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梅真：潛伏臺灣4年1個月，她如何讓6000多名臺灣籍工人"轉正"?

1946年，計梅真潛伏臺灣，受命領導臺灣島內郵務工會工作，她積極發展黨組織的同時，為底層女工爭取權益，1950年10月，她英勇就義，在臺灣的四年一個月，6000多名臺灣省籍郵政員工，受她影響，其中發展30多名青年職工加入中國共產黨。

1、郵務工會黨組織的發展壯大

計梅真1915年出生于江蘇省松江縣（今上海松江）。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無數仁人志士奮起救亡圖存。上海進步思想的廣泛傳播和革命活動的深入開展，深深影響了年少的計梅真，推動她走上革命道路。

從上海市務本女子中學（今上海市第二中學)畢業后，計梅真先后當過上海私立愛華小學教員、新本女子中學事務員、敬業孤兒院生活導師、繼儒義務小學教員。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夕，計梅真進入滬西一家日資紗廠當女工。八一三淞滬抗戰時，日寇大舉入侵上海，上海大批工人失業。計梅真加入上海紗廠工人救亡協會，投入難民收容救護工作。在難民收容所，計梅真同難民們一起生活，經受了艱苦生活的磨煉。她主動與難民交朋友，宣傳抗戰思想，并積極開展淞滬抗戰戰地服務組織動員工作。

1938年7月，計梅真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至1944年，計梅真先后擔任中共滬西日資紗廠委員會副書記、中共滬西中國紗廠委員會書記、中共滬西紗廠委員會書記。她十分重視對紗廠女工的團結培訓，積極組織她們參加工人夜校，還親自擔任夜校教員，教女工們識字，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激發大家的抗日救亡熱情。

她想方設法幫助解決女工們的生活困難，贏得了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在廣泛了解和培養的基礎上，計梅真介紹了錢勤(后改名錢靜芝)等工人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6年5月，受中共中央上海局和全國郵務總工會指派，上海南翔郵局局長陸象賢赴臺籌備成立臺灣省郵務工會，當選為理事長，并兼任郵工補習學校校長。

為更好地在臺灣郵電職工中開展工人運動，陸象賢請求黨組織派遣有工作能力和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到臺北協助其開展工作。9月，中共上海市委工人運動委員會派遣計梅真與錢靜芝赴臺，陸象賢以臺灣省郵工補習學校校長名義聘請她們擔任教員。

黨組織交給計梅真與錢靜芝的任務是，在臺灣省郵務工會的掩護下，以郵工補習學校為基地，秘密發展臺灣青年郵政工人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黨的地下組織。

為完成黨組織交給的任務，計梅真到臺灣后努力學習閩南話，更將國語（普通話）補習班辦得有聲有色。她把國語教學同中華傳統文化教育相結合，向臺灣郵政工友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思想。課堂上，她經常組織郵政工友討論大家最為關心的青年、婦女等方面熱點問題，循循善誘啟發他們理解革命道理，潛移默化影響他們的思想轉變。

郵政工友們說，計梅真老師講得實在，她總是站在被壓迫的工人階級一邊，鼓勵大家團結起來，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同時，計梅真還通過組織同學會、出版刊物、開展學唱進步歌曲、爬山等活動，促進郵政工友相互交流，從中考察物色、培養鍛煉青年工人骨干。

計梅真把培養重點放在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臺灣工友身上，主動找窮苦的臺灣女工交朋友，和她們促膝交談，向她們學說閩南話，借進步書籍給她們看，幫助她們解決生活困難。

許金玉出生于臺北萬華區一個貧困家庭，父親靠拉黃包車為生，她們姐妹四人全部被父母送人當了養女，她內心十分苦悶。

許金玉工作認真負責，安靜內向，穿戴樸素，計梅真便主動靠近她，與還聽不太懂國語的她親切交流，并抄寫《蘇武牧羊》歌譜給她，不斷鼓勵她用國語表達自己對社會現實問題的看法。

一次，許金玉在《我的志愿》作文中，勉強用國語表達了想辦孤兒院的愿望。當計梅真關心地問她為什么有這種想法時，許金玉就把自己的身世以及姐妹們的悲慘遭遇全部傾訴出來。計梅真肯定了許金玉的想法，幫助她認識孤兒與社會問題的關系，強調如果有心，就要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

她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不斷增加。在計梅真的幫助教育下，許金玉克服了內向和膽怯，積極參加郵政工人運動，當選為郵務工會代表，還在臺北舉行的郵政工人大會上發言，被請愿游行隊伍推薦為三人代表之一。就這樣，許金玉成為臺灣郵務工會中第一個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臺灣青年女工，后擔任北斗郵局黨支部負責人。

第二位被計梅真發展入黨的是家境更為清苦的高秀玉，她和計梅真相識時只有16歲。在計梅真的關愛和教育下，兩年后高秀玉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走上了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為臺灣人民解放事業而奮斗的道路。

經過考察培養，計梅真還發展了雇農家庭出身的劉建修等一批臺灣郵政職工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臺灣郵工補習學校建立起中共地下黨組織。

經過艱苦細致的工作，1946年9月至1950年3月，計梅真和錢靜芝在臺灣省郵務工會秘密發展了30多名青年職工加入中國共產黨，郵務工會黨組織在工人運動中不斷發展壯大。

短短三年時間，在計梅真的領導下，成立了中共臺灣省郵務工會總支部，先后創建了臺灣省郵政管理局黨支部、臺北市郵政局黨支部、臺灣省電信管理局黨支部、臺灣省電信工會婦女黨支部等四個基層組織，成為黨組織領導臺灣郵務工會工人運動的戰斗堡壘。

正是計梅真與錢靜芝的艱辛努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種子在臺灣郵政工人運動的沃土中生根、發芽、壯大。

2、“歸班”斗爭

計梅真和錢靜芝能夠很快得到臺灣郵務工會廣大工友的擁護和信賴，就在于她們與工友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為工友謀利益，真正做到了“遇有群眾要求”，能夠“利用干部在郵務工會內的勢力，領導發動各種運動，幫助他們達到目的”。

過去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郵政行業一直存在著極不平等的現象，勞動強度大的郵差等崗位都由底層工友承擔，且大部分郵差是女工。臺灣光復后，原來由日本人控制的崗位，大多換成了隨國民黨敗退臺灣而來的祖國大陸員工，他們的工資待遇標準按照國民黨交通部門統一規定的制度執行，而臺灣省籍員工被定位為“留用員工”，工資標準按照臺灣省郵政管理局對“留用員工”單獨規定的制度執行，因而臺灣省籍郵政員工的工資低于從祖國大陸來的員工，而且臺灣省郵政管理局一直不肯將他們納入正式編制。

“留用員工”歸編問題拖到1949年還沒有解決。早在臺灣省郵務工會籌備會議上，陸象賢就呼吁實行同工同酬，得到了臺灣省籍郵政員工的積極擁護和支持。陸象賢調回祖國大陸后，“留用員工”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計梅真緊緊依靠臺灣省郵務工會黨組織，大力推動“留用員工”這個與廣大臺灣省籍工友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問題盡早獲得解決，以維護工友們的合法權益。她對臺灣省郵務工會的地下黨員們說，第一步，我們要團結群眾，想盡辦法增加朋友，越多越好。第二步，要發展壯大郵務工會，使工會真正為工友們服務。

為此，計梅真深入工友們中間，帶頭宣傳動員，使越來越多的工友鼓起勇氣，參與到爭取合法權益的斗爭隊伍中來。很快以臺北郵務工會為中心，爭取留用員工納入編制的“歸班”運動就在全島郵政系統形成燎原之勢。

1949年3月25日，臺灣各地郵務工會推派代表齊聚臺北，舉行爭取“歸班”大會。針對1948年底郵務工會向臺灣省郵政管理局要求解決“歸班”問題訴求落空，大會決定舉行游行請愿，爭取合法權益。3月26日，在計梅真、錢靜芝的發動下，2000多名郵政工人舉行了游行請愿。這是臺灣光復后第一次大規模的工人游行示威活動。

蒙蒙細雨中，游行隊伍群情激昂，鑼鼓喧天，雨水打在工友們身上，但大家沒有絲毫退卻。許金玉等三名地下黨員代表廣大臺灣郵政工友，向臺灣省主席陳誠遞交了請愿書。在聲勢浩大的請愿活動壓力下，陳誠被迫表示會很快解決“歸班”問題。

經過游行請愿等斗爭，1949年5月，“留用員工”問題終于得到了解決。臺灣省籍員工經過考試，及格者正式歸入郵政人員序列，不及格者留用再考。這樣，6000多名臺灣省籍郵政員工，加上他們的家眷，近三萬人得到了“歸班”的實惠。中共黨組織及計梅真等領導臺灣郵政工人取得斗爭勝利，樹立了威信。

3、英勇就義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不斷勝利，1949年5月24日，國民黨通過“懲治叛亂條例”，5月27日發布“戒嚴時期法令”，對臺灣島內革命力量進行大規模搜捕和嚴酷鎮壓。8月基隆中學“《光明報》案爆發后，國民黨特務更加瘋狂地搜捕破壞島內中共地下黨組織。

1950年2月5日，國民黨保密局偵獲“臺灣郵電總支部案”，計梅真與錢靜芝作為“案首”被捕，許金玉等臺灣省郵務工會33名員工也以“涉共”之名被抓捕。計梅真先后被關押在臺北延平南路國民黨保密局南所、延平北路國民黨保密局北所和青島東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監獄，經受了從肉體到精神上的殘酷摧殘，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

計梅真曾分別與被捕入獄的中共黨員朱楓、蕭明華關押在同一個房間，她對死亡早有預感，把生死置之度外。

軍法處牢房隨時都有人被拉出去殺害。計梅真在牢房里的一件事，令她在郵工補習學校的學生、男友徐彩云記憶猶新。

徐彩云后來回憶說：

一天，我看到計梅真老師撿到一張報紙，就拿在手里學起閩南語，用閩南語朗讀，學得很認真，她還向旁邊的臺灣同胞求教。計梅真老師在課堂上告訴我們，人活一天就要學習一天。而在這里，她面臨死亡還在學習閩南語。我很敬佩她！

另一位難友馮守娥回憶說：

我曾和計梅真、蕭明華關押在一起。她們十分樂觀，經常開玩笑。一天，蕭明華對計梅真叫道：“計梅真，出來，要請你去吃包子！”

計梅真則回應：“蕭明華出來，今天輪到你去吃包子！”在這里，被判了死刑的人，去刑場之前都會被請吃包子。看到她們很輕松地開著玩笑，我心里涌起一陣陣酸痛。她們是共產黨員，心中的信仰和力量才讓她們不懼死亡！

身陷牢獄的計梅真，牽掛擔憂最多的還是她在郵工補習學校的學生。郵工補習學校學生王文清被關押進國民黨保密局監獄時，見到了計梅真。

他回憶說：計老師身體顯得更加纖瘦，她的左眼眼球布滿了血絲，紅腫得厲害。她用虛弱的聲音告訴我，“我被出賣了，你們要自己愛護自己”。然后她提高嗓音說：“不管十年二十年或一生，你們都要活下去！”

入獄之初的一段時間，計梅真情緒很激動，她為學生被捕而傷心，幾天不吃不睡，痛哭流涕。另一位學生高秀玉回憶說：計梅真老師在獄中一見到我，就問起同學們被捕的情況，她流著淚說，“你們都是好孩子，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獄中姐妹們的安慰下，計梅真的憂傷情緒逐漸好轉起來。

隨著《新女性》的歌聲從女牢中傳出，計梅真在國民黨保密局北所監獄已經教會大家唱了十幾首愛國歌曲，歌聲傳遍整個牢房，使難友們得到莫大的精神鼓舞。每當大家跟隨計梅真學唱愛國歌曲時，監獄看守就大聲罵起來：“唱什么唱，閉嘴！”馮守娥回憶說，雖然當時沒有紙筆可以記錄，但這些愛國歌曲幾十年后姐妹們依然都能唱出來。

在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監獄，計梅真曾與中共地下黨員季沄關押在一起。她們是江蘇同鄉，都曾在上海從事過地下工作。計梅真非常關心戰友張志忠和季沄夫婦，很愛憐也曾被關在牢里的張志忠和季沄的孩子楊揚。

計梅真犧牲后，1950年10月23日，季沄給兒子楊揚家書的附筆提到了計梅真：“計梅真阿姨在臨死以前，還問我小羊回去好嗎？計阿姨很愛小羊的，是不是？”

1950年10月11日清晨四時許，計梅真被監獄看守叫醒。她從容地穿上衣服，梳好頭，走到牢房門口，看見正從隔壁牢房走出來的錢靜芝，平靜地說：“還好，只有我們兩個人。”她們從容地向牢房外走去，牢房里的戰友們一起深沉地唱起《安息歌》，為她們送別。在臺北馬場町刑場，計梅真和錢靜芝英勇就義。計梅真時年35歲。李振英、曾清萬、王文清、許金玉、高秀玉、劉建修、張欽杰等7人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鄭逢春、宋世興、李熒臺、黃宏基、鐘阿談、高木榮、林發、陳再厚等8人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李慶、廖福隆、李金火、陳五藤、林金進、鄭天福、周淑貞、徐彩云、林坦、蘇光輝、張戊己、洪景麟、林煙飛、李國榮、郭承東、陳得銅、葉萬吉、曾國榕等18人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

4、影響的人

從1946年9月赴臺，到1950年10月11日英勇就義，計梅真在臺灣英勇奮斗了四年零一個月。在那個血雨腥風的年代，計梅真是臺灣郵工補習學校最具吸引力的老師，是充滿關愛和溫暖的大姐，是有志青年的啟蒙者、引路人，她用短暫的35個春秋，詮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高尚的人格魅力。

進步青年的人生旗幟。

臺灣郵工補習學校學生王文清滿含深情地回憶說，在我心目中，計梅真老師是一位把一切包括生命都獻給人民的革命者。我為能夠遇到她，結為朋友，成為我的啟蒙導師，共同在革命運動中共事感到光榮，感到此生沒有虛度、沒有遺憾。

被判刑10年的學生黃宏基回憶說，我和計梅真老師在學校相處談話總共不超過16個小時，但她的許多話語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無論在監獄還是在社會生活，無論在待人接物還是在克服困難等方面，她對我的幫助都很大。她使我認識了一位真正的共產黨員，我慶幸自己選對了路，我這一生沒有白活。

許金玉一直說，計梅真老師的出現，讓自己的生命軌跡發生了重大改變，改造了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讓自己走上了一條有意義的道路。

坐牢15年的許金玉，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她說：

“我們始終堅定地認為，我們的信念與理想就像每天早晨從東方升起的紅太陽，勢必一代一代傳下去。”

直到晚年，許金玉還謹記計梅真的教誨，為臺灣社會公平正義和祖國統一事業不懈奮斗，勇敢地與“臺獨”勢力作斗爭。

面對“臺獨”勢力推行“去中國化”和利用白色恐怖受害者制造分裂的行徑，許金玉義正詞嚴地予以批駁：

“我們過去所受的一切苦都沒有關系，只要大家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就好了。而我認為，我們要能真正得到自由，還是要等到祖國統一的那一天。”

被判刑15年的學生高秀玉回憶說，1946年，我因家父突然去世而輟學，不滿16歲就到臺北郵政局當郵差，是郵工補習學校年紀最小的學生，生活的壓力使我常常表現出憂愁和心事重重的樣子。計梅真老師發現后，經常和我聊天，她開導我，她關心我的學習和家庭生活，她慈母般的親切關懷，給了我無比的溫暖和希望，開啟了我新的人生。計梅真老師請我當她的閩南語老師，鼓勵我寫文章慶祝三八婦女節。在她的培養下，我的視野開闊了，更加自覺地投入到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來。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臺灣郵政工人運動，作為中國共產黨在臺灣領導的地下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團結臺灣人民、壯大革命力量積累了寶貴經驗，譜寫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獲得解放而獻身的英雄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