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維權指引：身份決定策略

任何犯罪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危害個人，每個人都可能遭受潛在犯罪行為的侵害，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被害人。認真對待被害人，認真對待被害人維權，就是為了避免每一個潛在的被害人成為現實的被害人后，維權救濟無門的慘狀。同時，讓被害人充分行使其維權救濟權利，讓被害人盡可能地參與刑事追責過程，也可以有效提高裁判的接受度，避免被害人變成犯罪人。

被害人身份界定

被害人身份的認定關系到其享有哪些訴訟權利義務、能否進行刑事控告、能否進行追贓索賠以及能采取何種方式進行維權救濟等。

對被害人的認定，需要考慮下列幾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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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利益遭受侵害

刑事訴訟法中的被害人首先是合法權益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包括生命、健康、榮譽、尊嚴、財產權利和其他合法權利。

例如，性侵犯罪案件、污染環境犯罪案件、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案件、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往往就侵害了他人的權利，這些合法權利遭受侵害的人就可能成為刑事訴訟中的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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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為直接侵害

因犯罪行為侵害遭受損失的主體往往非常寬泛，但并不是所有因為犯罪行為而遭受侵害的人都可以成為刑事訴訟中的被害人，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是被害人的特征。間接受到侵害的人不屬于被害人的范疇。

例如，在故意殺人案件中，被害人已經死亡，被害人親屬的合法權益當然也受到了犯罪行為的侵害，但這種侵害是間接的，因此他們不屬于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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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自然人和單位

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那些只侵犯社會法益或者國家法益，沒有直接侵害自然人或者法人權益的犯罪，就沒有相關被害人。

例如，妨害社會管理類犯罪以及大部分持有型犯罪，侵害的是社會法益或者國家法益，不存在作為被害人的自然人或者單位。

實際上，雖然被害人身份的定義是簡單的，但司法實踐的具體個案中被害人身份的界定往往沒有那么清晰，認定被害人身份的裁判觀點也各有差異，尤其是對“直接侵害”的界定并不十分清晰。當前法律法規也沒有對被害人作出非常具體、明確的定義，導致被害人的界定經常出現分歧。

例如，在污染環境犯罪案件中，污染環境并不是直接針對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等權利的犯罪，但一定區域內的公民可能因此遭受生命權、健康權、財產權等切身利益損失。 這一類犯罪案件，理論上也是存在被害人的，權益受害的人也擁有救濟的權利，但司法實踐中對被害人的甄別界定并不統一。

又如，在妨害公務案件中，妨害公務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管理活動，但是，妨害公務犯罪行為往往會侵害執行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的人身財產權利，導致執行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遭受直接的人身損害或物質損失，此時，他們就屬于遭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依法應當認定為被害人。

例如，黃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案：

該案中，黃某作為××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計劃部經理，利用管理關聯公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庫存物料的職務便利，在處理物料過程中，收到李某等多家供應商報價后，認為李某的報價最高，于是要求李某按照他的指示調低報價重新報價。黃某將調低后的報價送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審批，確定李某中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照調低后的價格向李某購買涉案物料，黃某要求李某將原始報價與調低后的報價之間的差額轉賬至其個人賬戶，通過這種方式，將款項40萬元非法據為己有。

該案司法機關認定黃某的行為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則該行為侵害的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卻也直接導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經濟損失。此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被害人就存在較大爭議，其如何挽回經濟損失存在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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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的身份審查

部分案件中，被害人同時也參與、協助實施犯罪行為，他們被害人的身份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混同，隨時可能轉換身份。這種情況下，被害人身份的認定也是比較復雜的。

例如，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件中，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傳銷參與人可以認定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是眾多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傳銷參與人，卻不完全是被害人，其中部分傳銷參與人早已從被害人變成了傳銷實施者（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實踐中，傳銷參與人的被害人身份認定存在爭議，遭受損失的傳銷參與人往往難以用被害人的身份參與控告維權。

又如，在非法集資案件中，部分投資人主動參與，部分投資人被動參與；部分投資人遭受經濟損失，部分投資人由于參與時間很早，其不但沒有遭受損失，還獲得了較大的收益；部分投資人是普通的投資者，但部分投資人可能是職業的高利放貸人；部分投資人只有自己投資，而部分投資人還成為“代理”介紹其他人參與集資收取提成等，此類情況屢見不鮮。那么其中哪些集資參與人屬于被害人? 我國各地法院對集資參與人是否具有被害人屬性的裁判觀點并不統一，我國司法部門對集資犯罪被害人地位認定并不清晰。我們認為，這種情況可以考慮以集資案件認定犯罪金額的標準來評判參與人是否存在財產損失，該財產損失是否屬于被害人，如果集資參與人的財產遭受損失，則可以認定為被害人，如果集資參與人沒有遭受財產損失，則不宜認定為被害人。

司法實踐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是清晰的，案卷材料中必須有核查身份的專門協助核查程序，根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戶籍檔案等證據，能確定他們的身份。但是，被害人的身份經常是不確定的。除了侵害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可以直接確定被害人人數、身份之外，很多案件辦案機關并沒有詳細區分哪些是被害人、哪些不是被害人。如非法集資犯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污染環境罪等案件，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并沒有專門甄別被害人的程序。此類案件中是否存在具體被害人、誰是適格被害人，本身就存在爭議或者需要結合具體案情作出判斷。

因此，建立被害人的身份確認程序顯得尤為重要。只有確定了被害人有哪些人，被害人的訴訟權利才能落到實處。

身份界定對維權的影響

被害人的身份界定，對其控告維權、損失挽回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既決定了其能否以被害人的身份進行刑事控告，也決定了其刑事控告的策略、挽回損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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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能否控告

在大多數情況下，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都是被害人，但也有例外，并不是每一個因犯罪行為遭受損失的人都是被害人。有時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人也可能是共同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或者無意中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此時，他是否為被害人決定了其能否進行控告維權。

例如，金某自訴陳某重婚案：

該案中，金某認為，陳某在與其原配妻子的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故意隱瞞其已經有家庭的情況下，追求金某，并與金某形成事實婚姻，兩人同居生活。金某后來發現陳某有家庭，兩人才決定分手。而此時，金某與陳某已經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好幾年。金某想要通過刑事自訴陳某構成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我們對金某所講述的案件事實經過持懷疑態度進行審查，提出了兩個疑問：

其一，陳某如何能夠在照顧原家庭的同時與金某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好幾年? 陳某自己是有正常家庭的，還與妻子生育了幾個小孩，并且與其妻子、兒女、父母一起生活。他如何能夠在照顧該家庭之外，還以夫妻名義和金某同居生活好幾年，且未被發現? 對該疑問，金某表示，陳某因為工作原因，隔三差五就要出差，并不是每天都在家里生活。

其二，金某是否知道陳某是有婦之夫? 或者是否在知道陳某是有婦之夫后還繼續保持同居狀態? 對此，金某始終堅持認為，其起初并不知道陳某有家室，后來發現了陳某有家室，兩人還曾經同居過一段時間，只是兩人為此鬧矛盾，很快就決定分開。

于是，我們為金某分析認為：首先，金某與陳某并沒有合法的法律婚姻關系，因此，金某并不存在需要刑法保護的合法婚姻關系，其并不是刑法意義上的重婚罪被害人。真正遭受到侵害的是陳某與陳某妻子的合法婚姻關系，因此，能夠對陳某進行重婚罪刑事控告的人實際上是陳某的妻子，而不是金某。

其次，如果金某提起刑事自訴，而陳某在應訴過程中，其妻子極有可能會支持陳某作證，認為其與陳某并未分居，還可能會有很多證人證明，陳某并未與金某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甚至還可能證明金某知道陳某是有婦之夫。如果證據顯示，金某明知陳某是有婦之夫，還與之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則金某也可能涉嫌重婚罪。如果證據不足以證明金某明知陳某是有婦之夫，而是陳某隱瞞婚姻關系與金某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金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幫助了陳某實施重婚犯罪行為，金某不構成重婚罪的共同犯罪，但刑事自訴也無法成功。因此，雖然客觀上金某的利益遭受陳某重婚犯罪行為的損害，但其并不是被害人，不能進行刑事控告維權。 重婚罪又是自訴案件，金某難以通過舉報、控告等方式讓公安機關追究陳某重婚罪的刑事責任。因此，只要陳某的妻子不追究陳某重婚罪的刑事責任，陳某就難以被追究重婚罪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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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控告策略

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案件中，被害人身份確定后，其維權方式只能是刑事控告維權，通過刑事退賠的方式挽回損失，不能通過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進行維權。

最典型的是詐騙類、非法集資類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中規定：“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據此，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的具體內容，應當在判決主文中寫明;其中，判決前已經發還被害人的財產，應當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此可見，被害人的身份認定，直接決定了被害人具體能采取哪些維權措施，而被限定維權方式，無疑將直接影響被害人的切身利益。被害人身份對被害人維權并非百利而無一害。 在部分特殊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顯是不具備退賠能力的，一旦當事人被認定為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則只能向這個不具備退賠能力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償，被害人身份反而會對其權益保護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例如，甲公司、乙公司與張某糾紛案：

張某系甲公司的雇傭人員，甲公司老板安排張某去乙公司采購貨物，采購的貨物到貨后，甲公司根據張某提供的單據和貨物，向乙公司支付貨款。張某在采購過程中，虛構了采購需求，多拿走了乙公司的很多貨物，并予以低價售賣，且將這部分貨物的單據藏起來，被張某以這種方式非法占有的涉案貨物總金額超過 700 萬元。那么，本案誰才是被害人呢? 而且張某早已將低價售賣貨物所得的贓款揮霍，無力退賠。本案的被害人，無疑將遭受重大損失。

甲公司發現后主要訴求當然是止損，而不是要求追究張某的刑事責任。因此，甲公司采取刑事控告措施前，需要提前考慮刑事控告的罪名、甲公司的角色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影響。

其一，從民事責任角度來看，乙公司起訴甲公司，以張某構成表見代理為由，要求甲公司承擔償還貨款責任，甲公司敗訴的可能性很大，這是甲公司面臨的重大法律風險。

其二，從刑事責任角度來看，被害人只能先向張某進行追償，由刑事判決退賠。刑事退賠追償無果，被害人才能通過各種理由向相關方追償，訴訟過程復雜、訴訟結果具有很大不確定性。因此，本案的被害人究竟是甲公司還是乙公司，對他們的利益影響無疑非常重大。

如果認定甲公司是被害人，則刑事判決張某向甲公司退賠，那么乙公司還可以根據表見代理，民事起訴要求甲公司支付貨款。但如果認定乙公司是被害人，張某侵害了乙公司的財產權利，則刑事判決張某向乙公司退賠，乙公司再想通過另行提起民事訴訟方式向甲公司追償，無疑將困難重重，甲公司有更大的勝訴概率。因此，甲公司在處理張某的犯罪行為及引發的糾紛時，需要制定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糾紛解決策略。

其一，從罪名的選擇上，應當認為張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詐騙罪的被害人損失挽回方式，是張某的退賠，被害人不能通過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來解決。

其二，從身份的界定上，應當認為甲公司是證人身份，發現了張某詐騙乙公司的犯罪事實，因此向公安機關舉報。

其三，從甲公司與張某的關系上，張某是甲公司的雇傭人員，而不是甲公司的員工，張某與甲公司的關系是勞務關系而不是勞動關系，相應地，需要搜集甲公司與張某關系的相關證據材料，并向公安機關提交。以證明張某在完成甲公司的采購任務之余，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詐騙了乙公司的貨物。

最終，公安機關以張某涉嫌詐騙罪為由刑事立案調查。由此，在甲公司與乙公司就這 700 多萬元貨款損失責任承擔糾紛案件中，甲公司的勝訴率無疑大大增加。

刑事控告維權的優勢

隨著被害人權利意識的增強，社會法治化程度的提高，人們在遭受犯罪行為侵害時，用“拳頭”越來越難以解決問題，往往還會引發更多的法律糾紛。因此，被害人遭遇侵害時，更傾向于通過法律途徑維權。我們認為，相比于其他的維權方式，以刑事控告的手段進行維權往往是比較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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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能還原真相

因民事訴訟各方了解的事實真相非常有限，民事法庭主要依賴各方提供的書面材料，當事人都很少出庭，且很少接受高強度的審訊，因此事實真相難以查實而刑事案件偵查力度非常大，司法機關偵查的案件事實更加接近于真相。很多被害人通過民事維權難以獲得成功，雖知道案件事實真相，但苦于沒有足夠的證據，被害人的主張難以得到支持。 刑事控告維權借助司法機關的力量，能突破形式上的證據材料，直接調查表面證據背后的事實和行為，能最大限度地還原事實真相，比民事訴訟更可能實現維權訴求。

例如，A 公司與某銀行債權轉讓糾紛案：

該銀行原董事長與衣某商定，由銀行以單一資金信托的方式向B公司發放3億元貸款，A公司和B公司都被衣某實際控制，衣某通過各種影子公司，成為A公司的實際大股東，通過向A公司派駐董事的方式，取得A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并讓其下屬于某擔任A公司董事長。 同時在銀行以單一資金信托的方式向 B 公司發放 3 億元貸款業務中，衣某安排A公司與銀行簽訂《合作協議》，約定A公司屆期受讓單一資金信托項目的全部信托收益權，由A公司支付信托受益權轉讓價款3億多元，作為銀行發放貸款的擔保。銀行發放的3億元貸款全部都被衣某實際使用。后B公司逾期未還款，銀行要求A公司按照約定履行款項支付義務。

在訴訟過程中，衣某安排A公司董事長偽造A公司的印章，與銀行簽訂和解協議，法院根據和解協議制作調解書，后經過銀行的執行申請，法院對 A 公司采取強制執行措施。

A公司發現被法院強制執行后，更換了董事長，且迅速向公安機關進行刑事控告，控告A公司原董事長、衣某等人偽造A公司印章。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后，對侯某、衣某等人進行審訊。侯某供認其根據衣某的安排，私刻A公司公章與銀行簽訂和解協議，造成A公司被法院強制執行債權3億多元的犯罪事實。在A公司的溝通下，公安機關向執行法院出具告知函，告知侯某、衣某等人偽造A公司印章、相關和解協議所使用的印章并非A公司印章的犯罪事實，并建議法院中止對A公司的執行程序。

在該案中，A公司雖然得知公章被私刻，但只有印章不一致的事實和證據，并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印章被私刻的事實，對于印章基于什么原因私刻、由誰進行私刻、私刻后的印章存放在哪里等事實，通過民事訴訟手段均難以查實。這些事實只有通過刑事控告，由公安機關介入調查，才可能水落石出。 很快，公安機關將相關人員抓獲歸案，他們都如實供述私刻 A 公司印章的事實，并交出私刻的印章。A公司的公章被私刻的事實真相才被證實，刑事案件才能直接讓民事執行程序中止，這才為A公司后續進一步維權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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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大震懾力

民事訴訟過程中，證據的收集、審查、舉證質證工作全部都依賴于被害人的努力，而對方在長時間的民事訴訟過程中，日常生產生活幾乎不受影響，即使被害人經過民事訴訟一審、二審，最終取得勝訴的結果，也可能面臨執行難的問題。 由此可見，民事訴訟對被告產生的震懾力比較有限。

相比之下，刑事控告維權借助國家公權力的力量，對加害人的震懾力無疑更大。 一旦啟動刑事訴訟程序，被控告人很可能被采取強制措施，失去自由，這將直接影響他的生活、工作，甚至改變其人生軌跡。 司法機關的介入，讓被害人進行刑事控告維權比民事訴訟維權在效率、舉證責任分配、財產執行效率等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 而且，司法機關介入調查案件事實經過，加害者的所有掩飾措施，都難以奏效，加害人很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自由和財產都將面臨巨大的風險。

因此，被害人采取刑事控告的方式進行維權救濟，對加害人無疑具有更大的震懾力。

賴建東律師

宋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重大刑事部部長

一直專注于刑事案件的辯護與研究。

代表作：《全流程辯護》、《全方位質證》、《刑事控告實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