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 “不射之射”與“不教之教”

【能不憶江南按語】今日參加一個“教育沙龍”聚會，有參會者說：“杭州的名牌高中與名牌初中，其校長是夏衍筆下的‘拿摩溫’，是專門以‘武力’監督生產標準件的！”

“不射之射”與“不教之教”
金 新
獲得過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英國醫學教授約翰?格登，其在中學時竟然成績墊底。
熊丙奇認為：“格登之所以能從‘倒數第一’起步，到最終獲得諾獎，除了與其自身的努力堅持分不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處的環境，并沒有將其‘拋棄’，仍舊為其實現自己的理想、發展自己的興趣提供了空間。”
竊以為，這樣的結論當然不錯，但“不錯”未必好。
中國學生回到家里，家長都問：“你今天學了點什么？”而猶太學生回到家里，家長卻問：“你今天問了些什么？”
其實，善問實在是中國啟蒙教育的“拿手戲”。

且看《戴震難師》：“先生是年乃能言，蓋聰明蘊蓄者久矣。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塾師：‘此何以知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 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
梁啟超對“戴震難師”不無感慨：“此一段故事，非惟可以說明戴氏學術之出發點，實可以代表清學派時期精神之全部。蓋無論何人之言，決不愿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從眾人所不注意處覓得間隙，既得間，則層層逼拶，直到止境處；茍終無足以起其信者，雖圣哲父師之言不信也。此種研究精神，實晚世科學所賴以建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其能為一代學派完成配置之業固宜。”
“文字獄“猖獗的清朝，居然能出戴震這般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自然科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尤其是思想家)。

嗚呼，時過境遷矣！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葉圣陶先生針對當時教師普遍認為的課堂教學就是““一講一聽之間的事情”的錯誤看法，提出了“教是為了不教”的著名論斷，以“矯正”那種“滿堂灌”與“一言堂“的傳統教學模式。葉先生認定教給的應該是思路、方法、態度，這樣教是為了以后能夠自己學習，從而達到不用再教的目的。

不才對葉老的這一教育觀基本持肯定態度。
說“基本”，蓋因“‘不教’是為了‘教’”，似更符合教育的規律！
“教是為了不教”，乃前人“授人以漁，只供一飯之需；教人以漁，則終身受用無窮”的“換言之”。
教育是一門“舍”與“得”博弈的學問。
列御寇的《列子》有語：“至為為不為，至言為無言，至射為不射，不射之射。”莊子的《田子方》講到過類似“不射之射”的故事。
教育僅為“得”，為“射之射”；教育深悟“舍”，系“不射之射”。
紀昌起先太功利，他一心要成為天下第一的名射手與后來連自己用過的弓箭都不認得，相當于教育的兩重天——
應試與素質。
人接受教育是為了什么？
人這么用功努力是為了什么？
……
假如只是為了得個好分數、考個好學校、找個好工作、吃個皇糧的話；那么——
教育就變成了傳授知識的技術；教師就變成了教書匠，學生就變成了“標準件”。
報載：“有幾位來訪的美國大學校長與我國教育界高層領導會見，當被問到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中表現出的優缺點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基礎知識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可悲缺陷。”
工業領域，標準化或曰通用化程度越高，標準件就越多，行業成本就越低，盡管亦需避免過度標準化，導致行業產品種類單調，競爭低端化；教育領域，標準化之時，當為教育死亡之日。
就此而言，眼下中國有那么多所謂教育家的那么多學校，還有真正的些許教育嗎？
疑惑中。
“‘不教’是為了‘教’”；簡之，“不教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