需要很多的教育資源持續投入。但是每個省需要不需要一個好的教育呢？當然是需要的。

像歐亞這樣的應用型的大學，生于在地、服務在地，整體的資源消耗是比較低的，學生在這里學習是快樂而有成就感的，老師們也能夠在這里更為幸福地生活、工作。

所以說，我們怎么去改變大家對二本學校的偏見？先看到所謂好的教育不是金字塔尖。認知改變了，偏見就隨之改變了。

黃燈：我特別贊同胡院長的觀點。我在書里有一個判斷，能上大學的年輕人只占一部分，二本、職業技術大學的孩子，看起來是鄙視鏈的最末端，實際上在整個中國的年輕人生態里是處在前面的。所以這些群體一定要主動發聲，講出自己的故事。

我的書出版后大家為什么那么關注？可能就是因為我這本書是第一個將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態呈現出來的文本。這樣無非就是給了大家一個開口講話的機會，來談談心里的想法、談談這個群體。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得站出來主動發聲，認知的改變需要每一個人去推動。

其次，我也覺得每個地方都應該有像歐亞學院這樣的學校，多一些胡院長這樣的辦學者。我也希望面向我們的教育生態，歐亞是可以作為一個復制的樣本去推廣。

胡建波：今天大家看到的歐亞的校園是這樣的，追根溯源是2003年趙炬明教授第一次來到歐亞時提出的觀點——要從以學校發展為本變成“以學生發展為中心”，也就是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和生活質量。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高等教育理論叫“輟學理論”，美國的高等教育學者研究發現有“兩個不適應“導致了學生輟學，一個是學業不適應，一個是人際關系不適應。如果學生在學校考試過不了，但他周圍的人際關系很好，他是不會輟學的，或者他學業完成的很好，但是人際關系不好，他也不會選擇輟學，因為對他來說能夠拿到文憑就可以了。只有學業和人際關系雙失敗的學生會大量選擇輟學。這個理論就提示我們，要在關注學生學習質量提升的同時關心他們的生活質量。

所以，歐亞首先就開始了整改宿舍，例如在宿舍里面加淋浴間，同時擴大學生的社會交往面，選宿舍時不允許一個專業的人住在一個宿舍里面；其次我們推行客廳計劃，先后改造了北客廳和南客廳作為學生的非正式學習空間；最后持續改善社區發展，每個學生必須加入社團，社團必須匹配經費，由老師帶領、學生自主完成大型學生活動等等。在提高學生的生活質量方面，我們20年前就開始關注學生的社會化發展了。

但是說實話，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這個事非常難，在趙老師剛開始提出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們幾乎不知道該怎么做，因為好好早讀、晚自習這些的效果不一定很明顯，后來我們就提出項目制學習、案例學習等等。最近我們開始實行“雇主導向”的項目制學習，教學實踐圍繞雇主的工作進行安排，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我們上周統計的數據，今年就業數據表現不錯，其中有70%左右是由雇主單位發放的offer，現在我們的辦學主題就定位在“以雇主為導向，以學生為中心”，教育教學質量和學習質量都在穩步改善提升。

黃燈：我在廣東金融學院教書的時候，主要是專業課順帶著做點寫作，那是寫作課的萌芽，等我到了深職院，就開始面向全校的師生以工作坊的形式做非虛構寫作課程，有好幾個老師也一起來參加工作坊學習。其實我的目的并不是為了鍛煉他們的寫作能力。

我始終覺得，一個年輕人經過漫長的應試教育，來到大學以后，他們其實是沒有機會去好好回顧自己是怎么長大的。事實上每一個孩子之所以變成今天的模樣，跟他們度過的每一天都有關系，跟我們看不到的那些事件有很深的關聯。如果那些事件沒有得到很好地梳理，他們的生命狀態其實是被懸置的，尤其還不斷有各種嚴苛的外在標準來要求他們。

我為什么帶著學生寫作？其實就是覺得，學生如果能對自己的人生經驗進行清理，他就會重新連接起那些跟他生命有關的東西。我帶的很多學生都不是中文專業的，寫作能力也不是特別好，但我覺得只要學生能講清楚他們自己是怎么長大的，就能夠看到自己生命中那些被潛藏起來的重要的東西。

我帶過一個學生，他寫過一篇文章，你們在網上都搜得到，題目是《我的媽媽是2800元買來的越南新娘》，你們能在這篇文章里看到他是如何梳理家庭對自己的影響，以及當他長大后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切的。寫作課的目的其實在這里，就是通過非虛構寫作實踐梳理自己生命經驗，理解自己和自己成長的環境，自我喚醒、自我教育。因為當一個人能夠接納自己以前的那些印記，他內心會更踏實一些，面對外在標準的要求時反而不會那么內耗，因為他知道自己是來自于哪里、要去到什么地方，這樣是能獲得力量感的。

胡建波：黃老師說通過非虛構寫作，帶著學生們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家庭、認識自己的背景。非虛構寫作實際上就是一種情感教育，就是通過體驗自己的內心，發展自己的感覺，然后從個人情感中去尋求一種方向和真理。所以我也想回應一下，這些年歐亞一直在做的情感教育實踐。

我們為什么這么重視情感教育？過去我們提“‘德智體美勞’五育并舉”，其中的“美育”往往被解釋為審美能力，有一次跟加州州立大學教授童明先生聊過之后，他啟發了我，其實美學的詞源本意是感知，廣義的美育和情感教育就是發展人的感知能力，諸如我們接觸的風景、建筑、音樂、繪畫、設計等等都是情感教育的載體，通過這些載體，發展人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等，當你的五感得到充分的發展，才是一個完整的、具有主體性的人。

這與布魯姆教育法則是一致的。布魯姆提出來教育的三個原始分類：第一類是知識教育，也可以把它翻譯成認知教育，第二類是我們大家熟知的實踐教育，也就是社會實踐；最后一類是往往容易被忽視的——情感教育。布魯姆認為教育要幫助發展人去發現自我、認識自我、發展自我，而不只是學習理論和掌握實踐技術，因為教育的最終目的要回到自我身上。

只接受知識教育或者實踐教育，會讓你被別人的想法和觀點帶著跑，唯有當情感教育足夠豐盈時，你才能夠敏銳地發覺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內心想要什么。當你產生一種心流的體驗，你也不會被二本學生、教育鄙視鏈這些名詞影響內心的幸福和快樂。

黃燈：胡院長強調寫作重要，我也覺得寫作特別重要，而且不單單對學中文的人重要，寫作對所有人都重要。這是一個敘事的時代，發朋友圈就是敘事，就是講自己的事情，那怎么把自己的故事講好呢？無非就是通過寫作。

在我的理解里面，非虛構寫作鏈接了三種能力：一個是洞察力，因為我們很多人對自己的生活是視而不見的，但事實上真正有意思的素材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最普通的事情里，你要能夠去發現它。其次就是思考能力，一個會寫作的、寫得好的人，一定也是一個很有思考能力的人，一個會說話的人。最后，非虛構寫作需要抵達現場，所以必須要有行動能力，要跳出自我的狹小世界，跟外面的世界連接起來。

所以，看起來只是寫一個非虛構作品，但是通過這一個作品的完成，可以錘煉學生的很多能力，而且我自己親身帶過學生，對于學生們的變化我深有體會。我認為非虛構寫作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嘗試。

胡建波：在歐亞，我們有門DNA必修課程，叫做《寫作與表達》，不僅僅是一門寫作課，還強調了表達。我之前接待盧彩晨教授，他帶著蘭州大學教育學院的一批研究生來學校參觀，學生們問我：胡院長，你能不能告訴我，如何才能成為你，有什么秘訣嗎？我說我今天跟你們今天接觸這么長時間了，我給你們唯一的一個要求是搶著說話。為什么要搶著說話呢？是因為我希望你們驕傲起來。

如果你被體系束縛成一個眼睛無光的人、一個自卑的人，一個對自己沒有信心的人，你怎么能夠實現自己理想的生活呢？年輕人要搶著說話，要為自己感到驕傲，通過自我表達來實現自己的驕傲。這正是歐亞特別強調表達、強調寫作的原因。

歐亞設計博物館館長黨晟先生說他喜歡“驕傲”的學生，“‘驕傲’意味著對自己期許甚高，不迷信，不盲從，敢于思考也敢于表達，甚至敢于挑戰權威，而最為重要的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喪失對自己的信心。所謂‘年少輕狂’，這種昂揚的精神狀態，恰是青春年華煥發的異彩。”當年輕人驕傲的時候，你就真的有一種力量來實現你的驕傲，實現你的成功。

文：萬雨思 魏曉鷗　圖：王佳宇 孫西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