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茨威格“二流作家”不“二流”

【能不憶江南按語】耍筆桿子的文人朋友中，《財新》的楊哲宇總是沒有新意不發言，比如他剛因文匯筆會的《巴爾扎克的咖啡壺》一文留言：“回頭看，我喜愛的作家，大多為‘二流作家’，如茨威格、毛姆、雷馬克。有的作家，承認他偉大，但興趣平平，典型如巴爾扎克、狄更斯。當然也有既偉大又心愛的，比如蘇東坡、蒲松齡、雨果。”楊老弟給“二流作家”加了引號，可見有特殊含義在焉。事實上，茨威格豈會在巴爾扎克之下？魯迅曾盛贊司馬遷的《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意思大抵是：”（《史記》乃）史學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絕學文章，好比沒有設韻腳的《離騷》。“這樣看來，司馬遷列入一流作家那應該是毫無疑問的。記憶中13年前某日上午為杭州文瀾中學的初中學生講完茨威格的《偉大的悲劇》后，下午替學軍中學一高三學生輔導古文而以《鴻門宴》為詞法古今異義、通假字、詞類活用、一詞多義與句法之特殊句式、固定句式之范例引申開去，晚上一杯烈性白酒下肚，上午與下午之授課內容“風馬牛相及”，遂花不到40分鐘一氣呵成《偉大的悲劇與鴻門宴》一文。記憶中以此文發給《雜文報》副總編輯劉晶，很快就在“讀書”版“出籠”，且為頭條。

“偉大的悲劇”與“鴻門宴”

金新

茨威格與司馬遷是不同時代不同國別的作家，蓋因傳記寫作共同癖好，蓋因《奪取南極的斗爭》之“偉大的悲劇”與《項羽本紀》之“鴻門宴”關系“風馬牛相及”，使之“同步”于拙文。文章題目似完全可以“‘紳士’與‘流氓’”來替而代之。

設立在南極南緯90°的科學實驗站取名為“阿蒙森—斯科特站”，是為了紀念人類歷史上最早到達南極點的兩名科學探險家──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國人斯科特。

為了“去爭取國家的榮譽”，一個多世紀前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國人斯科特進軍南極探險。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阿蒙森有幸捷足先登，斯科特則晚了將近五個星期。歷盡艱險到達極點，等待的卻是勝利者阿蒙森留下的國旗和信件，并要求他這個失敗者為其完成的業績作證，而斯科特居然接受了這項最冷酷無情的任務——“在世界面前為另一個人完成的業績作證，而這一事業正是他自己所熱烈追求的”。

在千萬年或曰太古以來人跡未至的南極點，斯科特盡可把阿蒙森的所有痕跡輕易抹去，稍作偽造，誰先踏足就將成為一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世紀懸案。

然而，斯科特注定不會，因為斯科特是“紳士”，不是“流氓”。

天朝的劉邦與項羽早在公元前便共同活生生地為“流氓”定了義項。

中國是一個盛行“鴻門宴”的大國，“WG”實在也是一場農民革命的深入演繹。

十分敬佩茨威格的獨特視角。他沒有著筆于阿蒙森的勝利和斯科特的失敗的原因：“前者憑借豐富的實踐經驗制訂計劃，后者則憑推理設想來制訂計劃。阿蒙森斷定，人的體力和西伯利亞矮種馬都無法抗御南極的嚴寒，惟有北極的愛斯基摩狗才能在極圈拉著雪橇前進，于是他用了20條膘肥體壯的狗勝利完成了去南極點的往返路程。而斯科特則主要用西伯利亞矮種馬和少量的愛斯基摩狗，結果，狗跑掉了，矮種馬凍死，使這支隊伍過早地接受了嚴峻的挑戰，在以后的時間里，他們只能靠人拉雪橇前進。這樣前進的速度就大打折扣，遭受滅頂之災也就成為必然了。”

茨威格在《奪取南極的斗爭》里對這些科學問題略而不談，而是用飽含深情的文學筆觸詳述了一個“偉大的悲劇”，從人類征服自然的崇高悲壯精神的角度來塑造具有強烈責任信托感的“紳士”形象。

司馬遷就相形見拙多了。

《項羽本紀》主要憑借“鴻門宴”表現項羽優柔寡斷或者心不狠手不辣的性格悲劇：“因為擊敗秦的主力，各路諸侯都聽命于他，承認他的‘霸主’地位，所以入關后一聽說先入咸陽的劉邦‘欲王關中’，觸犯了他的尊嚴，立即決定進攻；而在獲悉劉邦‘籍吏民，封府庫’，等待他來處理，便放棄了進攻打算。更由于自矜功伐，他不把劉邦視為主要對手，不想在席間殺死他，而劉邦又注意維護他的尊嚴，使他動了‘不忍’之心，對范增的多次暗示‘默然不應’，對項莊、項伯筵間舞劍也不表態。這種‘不忍’之心甚至使他對樊噲采取了格外寬容的態度：樊噲沒有資格與會，本可以叱出，但他理解樊噲的心情，反而賜酒。樊噲陳詞，雖有指責的話，但又把他看得比懷王更高，有‘求賞’之意，都合乎他的心理，他內心有愧而‘未有以應’，于是優禮有加，賜樊噲坐。自矜功伐而又‘為人不忍’，雖一時成功，最后終不免于失敗。”

同是寫失敗者，體現其許者人格與精神，由于作者之人格與精神的差異，認同感及其本質揭示是何等迥然。

一個崇尚“成王敗寇”的國度是很難產生茨威格這樣真正意義上的良知作家的。縱然宮刑讓司馬遷有了點所謂的“人民性”，《史記》堪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學者龔明德日前在《太原晚報》“語文”專刊上作《鐵凝<伊琳娜的禮帽>檢讀》一文，說是“幸得的一冊 《人民文學》是2009年第3期，頭條位置就是（最近）在浙江富陽榮獲‘首屆郁達夫小說獎’之‘短篇小說獎’的鐵凝一萬字的《伊琳娜的禮帽》。‘郁達夫故鄉’的官員們太心急，他們要把富陽弄得更熱鬧，就大手花錢買‘人氣’。鐵凝這一萬字的《伊琳娜的禮帽》僅獎金就是十萬元人民幣，招待費、機票和禮品開支也不會是幾千元小數可以打發的。嘆嘆，嘆嘆……”

龔教授應該清楚，“‘郁達夫故鄉’的官員”是些作家官員。

翻開浙江作協寄贈的2011年第1期大型文學月刊《江南》雜志，至封三，中云：“頒獎典禮當天，舉行（“舉行”與后之“論壇”動賓搭配不當）了題為‘江南遇到郁達夫’首屆郁達夫小說獎論壇，對‘文學獎項的公信度與生命力’等議題進行了研討。”

不知獲獎的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說了些什么？

不過無論理論還是實踐上鐵主席都是不便或不宜說的，官辦性質之中國作協之下屬單位浙江作協一定會非常體貼地安排很多衣著具有“紳士”風度的作家前來旁征博引“文學獎項的公信度與生命力”，否則亦太那個“此地無銀三百兩”抑或“隔壁阿三沒有偷”了。

想到了浙江打工者出生的作家李利忠的新書《是什么讓我們嚎啕大哭》。

“是什么讓我們嚎啕大哭”？

李先生未賜“墨寶”，沒有看過，不知道！

臆想倘若真的“江南遇到郁達夫”，郁達夫這位具有“紳士”風度的作家會如何？

看到亟需“文化‘救贖’”之文學界現狀，他肯定會嚎啕大哭以致痛不欲生！

“英國人愛德華·伯曼在他的《紳士生活》一書中為我們梳理了‘紳士’精神的源流：古代的騎士為他們君主的利益在戰場拼殺，忠心耿耿，但在戰場之外，騎士的生活又充滿浪漫，他們向淑女求愛，向惡徒拔劍，懷著一顆兼濟天下的心，奔走四方。1413年，英國國王亨利五世頒布一則申報財產的規定，文中第一次用了‘gentleman’（紳士）這個詞，其所指，就是騎士家庭里的年輕男人們。自此，‘紳士’也逐漸脫下騎士們那厚重的盔甲，成為一種獨立的人格品質。”

一個不具備“獨立的人格品質”之作家只能是“弄臣”，只能“是宮廷中唯一享有言論自由的人”，只能羞羞答答奢談“文學獎項的公信度與生命力”。

劉邦曾說過：“我是流氓，但張良、韓信為我所用。”

劉邦有劉邦的“流氓”式坦誠啊！

匆匆于2011年2曰25日凌晨