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絕對史上最愚蠢的貿易戰，沒有之一

文 | 付一夫

隨著特朗普的回歸，人們擔憂的“關稅大棒”終于來襲。

當地時間2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基于《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征10%的關稅，對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進口產品加征25%的關稅，對來自加拿大的能源資源加征10%的關稅；隨后又聲稱自己計劃很快對歐盟產品征收關稅，并重申了他對美國與歐盟貿易逆差的不滿，以及歐盟對美國產汽車和農產品進口不足的問題；而當地時間2月10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對所有進口至美國的鋼鐵和鋁征收25%關稅……

這一系列動作，不僅引發了世界各國的普遍擔憂，也讓人們再度見識到了這位“非典型”美國總統的反復無常，以及其“美國優先”的核心政策理念。用特朗普本人的話來說：“我們會讓美國再次偉大，一切代價都會值得。”

可是，加征關稅真的會讓美國重煥生機并再度偉大嗎？

事實上，歷史早就給出了不容置疑的答案。美國總統任性揮舞關稅大棒并非新鮮事，早在將近100年前就曾真實上演過——而那次，絕對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悲劇。

時間回溯到1929年，在多種復雜因素交織影響下，資本主義歷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轟然爆發，舉世聞名的 “大蕭條” 時代就此降臨。彼時，美國本土百業凋零，民生艱難，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遭受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工廠大量倒閉，煙囪不再冒煙；街頭滿是失業者，排著長隊等待救濟；社會彌漫著絕望與無助，整個國家仿佛陷入了無盡的黑暗深淵。

當國內形勢持續低迷之時，國外就成了部分美國人宣泄不滿的出口。

時任美國總統胡佛就是其中一分子。這位曾信誓旦旦高呼 “我要讓所有美國人家家鍋里有一只雞，人人都有一輛汽車” 的總統，為了應對國內困境，將矛頭指向了海外——他以幫助受困農民為由，史無前例地拋棄了歷來崇尚的自由主義精神，并執意通過了共和黨提出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根據法案，美國可以為進口農產品等貨物設置極高的關稅門檻，以此來保護本國產業利益。

這一舉措可謂是“一石激起千層浪”。然而在經濟大蕭條的嚴峻背景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看似在保護本國利益，實則是飲鴆止渴。一時間，各行各業的有識之士紛紛行動起來，對該法案展開游說與施壓：

比如，一支由1028名憤怒的美國經濟學家組成的強大隊伍，聯名簽署請愿書，言辭懇切地請求胡佛總統否決這項法案，他們深知“這是一個糟糕透頂的政策，必將把美國經濟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比如，汽車業巨頭亨利·福特，在白宮耗費一整個晚上，試圖說服胡佛否決該法案，并毫不留情地稱它為 “一項愚蠢至極的經濟政策”；

再如，作為胡佛顧問的 J.P. 摩根首席執行官托馬斯·W·拉蒙特，同樣對這項政策嗤之以鼻，他甚至形容自己當時 “就差跪下來乞求胡佛否決這項愚蠢的法案了”……

怎料，即便反對聲浪如此之強烈，胡佛依然無動于衷。他固執地認為，新的關稅法案一定能夠改善國內經濟社會面臨的困局，還聲稱由新關能引發的任何嚴重后果，他都有辦法解決和應對。終于在1930年6月17日，胡佛正式簽署《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其中有20000多種的進口商品的關稅被提升到歷史最高水平，美國平均關稅一度飆升至60%。

至此，一場足以載入史冊的貿易戰正式拉開血腥大幕。

面對美國的挑釁和傲慢，世界各國當然不會坐以待斃，紛紛采取提高關稅的方式予以強硬報復，如此便導致貿易保護主義之風在全球范圍迅速蔓延開來：

美國的鄰居加拿大率先出手，果斷出臺報復性的緊急關稅法案，對16種產品征收新關稅，這些產品占美國輸往加拿大商品總額的30%，此后加拿大開始積極尋求與其他國家建立更加緊密的經濟聯系；

意大利和西班牙也不甘示弱，宣布對美國進口汽車征收150%的關稅，對半導體產品征收100%關稅，展示了堅定的反擊態度；

瑞士因鐘表業關稅被大幅度提升，全國范圍內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美貨運動，民眾紛紛響應，拒絕購買美國商品；

法國則直接對美商品采取進口配額制，即每年從美國進口的商品數量被嚴格限定，不允許增加。這一做法猶如導火索，引發了歐洲各國同美國的激烈對抗，多個國家紛紛效仿，對美國商品采取配額進口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

這個本就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背負著巨額賠款的國家，在胡佛關稅大棒的沖擊下，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國內大量公司面臨經營困境甚至倒閉，失業率大幅上升，民眾生活苦不堪言，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罷工、游行等抗議活動頻繁發生。

在此背景下，德國納粹黨等極右翼勢力利用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承諾恢復經濟并重建德國的國際地位，而這些勢力獲得了越來越多民眾的支持，德國政治格局逐漸走向極端化。這在潛移默化之中，為后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罪惡的種子。

隨著一眾國家“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不斷擴散，原本互聯互通的全球經貿體系被一堵堵無形的高墻徹底割裂，曾經緊密協作的國際分工體系宣告破產，國與國之間的信任亦是受到嚴重損害，國際局勢愈發緊張與不穩定。如此一來，世界經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暴擊，并陷入了漫長的寒冬。數據是最好的見證，1929-1933年間，全球貿易額從350億美元急劇降至120億美元，規模在短短幾年里就縮水了近2/3，著實是觸目驚心。

至此問題來了：美國境況如何？經濟再度繁榮了嗎？

事實無情地證明，美國大蕭條的局面不僅沒有因關稅法案而得到絲毫改善，反而越來越糟糕，這從數據當中即可窺探一斑：

1929年~1933年期間，美國的進口額從44億美元降至15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66%；同期出口額從54億美元降至21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61%；國民生產總值從1031億美元降至556億美元，近乎腰斬。此外，美國失業率從1930年的7.8%一路狂飆，到1933年達到了24.9%，超過1000萬人失去工作，數十萬人無家可歸，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不僅如此，美國的關稅法案還進一步加劇了華爾街的信心崩塌，股市如自由落體般一瀉千里。1931年和1932年，道瓊斯指數年度跌幅分別達到52.67%和23.07%；而1929-1932年期間，道瓊斯指數最大回撤幅度接近90%。無數投資者的財富化為泡影，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

回首這段歷史，由胡佛總統簽署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雖然不是造成大蕭條的根源，卻是加劇大蕭條的重要推手。它將世界經濟拖入噩夢般的泥潭長達十余年之久，還間接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損失最為慘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帶來了無盡的災難與傷痛，著實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不過換個角度看，也正是因為這場全球貿易戰，讓人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美國貿易政策的愚蠢之處，并對此進行了深刻反思，繼而為后來羅斯福上臺后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奠定了基礎。此后多年的實踐也反復證明，更低的關稅和更開放的貿易政策，才是全球經濟蒸蒸日上的重要驅動力，亦是各個國家攜手并進的關鍵所在。

盡管時間已經過去近百年，如今的世界經濟格局與國際形勢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有中國這樣既有實力、又堅定擁護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大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類似當年的慘痛局面大概率不會再度上演。但歷史的教訓，我們絕不能忘記。

“貿易戰、關稅戰沒有贏家，美方單邊加征關稅的做法不僅解決不了自身問題，更無益于世界”，這一道理簡明易懂。然而，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政客們，時至今日卻仿佛依舊置身迷霧，未能領會其中真諦。他們不僅罔顧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勢，還時不時公然開起歷史的倒車，試圖以一己之力扭轉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實在令人嘆息。

眼下的特朗普，像極了當年的胡佛，他也曾滿懷不切實際的幻想，篤信關稅法案能成為挽救國內經濟的靈丹妙藥。可是結果如何呢？非但沒有起到任何積極的影響，反而讓美國自身以及全世界都陷入更深的衰退，實在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生動例證，損人不利己。

或許這也再一次印證了黑格爾那句至理名言：

“我們從歷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訓是，我們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得到過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